舆论空话解决不了异地高考问题异地中考与统一财政才是真问题-王韬

不宜将不同问题混为一谈

随着2012年底上海、广东等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似乎得以暂缓。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系统有各种问题，有研究教育制度史的学者愤恨地称：“学美国没学好，学苏联也没学好，又回头学美国，还是没学好。”甚至用“傲慢与偏见”这样的文艺词汇来分析原因。但不管什么问题，都必须切准脉门，分别对症下药。

尽管有“万般皆下品”之誉，但教育领域从来不是清高之地，而是建立在财政资源基础之上的。没有充足经费的保障，任何改革设想都是空谈。

据统计，2012年全国各级财政共提供教育经费22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仅3700亿，教育部所管辖的仅有1800余亿。教育经费来源的地方化，必然导致教育资源的地方化，地域差异和户籍歧视也就在所难免了。

现在多数媒体报道笼统称之为“异地高考”问题，但教育部门和教育从业人员一直抵制种叫法，因为“异地高考”这个词在专业领域是被用来指代“高考移民”的。教育部门内多使用“流入地高考”或“就地升学”。

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各省录取名额分配问题”以及随之引出的“高考移民”问题，与“随工子女就地教育问题”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录取名额分配，归根究底一个“钱”字

各省录取名额分配问题，外在表现也就是各省录取分数线悬殊问题，这是现在吵得最热、闹得最凶、议论声最大的问题。这其中确实存在不公平现象，但到底是不是严重到了走向制度设计的层面，还有待商榷。平等与平均之间并非等号，那些对迅速改变抱有过多期待的人，特别是高中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必然会失望吧。

与大众的感觉相反，各个大学对自己的招生名额分配，就没有想过要按人口平均分配，事实上一直都是按钱分配的。

大学的运作支持是很现实的问题。不管是当初的商品粮和副食品供应，还是如今的科研经费和产学研支持，没有现实基础支持，一切运转都将是空中楼阁。

1998年211工程启动之前，大学的招生名额分配是这样构成的：教育部院校，以各省市给中央财政上缴的份子钱比例分配为主+少量落后地区照顾+所在地地方支持的补偿。各工业部所属院校，以本行业在各省的企业和职工规模分布的比例分配为主+所在地地方支持的补偿。地方院校，以地方为主+少量落后地区照顾。

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工业部的解散，其所属院校改归地方。而在各地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之下，大学已经更加地方化了，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强。特别是重点大学，虽然名义上是教育部直属的，但实际上其经费来源正在日趋地方化，于是其招生名额也就日趋向地方倾斜。

目前，全国高校的经费来源大致处于这样的情况：

第一类，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全国顶尖大学，经费全部由教育部以中央财政拨发，但北京市政府也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保障。因此，在适度照顾所在地北京的贡献之外，其它绝大多数名额都对全国考生进行统一、平均的名额分配，是有条件做到，也应该做到的。目前对北京的招生名额照顾太多，这是应该改革，也是最能够改革的部分。

第二类，绝大多数重点大学，包括全国绝大多数985和大部分211院校。虽然理论上来说他们应该是教育部直属的“部属高校”，但一直在地方化。这一类大学，经费主要以三种来源为主：预算拨款，科研课题经费，学费学杂费。学费学杂费没什么可讨论，但前两项相当地地方化。就预算拨款而言，虽然理论上应该是教育部和所在地地方政府50%对50%，实际上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出资常常占到55-60%。而科研课题经费这一块，地方政府、科技部、本地企事业单位，大约各占三成，教育部只有一成的比例，因此来自中央财政的是四成，来自地方的是六成。

在如此地方化的经费来源之下，越来越多的重点大学，倾向于把近半数、甚至超过半数的招生名额提供给本地，以回报本地的大力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类，地方所属院校，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地方。这样不仅在本省招生不足为奇，居然还没有全部停止跨省招生，才是奇迹呢。

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改革举步维艰。不把数以千亿计的资金重新安排，变为以中央财政出资为主，让“部属高校”真的“部属”起来，招生名额分配地方化是不可能改变的，这绝非出一两个红头文件，就能随便改改。而如此大额的资金重新安排，对整个现有分税制财政体系是巨大的改动。但即便如此，仍有必要去改。

举例来说，2012年上海地方教育经费支出达700亿元之巨。这什么概念呢？

随便举两个人口和面积排名中游的省：2012年河北省全省地方教育经费支出为591亿，但河北省可是一个有七千多万人的人口大省。2012年四川省全省地方教育经费支出多一些，也不过665亿，而四川省也有八千多万人口。

而教育部的财政支持规模仅有1856亿元，还不足上海的三倍。地方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资金给学校，不要求更多的本地招生名额才是怪事。

再看国外，美国各州州立大学和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私立大学的招生，也都会向本地生倾斜，因为这些学校毕竟占用了本地各种资源。

而中国的高校地方化更为严重。高校对各省市的录取指标分配，又怎么可能均匀的起来呢？

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名义上的全国性大学几乎全都地方化了。真正的全国性大学，除了清华北大两所名校之外就没有了，而清华、北大偏偏过于照顾北京。

解决教育问题不能拣易畏难，必须明确中央出资规模

事实上高考招生有问题，源头在中考。现在教育部门只乐于谈论“流入地高考”，而不愿意谈论“流入地中考”，原因在于高中不是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回避地方要求中央掏钱的呼声。

但如果没有“流入地中考”，连本地的高中学籍也没有，谈论“流入地高考”岂不是“镜花水月”？总不能改来改去，最后便宜了“高考移民”吧？

而一旦涉及“流入地中考”，那么就一定会涉及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问题。在高速城市化时期，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随工子女就地入学、就地升学，其财力保障都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绝非小数目。

在我国目前的财政和教育格局下，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主要由最基层的区县政府负责。仅仅从直接方面说，外来人口在本地工作，对本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子女当然应该有平等就地入学权利。但外来人口贡献的财政税收，主要被中央（国税）、省和地市取走，最基层的区县政府获得的比例很小，但却要负担几乎全部外来随工子女的教育成本，他们当然不愿意，也缺乏超负荷负担的能力。

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性的利益，理应分别拿出资金支持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因为各级财政的重新安排比较困难就绕着走。

目前从全国来看，只有上海从2008年起开放外来人口随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就地入学，并由市级财政统一补助。但财政投入问题也很不乐观：

由于多年计划生育执行优良，上海总人口保持稳定，随着生育高峰过去，中小学软硬件都已逐渐宽裕。但从2008年起，外来人口随工子女可以就地入学上海公立中小学，以及升学中专中职学校后免学费入读。仅仅是现行的尚有限制的开放，2008年当年就支出了额外教育经费六十多亿元，2012年进一步增加至约90亿元。90亿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可以全额养一整所清华大学了，普通“211”大学可以养三四所了。那么各地是愿意多养几所大学，还是“做好事不求名”的接收大量农民工子女入学呢？答案显而易见。

而且随工子女的涌入，立刻让上海公立中小学回到了十几年前班级庞大、课堂拥挤、师资不足的时代。如果进一步放开，就要满足更多的就读需求，就得额外再拨出巨款扩建学校，增添软硬件。即便是上海这样富裕的地方，也难以全部承担。

而在全国数以百计的各流入地城市，以当地薄弱的区级财政要想承担这么沉重的财政负担，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属于国家战略，国家从中获益更大，那么国家怎么能只动嘴不出手呢？

目前有些教育专家反对把制定门槛的权限下放给地方，主张中央统一制定门槛。虽然用意是好的，但如果后面没有中央财政的统筹安排处置，就算指定一个全国统一标准，也是执行不了的一纸空文。

外来人口随工子女，特别是底层农民工子女，他们本来就是中国最需要国家支持帮助的那部分低收入群体。在教育问题上，明确由国家财政出资规模，保证当地能够承受这样的入学规模，来帮助他们能够顺利就地入读中小学。读的了、读得好，这是一件有战略意义的正确的事。

综上，建立中央统一财政下的全国教育体系才是解决之路。

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第一，减少清华、北大在北京的招生比例，将绝大多数名额在全国不分省份的统一考试招生。

第二，教育部（以及中央财政）不能小气，要选择一些名校，大力增加对其投入，逐渐恢复“部属高校”的应有状况，重新成为全国性大学，进而推动其招生名额不再地方化。

第三，就算是地方所属院校，教育部也应当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提升规模和水平，减少他们与重点大学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放任他们越来越本地化和二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