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的抗争“艺术”-吕德文
钉子户抗争是一门技术,很多抗争技术都是就地取材,由于被实践证明具有实效性,被各地的钉子户广泛采用,成为固定的抗争手段。
抗争需要技术
抗争技术,尤其是已成固定剧目的技术,一般都具有刚柔相济的特征。大多数情况下,钉子户抗争只是宣示其逐利的目的,因此,其行为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既要保证不与拆迁方彻底闹翻,又要传达其获取更多利益的决心。
通常情况下,“家庭困难”是一个首选策略,因为这一策略既可以达到钉子户示弱的目的,是一个柔性策略,又可以达到将钉子户置换成“困难户”的效果。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下,“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有必然联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不能置弱势群体于不顾。这一技术并不容易奏效,因为在拆迁补偿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即便是原来足够贫困的家庭也可因拆迁而一夜暴富。
近日出现的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罗宝根宣称政府的拆迁补偿款过低,“家庭困难”无法重新盖楼,媒体一开始的报道也普遍聚焦于此,可稍微琢磨一下当地政府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罗宝根可以获得几百万元的补偿,说其一夜暴富一点也不夸张。前两年武汉土库村的被拆迁户童贻鸿,成为该地500余户被拆迁户中的唯一一户钉子户,其重要理由之一也是家有一个脑瘫儿子,需要几十万治疗费用。可按照政府的拆迁补偿方案,童家可获千万补偿,童家则要求获得3000万补偿,童家显然不困难,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至于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改造,每一次改造都要制造几十个千万、亿万富翁,已经不是新闻。
既然“示弱”已无意义,那么就得显示其获利决心,这一决心的客观指标是时间以及与拆迁方的接触频率,而其技术要领则是“拖”。通常情况下,钉子户要适当拉开自己的要价与政府设定的补偿标准之间的距离,因为距离过小,政府无需做太多工作,被拆迁户根本就无可能成为钉子户,距离过大,又显得过于无理,很容易激怒政府,使其很可能不予理会,最后以强制手段予以解决。
一个聪明的钉子户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在刚柔相济中“走钢丝”,稍有不慎,满盘皆输,因此,其技术选择极为重要。选择的手段太过于柔弱,仅仅说几句狠话是没有意义的,很难引起注意,也容易为简单的拆迁技术所化解。绝大部分被拆迁户早早地就签订协议,除了预期要价与拆迁补偿标准的距离比较接近的原因外,还与熟人社会逻辑密切相关。
比如,一个在乎自己面子的人,很难成为集体行动中的异类,更难以忍受唯利是图的风言风语,他们或者迫于政府派来做工作的熟人(一般都是有交情的亲戚朋友)的软磨硬泡而屈服,或者屈服于社区和拆迁方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风言风语。选择的手段过于强硬也是失策的,容易激起政府的反弹。从补偿距离的角度上看,一部分被拆迁户本无必要拖到最后成为钉子户,原因在于被拆迁户一开始采取的手段过于激烈,迫使地方政府也采取 “拖”字诀,让其感到社会压力。
宜黄事件中的钟家是个典型, 钟家还在拆迁工作的初期即采取了过于强硬的手段,其家人不断上访,找媒体曝光,甚至将记者带到相关部门,这当然让地方政府无法忍受,判定其是无理取闹,最终酿成悲剧。相反,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杨武、吴苹夫妇却将“走钢丝”走得极为平稳,一点也不凶险。夫妇俩并未说过狠话,且积极配合与开发商的谈判,为了充分掌握主动权,杨、吴从未报出自己货币补偿的底价,而是让对方不断出价,其要求是要原地还建,如果不是吴苹为了规避风险坚决要求在安置协议上加盖一个章,根本就不会出现最牛钉子户的网络轰动。即便是到了最后,杨武也只是依靠拳头坚守那一栋楼,加上吴苹适时引入媒体关注,标志性的红旗、标志性的语言,软中带硬,让开发商尽管获得了行政仲裁的支持也不敢贸然强拆。重庆“最牛钉子户”终于获得了胜利。
媒体在呈现钉子户抗争的镜头时,总是喜欢呈现那些失败的惨烈的抗争技术,比如自焚。自焚往往是最为激烈的抗争手段,但这一技术明显刚烈有余、柔性不足。尽管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传达钉子户的抗争决心,最大可能地震慑拆迁方,并有可能暂时终止强拆行为,但是,这一技术实际上是一个死局,它不仅将钉子户抗争逼入绝境,也将地方政府逼入墙角。正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敢于强拆,肯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之所以为自焚行为所震慑,并不表示屈服于钉子户的要价,而是为了避免对发生恶性事件及公共事件的政治和行政担责。况且,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既然自焚只是一种抗争技术,那么没有一个钉子户会真正自焚,这一行为很难让地方政府完全满足钉子户的要求。如果钉子户有经验,那么,他就应该有所妥协。
大多数自焚事件的发生, 都是意外,非常残酷的是,这一意外对于钉子户而言,是彻底的抗争失败,但对于地方政府或拆迁方而言,却是彻底地将拆迁僵局解套了。因为大凡要采取自焚策略的钉子户,绝对是少数,地方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支付少数超标准的拆迁补偿,他们缺少的是支付的理由,而死人是一个最好的理由。更有甚者,如果地方政府不想当好人,它甚至可以倒打一耙,以暴力抗拆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名义彻底制服钉子户。
200 9年11月13日,成都的唐福珍在强拆现场自焚,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地政府事后仍然将此事定性为暴力抗法,只是象征性地将现场指挥的执法局长免职,并且,免职的理由与以死抗争无关,而是现场处置不力。宜黄事件也极为典型,2010年9月10日钟家几个家人在拆迁现场疑似自焚,三个人不慎烧伤,其中一人在几天后救治无效死亡,宜黄县政府在两天后的情况说明中也将所有责任归于钟家,甚至还暗示可以追究其危害公共安全的责任。如果不是媒体较早地介入此事,钟家的遭遇可能与唐福珍一家如出一辙。

浙江温岭的“最牛钉子户”
媒体与钉子户
可见,无论抗争技术多么高超,也容易被更为精巧的拆迁技术化解。但是,绝大多数媒体介入的钉子户抗争事件,钉子户都会陡然间占据优势,而地方政府则转为被动,这是为何?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绝大多数媒体报道的倾向都极为明确,都站在钉子户一边为其伸张权利,无形当中改变了钉子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媒体联盟的钉子户变得异常强大,受到媒体质疑的地方政府则变得异常弱势,因为跳出具体的拆迁工作,地方官员得承担公共事件带来的问责危机,拆迁公司也得避免其声誉受到损害,而媒体介入天然具有公共性。直接的原因则是许多钉子户在媒体关注下创造更多的抗争技术,让传统拆迁技术无以化解。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是个典型的公共事件,媒体介入激发了钉子户抗争技术的创造。比如,楼顶上挥舞的红旗,曾是拳击手的杨武坚定有力的姿势,吴苹层出不穷的经典权利话语,都成为过后钉子户抗争的固定剧目,事后台湾某地的拆迁现场,也出现了钉子户房顶上挥舞红旗的抗争剧目。在这些抗争表演的狂轰滥炸下,拆迁方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尽管有强拆的法律依据,但最终却迫于舆论压力向钉子户妥协。
前已述及,正常的钉子户抗争事件,自焚是最后一道剧目,地方政府在这个抗争表演过后,反而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化解僵局,但宜黄事件是个例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9月10日的事件,也是钟家抗争的一部分。因为当天并没有强拆的迹象,钟家采取“自焚”的抗争技术,条件是不成熟的。真正让人赞叹的是,几天之后钟家与媒体密切配合,创造了诸多抗争剧目,比如,机场围堵(微博直播)、抢尸事件等,尤其是机场围堵事件,如果没有媒体的配合,如提供技术(微博)、设定剧目(女洗手间通话),宜黄事件不会轰动一时。也正是在媒体的配合下,自焚事件之后的钟家反而创造出新奇的抗争技术,并最终迫使抚州市政府出面化解。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自始至终都未曾向钉子户妥协,而是向媒体和社会压力妥协,因为地方政府对宜黄事件的定性从未改变。
媒体报道不仅激发了钉子户创新抗争技术的热情,且将个体的钉子户抗争事件转化成为公共事件,可问题是,媒体并不是对所有钉子户抗争事件都有报道热情,宜黄事件在发生疑似自焚事件以前,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事件,其间也有媒体的零星报道,但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因此,从媒体的角度上看,只有那些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才值得介入,因此,同样残酷的是,恰恰是那些已发生强拆、尤其是已经出现恶性事件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媒体才会积极介入,诸如唐福珍事件、宜黄事件,这对于钉子户抗争的本意而言,已经迟了。
如果没有恶性事件,那一定要找一些噱头博取眼球。比如,2010年5月,武汉东西湖区一农民自制土炮,并在田地里盖了“炮楼”抗强拆,媒体将之与阿凡达相比较,作为炒作的典型;2010年11月20日,武汉土库村的钉子户童贻鸿将拆迁人员砸伤,在新京报记者的配合下打“飞的”到北京自首,又制造了一个噱头。只是,这些抗争表演并没有持续性,对于拆迁方来说,只要忍一忍,就可挺过去,但对于媒体来说,炒作具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媒介动员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因此,童贻鸿一开始以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却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刑4年,判赔19万余元,媒体的报道丝毫不影响司法判决,因为这一过程已与钉子户抗争没有多大关系。更有甚者,媒体报道对钉子户可能还是帮倒忙,2012年11月下旬曝光的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事件,对钉子户罗宝根并非好事,因为随着拆迁信息的披露,罗宝根做钉子户的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罗宝根终于迫于压力签订拆迁协议。
从根本上说,媒体和钉子户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钉子户抗争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媒体关心的是将钉子户抗争个案操练成公共事件,以达成特定的目标,两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联盟,共同向地方政府施压,比如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钉子户有通过媒体报道抗拒强拆,迫使拆迁方接受其要求的诉求,媒体也有通过此事件宣传《物权法》的需求,两者一拍即合,钉子户与媒体之间达成了双赢的效果。但是,一旦两者的目标出现竞争,这一联盟必然破裂,比如,武汉土库村的钉子户童贻鸿和新京报合作了一次打“飞的”的噱头之后,因抗争表演的不可持续性,媒体无法再继续报道。宜黄事件最为典型,疑似“自焚”事件很可能是钟家为配合媒体报道做出的抗争表演,当这一表演出现意外后,两者进行了更加紧密的配合,导演了“机场堵截”、“抢尸事件”、“微博直播”等剧目,而一旦抚州市政府满足钟家诉求后,钟家立马退出了抗争表演,媒体报道也逐步减少。因此,媒体介入并不是钉子户抗争技术里的杀手锏,利用这一技术的成本极高,效果也难以保证。
从媒体报道的钉子户抗争事件来看,大多数钉子户都没有掌握抗争的艺术,因为没有掌握好刚柔相济的原则,未能在“踩钢丝”的过程中保持平衡,最终出现了诸多悲剧。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