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的抗争“艺术”-吕德文

钉子户抗争是一门技术，很多抗争技术都是就地取材，由于被实践证明具有实效性，被各地的钉子户广泛采用，成为固定的抗争手段。

抗争需要技术

抗争技术，尤其是已成固定剧目的技术，一般都具有刚柔相济的特征。大多数情况下，钉子户抗争只是宣示其逐利的目的，因此，其行为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既要保证不与拆迁方彻底闹翻，又要传达其获取更多利益的决心。

通常情况下，“家庭困难”是一个首选策略，因为这一策略既可以达到钉子户示弱的目的，是一个柔性策略，又可以达到将钉子户置换成“困难户”的效果。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下，“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有必然联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不能置弱势群体于不顾。这一技术并不容易奏效，因为在拆迁补偿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即便是原来足够贫困的家庭也可因拆迁而一夜暴富。

近日出现的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罗宝根宣称政府的拆迁补偿款过低，“家庭困难”无法重新盖楼，媒体一开始的报道也普遍聚焦于此，可稍微琢磨一下当地政府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罗宝根可以获得几百万元的补偿，说其一夜暴富一点也不夸张。前两年武汉土库村的被拆迁户童贻鸿，成为该地500余户被拆迁户中的唯一一户钉子户，其重要理由之一也是家有一个脑瘫儿子，需要几十万治疗费用。可按照政府的拆迁补偿方案，童家可获千万补偿，童家则要求获得3000万补偿，童家显然不困难，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至于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改造，每一次改造都要制造几十个千万、亿万富翁，已经不是新闻。

既然“示弱”已无意义，那么就得显示其获利决心，这一决心的客观指标是时间以及与拆迁方的接触频率，而其技术要领则是“拖”。通常情况下，钉子户要适当拉开自己的要价与政府设定的补偿标准之间的距离，因为距离过小，政府无需做太多工作，被拆迁户根本就无可能成为钉子户，距离过大，又显得过于无理，很容易激怒政府，使其很可能不予理会，最后以强制手段予以解决。

一个聪明的钉子户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在刚柔相济中“走钢丝”，稍有不慎，满盘皆输，因此，其技术选择极为重要。选择的手段太过于柔弱，仅仅说几句狠话是没有意义的，很难引起注意，也容易为简单的拆迁技术所化解。绝大部分被拆迁户早早地就签订协议，除了预期要价与拆迁补偿标准的距离比较接近的原因外，还与熟人社会逻辑密切相关。

比如，一个在乎自己面子的人，很难成为集体行动中的异类，更难以忍受唯利是图的风言风语，他们或者迫于政府派来做工作的熟人（一般都是有交情的亲戚朋友）的软磨硬泡而屈服，或者屈服于社区和拆迁方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风言风语。选择的手段过于强硬也是失策的，容易激起政府的反弹。从补偿距离的角度上看，一部分被拆迁户本无必要拖到最后成为钉子户，原因在于被拆迁户一开始采取的手段过于激烈，迫使地方政府也采取 “拖”字诀，让其感到社会压力。

宜黄事件中的钟家是个典型， 钟家还在拆迁工作的初期即采取了过于强硬的手段，其家人不断上访，找媒体曝光，甚至将记者带到相关部门，这当然让地方政府无法忍受，判定其是无理取闹，最终酿成悲剧。相反，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杨武、吴苹夫妇却将“走钢丝”走得极为平稳，一点也不凶险。夫妇俩并未说过狠话，且积极配合与开发商的谈判，为了充分掌握主动权，杨、吴从未报出自己货币补偿的底价，而是让对方不断出价，其要求是要原地还建，如果不是吴苹为了规避风险坚决要求在安置协议上加盖一个章，根本就不会出现最牛钉子户的网络轰动。即便是到了最后，杨武也只是依靠拳头坚守那一栋楼，加上吴苹适时引入媒体关注，标志性的红旗、标志性的语言，软中带硬，让开发商尽管获得了行政仲裁的支持也不敢贸然强拆。重庆“最牛钉子户”终于获得了胜利。

媒体在呈现钉子户抗争的镜头时，总是喜欢呈现那些失败的惨烈的抗争技术，比如自焚。自焚往往是最为激烈的抗争手段，但这一技术明显刚烈有余、柔性不足。尽管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传达钉子户的抗争决心，最大可能地震慑拆迁方，并有可能暂时终止强拆行为，但是，这一技术实际上是一个死局，它不仅将钉子户抗争逼入绝境，也将地方政府逼入墙角。正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敢于强拆，肯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之所以为自焚行为所震慑，并不表示屈服于钉子户的要价，而是为了避免对发生恶性事件及公共事件的政治和行政担责。况且，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既然自焚只是一种抗争技术，那么没有一个钉子户会真正自焚，这一行为很难让地方政府完全满足钉子户的要求。如果钉子户有经验，那么，他就应该有所妥协。

大多数自焚事件的发生， 都是意外，非常残酷的是，这一意外对于钉子户而言，是彻底的抗争失败，但对于地方政府或拆迁方而言，却是彻底地将拆迁僵局解套了。因为大凡要采取自焚策略的钉子户，绝对是少数，地方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支付少数超标准的拆迁补偿，他们缺少的是支付的理由，而死人是一个最好的理由。更有甚者，如果地方政府不想当好人，它甚至可以倒打一耙，以暴力抗拆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名义彻底制服钉子户。

200 9年11月13日，成都的唐福珍在强拆现场自焚，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地政府事后仍然将此事定性为暴力抗法，只是象征性地将现场指挥的执法局长免职，并且，免职的理由与以死抗争无关，而是现场处置不力。宜黄事件也极为典型，2010年9月10日钟家几个家人在拆迁现场疑似自焚，三个人不慎烧伤，其中一人在几天后救治无效死亡，宜黄县政府在两天后的情况说明中也将所有责任归于钟家，甚至还暗示可以追究其危害公共安全的责任。如果不是媒体较早地介入此事，钟家的遭遇可能与唐福珍一家如出一辙。

浙江温岭的“最牛钉子户”

媒体与钉子户

可见，无论抗争技术多么高超，也容易被更为精巧的拆迁技术化解。但是，绝大多数媒体介入的钉子户抗争事件，钉子户都会陡然间占据优势，而地方政府则转为被动，这是为何？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绝大多数媒体报道的倾向都极为明确，都站在钉子户一边为其伸张权利，无形当中改变了钉子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媒体联盟的钉子户变得异常强大，受到媒体质疑的地方政府则变得异常弱势，因为跳出具体的拆迁工作，地方官员得承担公共事件带来的问责危机，拆迁公司也得避免其声誉受到损害，而媒体介入天然具有公共性。直接的原因则是许多钉子户在媒体关注下创造更多的抗争技术，让传统拆迁技术无以化解。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是个典型的公共事件，媒体介入激发了钉子户抗争技术的创造。比如，楼顶上挥舞的红旗，曾是拳击手的杨武坚定有力的姿势，吴苹层出不穷的经典权利话语，都成为过后钉子户抗争的固定剧目，事后台湾某地的拆迁现场，也出现了钉子户房顶上挥舞红旗的抗争剧目。在这些抗争表演的狂轰滥炸下，拆迁方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尽管有强拆的法律依据，但最终却迫于舆论压力向钉子户妥协。

前已述及，正常的钉子户抗争事件，自焚是最后一道剧目，地方政府在这个抗争表演过后，反而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化解僵局，但宜黄事件是个例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9月10日的事件，也是钟家抗争的一部分。因为当天并没有强拆的迹象，钟家采取“自焚”的抗争技术，条件是不成熟的。真正让人赞叹的是，几天之后钟家与媒体密切配合，创造了诸多抗争剧目，比如，机场围堵（微博直播）、抢尸事件等，尤其是机场围堵事件，如果没有媒体的配合，如提供技术（微博）、设定剧目（女洗手间通话），宜黄事件不会轰动一时。也正是在媒体的配合下，自焚事件之后的钟家反而创造出新奇的抗争技术，并最终迫使抚州市政府出面化解。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自始至终都未曾向钉子户妥协，而是向媒体和社会压力妥协，因为地方政府对宜黄事件的定性从未改变。

媒体报道不仅激发了钉子户创新抗争技术的热情，且将个体的钉子户抗争事件转化成为公共事件，可问题是，媒体并不是对所有钉子户抗争事件都有报道热情，宜黄事件在发生疑似自焚事件以前，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事件，其间也有媒体的零星报道，但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因此，从媒体的角度上看，只有那些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的事件，才值得介入，因此，同样残酷的是，恰恰是那些已发生强拆、尤其是已经出现恶性事件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媒体才会积极介入，诸如唐福珍事件、宜黄事件，这对于钉子户抗争的本意而言，已经迟了。

如果没有恶性事件，那一定要找一些噱头博取眼球。比如，2010年5月，武汉东西湖区一农民自制土炮，并在田地里盖了“炮楼”抗强拆，媒体将之与阿凡达相比较，作为炒作的典型；2010年11月20日，武汉土库村的钉子户童贻鸿将拆迁人员砸伤，在新京报记者的配合下打“飞的”到北京自首，又制造了一个噱头。只是，这些抗争表演并没有持续性，对于拆迁方来说，只要忍一忍，就可挺过去，但对于媒体来说，炒作具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媒介动员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因此，童贻鸿一开始以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却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刑4年，判赔19万余元，媒体的报道丝毫不影响司法判决，因为这一过程已与钉子户抗争没有多大关系。更有甚者，媒体报道对钉子户可能还是帮倒忙，2012年11月下旬曝光的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事件，对钉子户罗宝根并非好事，因为随着拆迁信息的披露，罗宝根做钉子户的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罗宝根终于迫于压力签订拆迁协议。

从根本上说，媒体和钉子户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钉子户抗争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媒体关心的是将钉子户抗争个案操练成公共事件，以达成特定的目标，两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联盟，共同向地方政府施压，比如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钉子户有通过媒体报道抗拒强拆，迫使拆迁方接受其要求的诉求，媒体也有通过此事件宣传《物权法》的需求，两者一拍即合，钉子户与媒体之间达成了双赢的效果。但是，一旦两者的目标出现竞争，这一联盟必然破裂，比如，武汉土库村的钉子户童贻鸿和新京报合作了一次打“飞的”的噱头之后，因抗争表演的不可持续性，媒体无法再继续报道。宜黄事件最为典型，疑似“自焚”事件很可能是钟家为配合媒体报道做出的抗争表演，当这一表演出现意外后，两者进行了更加紧密的配合，导演了“机场堵截”、“抢尸事件”、“微博直播”等剧目，而一旦抚州市政府满足钟家诉求后，钟家立马退出了抗争表演，媒体报道也逐步减少。因此，媒体介入并不是钉子户抗争技术里的杀手锏，利用这一技术的成本极高，效果也难以保证。

从媒体报道的钉子户抗争事件来看，大多数钉子户都没有掌握抗争的艺术，因为没有掌握好刚柔相济的原则，未能在“踩钢丝”的过程中保持平衡，最终出现了诸多悲剧。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