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北京的傲慢与偏见-刘远举
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近10年来，随着这种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规模变大，在时间上的沉淀效应也显现出来。一部分外地人在当地上班、纳税，社会、经济关系也在当地生根，子女也在当地接受教育、甚至出生，但是，他们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当地人，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与此同时，由于统一高考制度崩解，不同地方不仅试卷难度不同，考试科目、分值、结构也千差万别，这就造成了在当地接受教育的学生无法再回到家乡参加高考，异地高考的纷争由此产生，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所言，这是一个“客观的、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在舆论的压力、家长的呼吁、学者的努力，乃至教育部的要求下，各地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截至2013年1月1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已公布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其中，浙江、江苏等地的政策收获颇多赞誉。而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堡垒，出台的政策最为引人关注。
上海将于2014年实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该方案和《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相衔接，进城务工人员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并达到一定积分的，随迁子女可在沪接受相应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广东则延后两年，从2016年起在广东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参加高考，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和前两个城市比起来，北京出台的政策让人大跌眼镜。根据北京出台的政策，从2014年起，同样是要求持北京市居住证明与合法稳定的住所，同样是要求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同样是要求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同样要求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但是，却只能参加高职、专升本、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高等教育、开放大学等考试。
其实，北京的这种吝啬和傲慢是有其深层原因的。异地高考政策本质是一个地方如何对待外来劳动力。从此次出台的异地高考的准入标准来看，异地高考有着严格门槛，需要父母有稳定的工作，固定居住地，缴纳社会保险等。有人觉得此标准太高，不能覆盖外来打工的农民工子弟，实际上，异地高考从来都不是面向农民工的，从最初的呼吁开始，以及现实中的受益者，都是高端人力资源流动、沉淀的结果。只有这一群体的子女，才能在高考之前的12年教育中，达到和本地学生竞争的实力。这一群体的共同特点，就是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进行着身份赎买的外来人员。
所谓身份赎买，即外来人员，通过长期工作、交纳个税、交纳社保，按某种既定的、公开的程序，取得北京绿卡、上海人才引进居住证，进而取得一定程度上的上海户籍人口权益的过程，即对当地身份的赎买。
实际上，身份赎买一直在进行，外来人口对身份的赎买本身就是某一地区身份价值的来源。六朝古都、民国首都南京，一旦在政治、经济领域被北京取代之后，没有外来人口持续性的涌入、赎买当地身份，其身份吸引力随即下降。作为一个小渔村的深圳，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赎买身份，让当地身份的价值从无到有，仅用了20年时间，即变得炙手可热。上海在现收现付制度的社保压力下，放宽对外来人口的身份限制，从宏观而言，就是一种放开对身份的赎买，进而维持上海本地身份的价值——高社保供给。如果给一个形象化的场景的话：一个有着养老医疗压力但无需教育资源的上海老人，通过出卖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资源换取医疗资源，从表面上看来，这从数量上稀释了当地身份，但实际上却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
虽然这种赎买，使学生本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却追溯到父母的能力强弱和穷富，成为另类拼爹，但如果我们先撇开对户籍制度的批判，以实然的态度承认户籍已经在历史中盘根错节，那么从社会逐渐进步，而非剧烈裂变的意义上看，这种赎买是有进步意义的。
既然是赎买，那么当地出售的是教育资源，而购买者付出的则是各种对当地的贡献，而这些贡献是城市所需要的。比如支付的社保、技能、资金、关系。从这个角度，政府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反映了当地政府对外来劳动力以及相关资源的渴求程度。
显然，北京和上海、广州，是类型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在改革停滞、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其巨大的政治资源是城市繁华发展的源泉。而上海、广州则相对处于更大的地方竞争压力之下，上海有苏州、杭州的竞争，广州则直面香港。相比上海市政府感叹为什么马云选择了杭州而没有选择上海，北京市政府则没有这种感叹，也无需这种感叹。北京不需要和周边城市竞争，北京的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行政优势，有赶不走、禁不了的驻京办、有发改委外长串的车流，有无数媒体前赴后继的北迁，有无数大型垄断国企的总部。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北京，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却最吝啬。因为，高高在上的北京，没有任何压力使之需要弯下腰去竞争外来劳动力身上的各类导致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这虽然是一个实然之事，但绝非理所当然的应然，也绝非国家之福。
用历史观和整体观看中国的地区差异，中国经济有今天的布局既是来自计划经济下的地区分工安排，来自国家的大计划调配，来自政策、剪刀差、审批，也是近30年贯彻“允许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的发展逻辑的结果。那么，现在“先富帮后富”也是一个发展的必然。
对于这个历史的必然，早在30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论述，做出了历史的庄严承诺：“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由此可见，发达地区有着倾斜教育资源的义务。广州、上海周边都是相对富裕地带，城市群已具有一定规模，而北京周边形成的却是环北京贫困带，习近平驱车300公里，就能看到真的贫困。从这个角度出发，北京对周边的带动不足，肩上的责任和义务也更重。一般而言，劳动力寻求打工的大城市都是在家乡范围的中心城市，那么，给予在北京的随迁子女更多的教育资源，是北京带动周边地区的一个必然途径，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途径。而且，高校对于地方有着想而易见的外部性，得全国英才而育之然后留之，既可促进经济发展更加均衡，也能使地方得益，北京市政府应该认识到教育的投入绝非单纯的福利，而是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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