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进步还是照旧——共和制、君主制、伊斯兰主义的漩涡-魏峰

在“阿拉伯之春”之初，无论是阿拉伯国家内部还是中东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中，主流舆论大都是全面地正面地评价这次运动，欢呼这是在阿拉伯国家之中，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不仅是阿拉伯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也打破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与民主制不可能共存的说法，对于全球民主化的贡献也不可估量。乐观者更预计，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中产阶级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将给中东真正打开通往稳定、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但随着运动热情的逐渐退去，更多现实的问题不断浮现，对阿拉伯之春的评价开始出现分化。首先被质疑的，就是这次阿拉伯之春真的是由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所决定的吗？而这场运动又真的会将中东引入一个更民主，也更进步的新阶段吗？

“阿拉伯之春”的成败仍然由外力所决定

毫无疑问，这次受“阿拉伯之春”运动影响最大的几个国家，都有相似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政治上，往往都是一个社会基础狭窄的执政党，或是基于宗派、部族基础的小集团长期完全控制着整个国家，不受也不允许其他人质疑和挑战。考察和晋升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基于对上级的忠诚度和私人联系的紧密与否，政绩、能力和操守反而是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结果就是，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官僚阶层都被多数人民认为腐败且无能，甚至很大部分的社会精英都感到自己被排斥在真正的权利阶层之外；

更基本面的社会、经济因素，是中东经济多年来增长乏力，除了少数产油大国外，大都长期处于慢性停滞状态，加之分配不均不公，贫富分化严重，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不但生活艰辛，而且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缺乏，让太多人心存不满，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普遍非常年轻化，经济长期不振导致失业率高企，年轻人受到打击的特别沉重，也就最为不满和激进，于是这次阿拉伯之春中扮演了主力军的作用。

但是，如果以上就是全部根本原因的话，那就很难解释，阿拉伯国家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其实都具有同样的类似深层次矛盾积累和统治结构，可为什么只有部分国家被这场运动真正大规模的卷入。

而且，只要略加观察归纳，就不难发现，突尼斯发生剧变的影响，首先是在并非邻国的埃及引爆了第一批的连锁反应，但其最大的邻国阿尔及利亚，哪怕在其的另外两个邻国，利比亚和摩洛哥，一个旧政权被推翻，另一个也向反对派作出了大幅让步后，却至今仍然保持了原状下的基本稳定。而作为它们各自的主要盟友和援助国，美国公开抛弃了穆巴拉克，而法国却始终坚定地支持阿当局维持国内的稳定。

再加回顾这次阿拉伯之春，人们还不难发现，同样是面对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当局也同样先后动用了武力来保卫政权，利比亚、巴林与也门政权的结局却各自截然不同。而叙利亚和约旦政权其实是在差不多的同时，向各自的反对派做出了妥协改革的姿态，但前者最终爆发了内战，而后者却基本安然无恙地躲过了这一劫。众所周知，这些区别基本是由于这几国受到的外界干预不同而造成的结果

显然，中东政治受世界和区域大国强烈影响与操纵的情况，并没有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到来，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共和制、君主制和伊斯兰主义者

更令人惊奇的是，现在不难归纳出一个事实：在阿拉伯之春里被推翻的政权，无论是被民众示威，还是血腥内战所打倒的，无一例外，全都是共和制的，或者说，所有被卷入阿拉伯之春的共和制国家，全都发生了或将要发生政权更迭。相对的，多数阿拉伯君主国都保持了基本稳定，而所有被卷入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君主制政权，也最终都得以保全，甚至除了摩洛哥外，君主们都没有向民众做出多少实质性的让步。如果这些都只用“巧合”来解释，那么巧合也未免太多了一些。如果不是巧合，那么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似乎越是保守越是专制，反而政权越加稳定和安全。

这种“一边倒”的情况，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君主国的角度来看，首先是沙特等国在近十年的高油价中获益极丰，良好的经济表现让它们国内的社会矛盾大都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从而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为当局赢得了足够的回旋调整的时间和空间。而充裕的财力和保护君主制的共同利益，又让它们积极采取了行为，大力支持其它阿拉伯君主国政权。这种外援对于较为薄弱的几个君主国能安然度过这次危机，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而观察阿拉伯的共和制国家，在这波风潮倒台或即将倒台的几个政权，其实也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虽然名义上仍然都是一个个共和国，但几十年来却全是由一个国家元首独揽大权，在一小群自己的近亲和亲信的簇拥下，傲慢地统治着国家，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服从，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半君主制的状况。甚至他们还不满足于此，进一步追求将国家权力彻底家族化，无不已经或企图安排自己的儿子直接继承自己的地位。

在阿拉伯之春突然袭来的时候，这些政权大都正处于关键而又脆弱的权力世代交接的时期。在共和制下，只凭血缘而继承权力毕竟完全没有在君主制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甚至在旧政权内部也有强烈的潜藏反对力量。这种明显开历史倒车的企图和行径，不仅给了反对派团结、号召社会各阶层力量共同起事的有力口号，也是其迅速众叛亲离，相继垮台的重要原因。

但在阿拉伯之春的尘埃初定后，却不难发现。虽然这场运动暂时阻止了多个阿拉伯共和国形成父子相继的家族统治模式。可是在之后，迅速填补了最多政治真空的获利者，却是被外界普遍认为带有更浓厚保守气息，主张在社会政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恢复宗教指导原则的伊斯兰主义者。无论是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还是在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或是赢得了选举，或是掌握了强有力的武装，都成为了主导性政治力量。

开始初带有强烈自由主义、世俗主义色彩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却演变成阿拉伯世界保守势力大跃进的结果，对于曾经作为运动主力的世俗派人士，和曾经对这场运动寄于厚望的地区内外的自由主义者，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模式的前景

所谓“土耳其模式”，其具体涵义在历史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而现在，最多的则是指，由土耳其现执政党，带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代表的一种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自2002年正发党打破土世俗派对国内伊斯兰主义长达百年的强力压制，成功执政以来，其不但重构了土耳其国内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允许并赞助伊斯兰教的影响重新回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中下层民众的宗教虔诚和自主情感得以满足，而且更成功的将土耳其经济带出停滞和危机的恶性循环，打造成了中近东的明星国家。因此，原来对其曾颇为疑惧的部分中上层人士也转而对其表示支持和赞赏。而连续在三次大选获得大胜，不但充分巩固了正发党推行路线的合法性，而且更成了“伊斯兰民主制”最好的现实例证。

在阿拉伯之春中赢得了全面参政甚至执政权的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现在大都正以土耳其为例，企图说服国内外相信，他们上台并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实施，并不会导致社会向着中世纪的方向倒退。相反，将是复制土耳其这十年民主与繁荣并存模式的开始。

不能说这种前景并不存在，从正发党领袖埃尔多安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声望来看，阿拉伯国家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土耳其模式有着强烈的向往，其中当然也包括大批的伊斯兰主义者。而且从现实考虑，在短期内，由于国内外仍然都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制衡力量，在阿拉伯之春运动获得了胜利的任何一个国家中，极端的全面伊斯兰化措施都是几乎不可能迅速出现的。

但同时又要看到，这几国的伊斯兰主义者，大都已经成功的将伊斯兰教法原则，公开确立为新宪法的基本指导精神，而这是正发党已经执政十年后，都甚至没有敢去尝试过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上，阿拉伯国家的主流伊斯兰主义组织，要远远比正发党更强硬，而且遭遇的抵抗也微弱的多。这对于伊斯兰主义者进一步推行和深化他们的理念主张，恐怕会是极大的鼓励和诱惑。

而在经济上，正发党创造的奇迹，是建立在土耳其独特的国情和条件上的。具体说，是土耳其具有本地区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正好承接到了欧盟向周边大量转移中低端工业的机会。而且正发党早就在土地方选举中多次获胜，埃尔多安就担任过千万级人口的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其前身繁荣党更曾在90年代后期参与过中央政权的联合执政，大批干部都具有长期的实际施政经历，最终上台时完全不是没有经验的菜鸟。

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长期被原政权打压，即使处于合法地位的组织，也被完全排除在政府实际的运作之外。如今乍来就一举执政，对于纷繁复杂的各类国家管理事务必然只有热情，但却严重缺乏经验，而他们继承的各国现状，却是比正发党接手时的土耳其，要糟糕的多的经济和社会摊子，让人实在很难看好他们在短期内就能显著改观国家的现状。

而历史经验显示，在经济和社会改革迟迟难以迅速见效的情况下，执政者往往会有通过在政治上推出大幅度措施，来转移民众视线的强烈冲动。更何况，对于至少很大一部分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将社会运作和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与规范，全都恢复到先知和四大哈里发的时代，不仅是念念在兹的忠贞信仰，也是一味能够包治阿拉伯社会百病的无上良药。甚至于作为温和伊斯兰主义典范的土耳其模式本身，也有人以为，正发党之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温和，是因为一直受到以土军方和司法系统为主的世俗派的强大制约，甚至是生死的威胁，不得不“温和”而已。考虑到它不久前，刚刚基本击溃了这些世俗主义的最后权力堡垒，其的真正面目，只有在未来几年里才能慢慢真正看清。

终将回到原点？

当然，在阿拉伯之春才刚刚尘埃初定的时候，就推测它会给阿拉伯以及中东地区带来的长远影响，肯定会有疏漏，甚至完全预测不到的变故发生。但有一点，现在已可以百分百确凿的断定。阿拉伯世界长达数十年，表面近于一潭死水的传统政治格局，终于已经被一朝爆发的社会矛盾所冲垮，但最初的发泄过后，在对于未来方向的设想上，社会却严重撕裂了。

尽管伊斯兰主义目前暂时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但世俗主义等其它力量也仍然具有相当坚实的社会支持基础，尤其是长期在中东国家政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军队，是真的从此回归军营，还是会在社会动荡持续一段时间后，再度以残局收拾者的面目出山，现在没有人敢于断言。但这种几方基本立场相距遥远，但又都具备强大决心和能力的博奕，历来是最危险的。往往会以一方对另几方残酷无情的镇压和清洗而告终。无论是在世俗民族主义者长期掌权的埃及等国，还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又或是军队直接走上前台的阿尔及利亚，最后大都如此行事。阿拉伯之春后的几个国家，未来能不能避免这种新瓶装旧酒的结果，前景至少目前观察，并不十分乐观。

加上中东其它非阿拉伯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也都处于内外矛盾的高发期和敏感期，而地区外强权出于自身利益也必然继续大规模干涉本地区事务。中东地区在阿拉伯之春后，是否会更民主，更进步，更繁荣估且尚难预料，但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全世界最麻烦、最危险的火药桶的标签，仍然会被紧紧的贴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