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2012年大中东局势盘点-于时语
过去一年中，大中东无疑是全球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不仅聚集了当今世界上最尖锐的种族、宗教、社会矛盾，而且因为历史的机缘集中在同一时期交织爆发。
近年来大中东的社会走势
首先需要简略归纳一下大中东的近代史。除了西亚的伊朗，这一地区原来大部分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和行省。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解体后，英法两大列强按照各自的殖民利益瓜分了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许多重要的国界线，是一场饭局之余，丘吉尔与传奇人物“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人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下的。所以如同南部非洲一样，现代中东国家的大部分疆界，与当地各种族群、部落、教派的具体分布并不对应。再下一个“里程碑”是，老沙特国王1945年2月与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军舰上会面，达成以阿拉伯石油供应换取山姆大叔军事保护的协定，奠定了海湾逊尼派君主专制政权在华盛顿保护下主导世界能源供应的格局。然后是在西方支持下，以色列驱逐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原住民而立国，并且通过一系列军事扩张，演变成今天的“大以色列”。
接下来就看近年来大中东的主要社会趋势。非常瞩目的是，半个多世纪主导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明显失败。从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及几十年来挥舞《绿宝书》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甚至也可以包括阿拉法特创立、之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或是日薄西山。这些世俗势力先是推行僵化不前的国家社会主义，然后“改革”为官僚家族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导致两极分化、社会腐败和民怨沸腾，底层民意或曰“阿拉伯街头”与政权上层日益脱节。不断丧失道德权威的世俗势力因此演变为专制独裁政权，依靠特殊利益集团和巨大的情报治安系统来“维稳”。2011年初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因此可以描述为阿拉伯“柏林墙”的倒塌，原有专制体系的军队和情报治安体系一夜之间失去了对普通百姓的震慑控制力，街头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无法自止。
与世俗民族主义衰落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宗教势力尤其所谓政治伊斯兰的崛起。这里有三大原因。其一是现代阿拉伯世俗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失败，使得宗教成为对基层民众极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选择；其二是欧美对以色列霸占阿拉伯人原有住地领土的支持，以及所谓“温和”阿拉伯专制政权违背基层民意的亲美政策（包括苏联瓦解之后阿拉法特无奈受欧美“招安”），强烈刺激了阿拉伯世界以伊斯兰为皈依的反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思潮；其三是世俗政权对各种异己反对力量的防范和镇压，阻碍了专制体系之外有组织的世俗力量的成熟，使得靠信仰维系的宗教团体成为最有凝聚力、组织力和动员力的社会力量。
与世俗主义衰落、宗教力量上升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历史趋势便是，一战之后英法按照自身利益随意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恶果开始膨胀。大中东的现代版图与黑非洲类似，绝大多数国家并不代表单一民族，也缺乏国家传统。在世俗政权高压“维稳”之下，族群和教派冲突被长期压制掩盖，尤其是超越宗教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教派矛盾。一旦原有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失去社会控制力，被长期压制的教派和族群冲突就迅速浮现，并且不断升温加剧。这除了向外部力量提供分而治之的干预机会， 也严重挑战现有的大中东地图和国家构成， 完全可以重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国家解体的混乱暴力过程。
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态，或不如说是历史的反动， 便是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逊尼派君主政权动用大量石油美元运作的反民主和反什叶派战线。这里的原因， 首先是阿拉伯民主运动是对君主政权的极大威胁， 尤其是这一民主运动蕴含的反美主义。其次是历史原因。波斯湾是回教什叶派的最大集聚区域，例如占巴林人口70%（因此2011 年2月曾经出现五分之一的全国人口同时上街反政府示威游行的世界纪录）， 而沙特主要产油所在的东部省也是什叶派多数。与阿拉伯民主浪潮重叠的什叶派复兴运动是对海湾君主政权的更大威胁。
必须特别提到：西方世界在“文明冲突”中最险恶的敌手， 无过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而以原教旨瓦哈比教派为官方信仰的沙特阿拉伯， 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大温床和发源地。沙特不仅规定妇女驾车非法， 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电影院的国家。除了奥萨马·本·拉登，参加9·11恐怖袭击的19名亡命之徒中有15名是沙特阿拉伯公民，绝非偶然。
图为沙特阿拉伯街头的抗议者。与阿拉伯民主浪潮重叠的什叶派复兴运动是对海湾君主政权的巨大威胁。
大中东地区的主要玩家们
在以上几大历史趋势和力量的交织冲击之下，大中东地区目前可以说处在“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之中。除了本区各个国家， 也涉及影响到许多外部势力和利益。以下具体分析一下几个主要的国家和玩家。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传统文化和政治的领袖，也是大中东地区 “兄弟化”过程（指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势力的崛起） 的典型代表。埃及的优点是具有相当长久的共同国家认同， 但是仍然受到强烈的内部族群教派矛盾困扰， 明确反映在民主革命之后的社会演变之中。总的说来， 穆尔西当选总统以来在削弱军方势力上相当成功， 但是穆兄会在推动自身宗教政治理念上未免操之过急， 特别是强行推出宪法公决， 加剧了内部族群矛盾和社会动荡，而忽视了不断恶化的国内经济和民生。后者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穆尔西政府的成功与否。
叙利亚是中东现有政治地图难以持续的典型代表。逊尼派多数造反运动在海湾君主政权和北约联合支持下星火燎原、日益壮大，阿萨德领导的阿拉维少数教派政权凶多吉少。但是叙利亚内战推动释放的族群分裂和仇恨难以弥合，正如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一样，无论最后如何收场，叙利亚作为单一整体国家（unitary state）的历史一去不返。库尔德族和幸存的阿拉维派自治的前景无法避免，而众多逊尼派赢家中，将出现利比亚内战之后的局面，尤其是基地组织属下的极端势力武装在打击阿萨德政权时劳苦功高、尾大不掉。
叙利亚内战代表了伊朗区域利益的严重挫折，可是也强化了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权的联盟关系。加上阿拉伯世界的兄弟化民主过程，伊朗政治体制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号召力会进一步下降。但是奥巴马为了内政重点和转向亚太，会尽力避免伊朗核争议上升为军事冲突。作为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西亚大国，伊朗仍然会维持强大的区域影响。
沙特阿拉伯虽然成功地动用巨额石油美元进行内部“维稳”和外部干预，沙特王室仍然会受到阿拉伯民主潮流和海湾地区什叶派人口“维权”运动的巨大压力和威胁，而继续在内部鼓励逊尼派极端主义，在国际上则维持与以色列的反伊朗权宜同盟。然而，随着开国“太祖”老沙特第二代太子党群体的凋零，沙特面临重大的隔代继承瓶颈，后果难以预测。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推行面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获得初期成功之后，却遭到叙利亚内战的巨大难题。为了维持对阿拉伯逊尼派主流的号召力，埃尔多安总理不惜与阿萨德政权翻脸，却重新点燃了库尔德分离主义这一腹心之疾。加上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减慢，埃尔多安成功的政治生涯或许会以负面结尾告终。
毫无疑问，随着伊斯兰势力主导阿拉伯政治，以及阿拉伯基层民意影响各国外交政策，以色列的长远前景恶化。但是在短期内，以色列会是阿拉伯世界动乱和逊尼派-什叶派冲突的获益者，尤其是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沙特-以色列反伊朗权宜同盟。
如前所述，在其内政外交重点的牵制之下，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基本中东政策是“维稳”。阿拉伯民主运动是这一“维稳”政策的重大挑战，但是也提供了分而治之的干预控制机会，尤其是沙特领导的反什叶派阵线。不过必须指出：近年来美国激烈党争扩大到国际战线，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的任何“缺失”，会成为最有杀伤力的炮弹。例如奥巴马最中意的下届国务卿人选——驻联合国女大使莱斯，因为在利比亚动乱事件上“失言”，被迫放弃提名。所以谨慎行事将是“奥巴马主义”的另一特点，对于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迟疑是个很好的例证。
叙利亚作为单一整体国家的历史一去不返（图片摄于2012年11月29日的阿勒颇）
阿拉伯民主运动的双重性
我的综评是，阿拉伯民主运动对长期遭受西方支配控制的阿拉伯世界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历史机会，但是随之上升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却开始展现缺乏包容性和轻视妇女的两个弱点。
第一点不仅加剧了社会分化以及“稳麦”内部的教派冲突和内耗，甚至还不如原来的世俗政权。例如，埃及外长出身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是科普特基督徒，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副总统兼外长阿齐兹也是基督徒，还有阿拉法特娶的是基督教世家女儿，巴解属下的人阵等组织都是基督徒创立等。至于第二点，外部世界充分证明妇女地位和才智的解放，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