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丢论爱情与共产主义——读阿兰·巴丢《爱的赞辞》-王钦

哲学家谈论爱情，阿兰·巴丢当然不是第一例。众所周知，柏拉图就在《会饮》中让一群当时最出色的智识人将庆祝宴饮变成了一场对“爱欲”的赞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会饮》最后，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突然闯进来，对他爱慕的苏格拉底做了一番颂扬。他说，苏格拉底就像一个外表丑陋但内在却藏有小金人的雕像，需要打开它才能发现其动人之处。虽然阿尔西比亚德自己究竟有没有“打开”苏格拉底并认识到其中的小金人颇令人怀疑，无需怀疑的是他对苏格拉底的爱——尽管或正是出于自己的自负，阿尔西比亚德孜孜不倦地试图用各种手段“勾引”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则始终不为所动。在阿尔西比亚德讲完之后，在场的诸位都相视一笑：他显然还爱着苏格拉底。

无论巴丢会如何评价这个有关爱和哲学的著名场景，似乎可以认为，阿尔西比亚德确实符合巴丢在《爱的赞辞》中提出的对爱的界定。从这本小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对于爱的界定：爱是执着的冒险，爱是对不可知世界的创造，爱是小型的共产主义，爱是事件的强度，等等。但让我们暂时撇开爱在巴丢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位置（爱作为真理程序之一），回到问题的出发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一位哲学家（而且是左翼哲学家）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吗？毕竟在这个时代，关于爱的话语难道不是最泛滥、最常见的话语之一吗——泛滥到似乎人人都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但巴丢所批评的现象恰恰是这些泛滥的话语，首先是因为在这些流行理解中，爱已经被物化和商品化了。越来越多的相亲节目和网站提倡的爱情观正是商品性的和契约性的：通过一系列程序化和量化的标准——理想伴侣的身高体重年龄是多少、收入多少、兴趣爱好是什么——爱已经变成了可以得到“保险”的商品。但巴丢强调说，爱需要的正是冒险和偶然性，爱必然需要处于其中的双方都不再固守自己的同一性（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得到保障，甚至连预期都是不可能的），爱将我们从同一性身份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以差异为基础的新的世界之中：“事实上，爱是置于机遇中的独特信任。它让我们能在某些核心领域中体验差异，并根本上让人知道自己能从差异的视角来体验世界。就此而言，爱具有普遍含义：它是对于潜在普遍性的个人体验，因而对哲学而言举足轻重。”（17页）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爱也不能被等同于性，原因是一样的：如果把肉体的性关系理解为爱本身或者全部，那么我们将错失从相互关系中摆脱原先的自我同一性的可能。巴丢认为，在性关系中与对方的肉体接触所再现的仍然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对方仅仅是一种自恋快感的中介（这一点令人想到拉康），而与此相反，爱则让双方的中介关系本身成为目的——“在性中你其实处在和你自己的关系里，他者是一个中介。他者帮助你发现快感的真实。与此相反，在爱中他者的中介本身就足够了。”（19页）

在巴丢所描述的三种对于爱的话语阐释中，他自己或许应该最接近浪漫派，因为后者强调的是相遇的狂喜。但巴丢立即补充说，爱绝不仅仅停留于相遇，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这里。原因有二：第一，爱的重要性不仅仅停留在爱的关系本身，而在于爱的关系如何为双方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因此，需要思考的就是“当一个人从‘二’而非‘一’的视角出发体验世界时，他看到的是何种世界？当从差异而非同一性的视角出发体验世界、培育世界、在世界中生活时，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22页）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巴丢的哲学体系中，世界原本就是由差异性构成的，爱作为两个人彼此结合的方式，其目的不是体验差异性本身，而是如何从差异性中创造出新的世界，“差异”是爱的出发点而非本质：“构造一个以差异为基础的世界，与体验差异相当不同。”（23页）不过，虽然巴丢在这里断然拒绝了“体验”一词，他在另一个地方却说，爱的普遍性力量正是让人体验差异：“爱事实上确实具有普遍性力量，但它仅仅是一个机会，给予我们体验积极的、创造性的、肯定的差异。”（66页）是不是巴丢自相矛盾？不是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像列维纳斯（Levinas）那样认为存在一个超验的绝对他者（Almighty-Other），那么所谓的“体验差异性”仅仅是重新建构同质性身份的一个借口，但爱的关系并不以新的身份认同为目的；相反，以爱作为出发点来构建的新世界，是一个所谓“同等的差异”（identical difference）的世界。对于这个稍显晦涩的表述的意思，巴丢给出了一段很动人的描述：当你和你的爱人肩并肩坐在山坡上欣赏夕阳西下的场景，你能够从这个场景本身、从你们两个人此时此刻的默然不语中（而不是从她的列维纳斯式的“他者的脸庞”中）领会到，“我所爱的这个女子正在看着同样的世界，我们彼此世界的汇合属于这个世界本身，并且在这一时刻，爱恰恰建构了一个‘同等的差异’的悖论，然后有了爱，有了爱持续存在的允诺。事实上，她和我如今都被纳入这个独特的爱的主体（Subject）之中，它通过我们的差异观察世界万象，因此这一世界也就能够被想象、被创造，而不仅仅再现我自己个人凝视的景象。”（25-6页）简言之，爱的关系为双方所构建的世界不是一个同质性的世界，而是保持差异的“二而一”的世界。

这个世界若要存在，仅仅依靠双方的相遇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相遇”不能被理解为浪漫派意义上的体验，而要恰当理解为一次“事件”。在这里，巴丢的意思是，爱的相遇事件无法被归入现有的社会秩序，因而既无法预知，也无法将这次相遇形成的关系镶嵌入现有的秩序之中。尽管人们已经谈论了无数遍爱的关系，但每一次的相遇都是独特的，或许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始终对此话题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在巴丢看来，爱除了相遇事件之外必须带有“持续性”：“（爱）在生活中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持续性。……它是对未知持续性的欲望。因为我们知道，爱是对生活的再发明。对爱进行再发明，就是再发明那一‘再发明’本身。”（33页）因此问题是，如何将偶然的相遇转化为爱的真理基础？巴丢给出的答案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当然是对事件的忠贞。忠贞在爱中传达的是，纯属偶然的相遇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对于“持久性”的维持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变为必然；因而第二，爱需要不断生成和不断创造才能凝定为真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爱的宣告”标志着偶然机遇成为命中注定的时刻，“我爱你”这句话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言语行为，而需要不断被重复和更新：这种重复并非机械性的空洞表达，反而是对事件的不断确证，从而在时间的流逝变迁中实现永恒。

有趣的是，接着巴丢转向了爱与政治的比较。根据他的论述，爱的关系可视为“小型共产主义”，因为两者都忽略既定的身份认同而致力于由人的差异性为基础组成的共同世界。“政治的核心可归结如下：当个体相遇、组织起来、展开思考、进行决断时，他们能做什么？对于爱，这个问题涉及两个能够掌控差异并使之富有创造性的人。对于政治，这个问题探讨的是一群人能否创造平等。”（53-4页）值得注意的是，巴丢并没有把爱混同于政治：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政治的规定性是敌人，而爱的真正敌人是处于关系中的自己，因为不是他人（如情敌）而正是自己，试图将自己既有的同质性世界强加在双方的差异性关系之中。但爱和政治的目的之一都是创造“平等”，在这一方面两者看起来只有涉及人数的差别。爱人间建构的差异性交汇世界不可能以等级制为原则，因为那样一来毋宁说又将爱的关系翻译或转化为对于既有身份认同的确证，也就是一种根本的自恋形式。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似乎与巴丢分道扬镳了：我们看到，在《会饮》中从始至终恪守爱的关系所构建的世界并对其保持忠贞的是阿尔西比亚德而不是苏格拉底；相反，苏格拉底有关“爱的阶梯”的讲辞，在巴丢式的爱的关系中却找不到理论位置。这里体现的是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差异，还是两种不同政治性的对峙？我们应该记得，柏拉图认为政治形式上爱欲对应于僭政。如果要为爱的政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辩护，巴丢就必须面对普遍见解中的当代僭政——极权主义问题。回过头去看，从政治角度处理忠贞与“背叛”，便是巴丢《伦理学》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