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无法解决中国的劳动力短缺 - 彭博社

通过宣布他们的意图放宽该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平息公众对变革的广泛渴望。但放宽人口控制措施可能不足以扭转一个更大的长期挑战：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

三十年来，似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帮助吸引外国制造商在中国南方设立工厂，生产数千万件 T恤、玩具、电子产品等——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并将低成本的“中国产”商品摆上了沃尔玛在全球的货架。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商品出口（PDF）从140亿美元激增至2.1万亿美元。外国投资在1990年代初开始激增；到2011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出口占比达53.4%。在她2008年的书中《中国价格》，记者亚历山德拉·哈尼展示了低工资和低监管标准如何“[重新绘制了全球制造地图，并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但书的最后一章暗示这个时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现在，这个廉价劳动力的源泉正在枯竭。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人数在去年首次下降。从工厂主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年轻人的数量，他们最常在流水线上工作。从2008年到2010年，18岁的人数减少了五分之一。此外，2000年至2010年间，大学入学人数从220万增加到660万，增长了三倍。结果是劳动市场突然紧缩。2000年，中国有2200万不在学校的18岁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到2010年，这一数字降至1500万。紧张的劳动市场迅速推高工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在其“刘易斯拐点”理论中所解释的那样。在他们的新书在十亿人后排队中，作者达米恩·马和比尔·亚当斯认为，中国的红利已经让位于“人口后遗症”。

不仅是人口统计，态度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不想在工厂工作——他们想在服务业、互联网或其他更轻松的工作中工作，”富士康的负责人郭台铭在最近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对媒体表示。“在制造业，劳动力的总需求现在超过了供应。”

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区，几家服装厂位于此地，年轻工人们现在炫耀着智能手机，穿着刺绣牛仔裤，留着烫发和涂指甲油——与十年前许多人在工厂里穿拖鞋和睡衣的标准工作服相去甚远。21岁的服装工人何小杰，长得像年轻的约翰·特拉沃尔塔，月薪3000元（492美元），对任何人曾经满足于仅仅使用一部普通手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不是智能手机，谁会用它？”像许多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农民工一样，他对未来有着比前辈更高的期望。

“第一代农民工通常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技能去寻找更好的工作，”北京亿联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乐平说，该中心经常帮助农民工。“但1980年后出生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强烈希望融入城市生活，并关注他们的职业是否能提供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以便在城市扎根。”简而言之，他们期望更多。

简单地在公告栏上发布招聘信息就能吸引一波新申请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约翰·刘，位于东莞的哈德森国际公司的老板，该公司在玻璃和陶瓷上涂漆和贴花，他表示他理解为什么流水线工作失去了吸引力。“中国的生活条件迅速改善。年轻人现在不必如此辛苦地谋生，许多人有父母支持他们。”随着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各种新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提供了更多选择。“很多90后无法忍受这种重复的[工厂]工作，所以他们选择待在家里或做非常简单的收银工作，”刘说。“找到工人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许多方面，中国工人的变化和命运是积极的：这对工人来说肯定是好事，他们现在的工资更高，谈判能力更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对整体中国经济也是有利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将经济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转向国内消费。随着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工人们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趋势也给跨国公司和受益于中国廉价制造劳动力的消费者带来了一些潜在挑战。

一些制造商现在正在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转移出中国。耐克现在从越南采购的产品比从中国更多。例如，其他公司正在将工厂从中国高成本的沿海省份迁移到更便宜的内陆地区。2011年，富士康宣布将其在深圳的35万工人生产设施的大部分迁移到河南省中部。董事长郭也谈到了安装100万机器人以自动化部分装配线的计划；目前已有2万台机器人到位。

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局限性。虽然内陆的工资落后于沿海中国，但也在迅速上涨。自动化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本投资。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等国缺乏与中国相匹配的关键基础设施，如道路和港口，并且“这些国家的工人效率较低——产品缺陷更多，”上海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董事总经理肖恩·瑞恩说，他是最近出版的书籍《廉价中国的终结》的作者。管理与美国批发公司Horizon的供应商管理的曼朱拉·维杰拉马表示，成熟的组件生产集群仍然使中国具有很大优势。“对于手工艺业务，你在这里已经拥有了一切——塑料、木材、纸张、胶水和油漆。我们的产品组合相当复杂，因此我们很难从其他地方获得与这里相同的增强价值。”

结果是，没有其他国家会像2003年的中国那样为制造商提供同样优厚的交易——根据 瑞银投资研究的数据显示，2003年是中国出口成本以美元计价下降的最后一年。“十年或更长时间以来，中国输出了通货紧缩，为西方消费者带来了低价格，”北京GaveKal Dragonomics的研究分析师汤姆·米勒说。现在，中国的价格正在迅速上涨。到目前为止，公司承受了较低的利润率，并没有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西方消费者，但在某个时刻，“中国的变化将导致国外消费者价格上涨，”米勒说。

至于中国本身，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领导团队一再呼吁“经济再平衡”——旨在降低固定投资和低端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增加来自国内消费、服务业和高价值制造业的比例。虽然中央政府可能不会对小型低利润工厂倒闭感到悲伤，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足够的安全网来缓解伴随中国制造业重组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失业和创造性破坏。而且，尽管中国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一个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加的国家，但经济尚未产生足够的专业工作来吸纳每年大量的 大学毕业生，导致了显著的不满。尽管上周共产党领导层公布了改革，但现代化中国的任务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