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中国:让农民增收脚步跟上“城里人”——基层呼吁打破城乡二元桎梏

新华网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吕福明、韩洁、陈忠华）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大部分贫穷落后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桎梏，使农民增收的脚步仍然赶不上“城里人”的步伐。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基层采访发现，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再次点燃了农民群众追求幸福的激情。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来自基层群众最强烈的呼声。

让城乡居民收入鸿沟不再拉大

当前，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

这是记者从东西部两个不同省区获得的数据：2011年，东部沿海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8342元，增长19．3％；而西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231元，增长15．1％。

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处副处长史进告诉记者，尽管2011年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为“十五”以来最高，增速为“十五”以来第二位，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仍在扩大，已由十一五时期的23％扩大到25％。

史进说，近一两年广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总的来看农民增收仍面临很多制约因素。2011年广西农民人均现金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34．8％、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7．5％。其余为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这反映出广西农民主要以务农为主，收入渠道比较单一，与全国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中国城乡经济面貌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却由上世纪80年代的1．84：1，扩大到现在的3．13：1。而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大致在3：2：1左右。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说，近年来，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每年仍在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农村资源要素价值流失，即社会在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廉价使用农村劳动力、大量抽取农村储蓄资源。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农民工贫穷代际恶性循环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后代缺少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当前，仅靠这边加点工资、那边提点标准，这种零打碎敲式的措施，只能解决细枝末节问题，根本上仍要解决农民的“能力贫穷”问题。

城乡居民享受更均衡的公共服务

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如今，这一美好前景已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基层出现。

记者在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东疏镇郑庄村卫生所看到，老村医周瑞杰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不但可以与县乡医院专家，而且可以与省立医院的专家进行视频对接。周瑞杰说：“这一系统通过县乡村三级联网进行临床会诊，可以及时解决基层医疗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周瑞杰干了46年的乡村医生，现在村卫生所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不但增加了观察室、治疗室等科室，还增加了两名医生。村民看病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在东疏镇中心卫生院病房，83岁的刘合云正在输液。院长陈奎元告诉记者，刘合云老人属于镇里低保户，在这里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她的医疗费用先由新农合报销85％，剩余部分由县民政报销一半，其他由镇财政救助。目前，全镇大约有1200人享受这一政策。

这些年，民生建设成为各地头号工程。在沂蒙山区深处，电网的升级使一些小山村发生了巨变。在沂水县小崮头村当了13年支部书记的李新军说：“过去谁家要用电磨，全村都别用电了。现在终于好了。”4年多来，山东电网投入525亿元，许多贫困村线路“卡脖子”等问题得到解决。

按照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我国将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让就业更加充分，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

为更快缩小城乡收入分配鸿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谢伏瞻认为，应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城乡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大幅增加对“三农”的转移性支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让小城镇成为农民变市民的载体

这是冬季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52岁的山东滕州市西岗镇前寨村村民魏再贤抱着两岁的小孙子，指着香舍里花园一期工程对记者说：“我们家7月份就搬进了新居，一家三口人住上了110平方米的楼房。我的两个儿子也各分了一套同等面积的房子，3处房子只掏了5万元。平时看病都能报销，对这样的生活我很满意！”

作为山东省最大的经济强县，滕州市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目前，前寨村村民人均只有3分地，多数年轻人都在附近工厂上班。

滕州市市委书记董沂峰说，增加农民收入要靠镇域经济的群体崛起，更要靠加快农业改革。当前，农民单靠几分地很难致富。必须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加快农民变市民的脚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工作时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并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我国城市化中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近3亿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没有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城市居民，而成为来往于城乡之间的‘两栖居民’。”山东省经济学会会长卢希悦说，由于“三农”问题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居高不下，中国绝大部分民生问题集中在镇域范围。而当前，社会改革已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瓶颈。

“要让农民工成为新市民，首先要有稳定就业，还涉及身份制度等社会改革。”刘尚希说，收入分配与社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问题。为推进城镇化，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给予农民工同城待遇，放弃身份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