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还得有制度跟进

近一个月，包括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内，已有9名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其中雷政富、单增德、李亚力3人缘起网络举报。记者梳理了5年来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从2008年的2例至今年的19例，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问题的现象逐年递增，微博举报已成为网络反腐的前沿阵地。（见12月12日《京华时报》）

这几日，诸如“河南林州官员网上传出艳照两天后与女主角闪婚”、“网友曝云南纪委官员为情人私建违章建筑”等新闻，接二连三地爆出。有了媒体的报道和职能部门的介入，这些始于网络爆料的“花边反腐”似乎总能一查一个准。其中，性丑闻最易吸引网络眼球，5年来的39个案例中，13起涉及性丑闻，占33%；而有官员贪污受贿内容的则更多，在39例中有14起。这似乎不难理解：官员性丑闻总是伴随着贪污受贿发生，而且对爆料人而言，他们往往很难具体掌握到官员贪污受贿的“七寸”，性丑闻则是“看到”即证据。

从当初的地方论坛到维权网站，再到当下热门的微博反腐，除渠道变化外，“花边反腐”的实质其实一直未变：以“猛料”吸引关注，引起舆论哗然，倒逼调查介入。比如39个网络反腐案例中，通过微博渠道传播的有11起，一时间，“微博成反腐反特权利器”，甚至“微博能够替代广受非议的信访制度”等声音出现。然而，正如微博反腐知名人士所说，微博反腐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网络狂欢在加剧信任危机，也应引起警惕，“如果没有制度反腐，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微博只是技术工具，但再好的技术都会存在软肋——“水军”的大量存在，删帖公关的巨大威力……而且，在大量用户以及海量信息面前，每一次的反腐爆料，被微博名人广泛转发并引发舆论持续跟进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很大，微博反腐并非每次都靠得住，与此同理，并不是每次“花边反腐”都能成功。

说到底，过度依赖“花边反腐”，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有更为流畅透明的监督方式，更为迅捷有力的反腐渠道，“花边反腐”不会像现在这样引起公众的狂欢。要想纾解这样的无奈，还需尽早促成制度的完善。据最新报道，日前，广东省已决定在珠海市横琴新区、韶关市始兴县，对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进行试点。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地方加入类似的探索中，更期望反腐制度建设有新的举措。这样，“花边反腐”被过度依赖的程度才会渐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