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展望

过去十年间，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却始终保持发展的向上势头。往前展望，中国外交在继续推进的进程中，既有更多机遇，又有新的压力与挑战。从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预测，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可望继续保持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势头，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向出现变化并发生影响。

冷战思维将彻底成为历史

最近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可以预计，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

比如，在国际和各国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在打击跨国间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已经开始定期发表报告，协助或施压各国政府的相关工作；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已经而且可能更多地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展调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后者被认为实施了严重的犯罪方针；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

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把握国际制度的这种演进趋势，对于中国有着重要价值。20世纪初期，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是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发出独特而强大声音的关键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从弱到强、由受动者到定价方逐步转换的日程碑；二十国集团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形成，尤其是它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扮演的监管、改造和协调角色，以及有关各方对中国关键位置的强调，提示着中国人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的一种新工具和自我能力提升的一种新途径；中国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回合的贡献，体现出中国作为能源大国、排放大国、贸易大国、创新大国和决策大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所拥有的巨大潜力与推动力量。

未来，中国会继续朝着国际主要制度和规则的充分参与者和重要发言权的方向迈进。毫不夸张地讲，几乎所有主要国际制度离开中国的参与，它们的代表性和功能发挥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反过来，离开与这些重要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积极互动，中国也可能比从前有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心博弈

未来中期时段内，中国将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靠拢，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以避免主导权的旁落。因此，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中国周边和国际范围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形成若干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它们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货币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另一种概率相当大的形态，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它决策份额，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的同时，自身不断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

这里须特别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必然性与复杂性，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60年前在“二战”结束背景下确定的“五常任加十非常任理事国”的结构确实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这才有了激烈角逐、明争暗斗的安理会改革议论和各方博弈。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中国务必要有全面的统筹考虑和相应的战略策略。例如，必须考虑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入常”后的实际影响，考虑广大发展中区域普遍代表权的实现，考虑与其它常任理事国的协调与磨合关系，尤其是考虑中国维护自身利益和承担全球责任之间的平衡点。

“硬实力”和“软实力”齐头并进

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而军事关系则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强大而首要的位置。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和重大争端的解决方面，军人一直是决策圈子的核心成员，军费开支始终占据国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国防和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从来是大国优先安排的内容。

未来几年，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传统的军事、外交、商务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顺序发生复杂的改变。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

从长时段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趋势是，战争使用的禁忌在增多，军事的权重和使用便利呈现下降势头。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而“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趋势的政策性、战略性含义在于，一方面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和东亚国家，中国要对传统强权国家压制中国崛起的危险有足够防范，对本地区冷战遗产的处理有足够手段，包括军事手段、贸易手段在内的各种硬实力应当继续按照既定目标建设和强化；另一方面，也要对国际法和外交的日益活跃和各种新形态有充分的认知和掌握，逐步建立与强盛起来的“硬实力”相适应的“软实力”，尤其是逐步发展基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各种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

拓展高边疆范围，经营周边关系

从世界各国成长的历史比较，在综合实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大国的拓展会逐步朝向高边疆的范围。这里所说的“高边疆”，指的是超越物理疆界的空间和领域，是特定大国力量的延伸和新的重要利益的获取方向。比如，国际关系历史上，英国崛起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海洋探险事业，美国壮大的同时深耕出广阔而丰饶的拉美“后院”，苏联鼎盛阶段在东欧和蒙古围绕其核心产生了一批“卫星国”。即使是较小一些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大国，也有类似的举措。例如，南非在非洲南部广泛维和并推动该区域的经贸合作，土耳其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竭力打造其影响力范围和力量基础等。

在日益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周边的扎实基础，没有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自身向心力的基轴，即便一时有世界大国的气象也无法持久。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应当有意识拓展“高边疆”，向设定的目标国和地区提供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外援和国际公共产品，努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人文领域刮起“中国风”，留下中国印记和增强亲和力。

大体上，如下几方面至少是不应当忽略的：第一，努力向外空、极地、深海这些典型的高边疆进发，主动提出为全人类着想的和平合作公约与多赢方案；第二，着眼保护海上通道畅通和能源外部供应安全问题，积极与国际海洋法相关机构合作，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定资金和技术援助，同时加大打击海盗和防范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力度；第三，在未来几年派遣更多的特使到周边和世界热点地区，充分发扬中国外交“不树敌”、善交朋友和耐心做工作的优良传统，使各国和国际社会感受到一个新兴大国到来可能带来的好处；第四，努力改变国际上对中国歪曲的、不良的看法，花大气力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类人才，为一些急需的穷国减免债务和提供开发方案。

未来几年，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动可能加剧，类似金融危机、伊斯兰剧变和全球核扩散这样的麻烦，既是国际关系的大事件，也有深刻持久的内部原因。一个国家不论采用什么样式的体制，重要的是国家当局能否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保证政治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人员、物流和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国家体制满足社会需求的效能及其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决定着各主权国家在全球社会的安身立命状态，决定着各自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小。

所以说，一方面中国是新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动能和变量之一，另一方面中国成功的关键和最大的威胁均在自身。从未来一段中长期时段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与规章制度实现变革、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因与变量之一。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本文由《中国报道》杂志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