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后小泉”时代特征明显 传媒爱造神运动

紧随着日本首相野田宣布解散国会，日本各方的目光已转移至12月16日的众议院大选。正如其前任一般，野田成了又一位“短命首相”。这也意味着高举“政权更迭”，“新风、新气息”旗号的民主党政权至此告一段落。因为，谁也不看好民主党和野田。

与6年6拜靖国神社从而与邻国关系闹得不可开交的“剧场型”政客小泉纯一郎政权(2001～2006年)相比较，“后小泉”6年(2006～2012年)的日本有着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首先是6年来换了6个首相。

前3位首相来自“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后3位首相则由脱胎于自民党、号称“改革”、实为第二自民党的民主党人担任。两大保守党独领风骚各三载，各自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了3个首相。在这一点上，有“咖喱饭”与“饭+咖喱”之差异的自民党和民主党堪称平分秋色，难分伯仲。

其次是媒体不断制造“新期待”。

两党的共同特征是：新首相都是在高支持率与主流媒体的一片欢呼声中诞生，然后又在低支持率与媒体的奚落声中离开首相府。何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大众传媒与其说是在肩负起客观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任务，不如说是在扮演维持政局稳定、不断制造新幻想和新期待的角色。

特别是在民主党获胜、“政权更迭”的时刻，如1993年细川护熙“非自民党联合政府”诞生时一般，日本大众传媒再度掀起“新党”、“新风”、“新气息”的赞颂热潮。什么“政治地壳大变动”(即“变天”说)、“政治分水岭”之类耸人听闻的词语再度被派上用场。但翻开底牌，“民主”与“自民”并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到了野田内阁时期，两者的差异近乎于零，所谓“两大保守党救国论”至此遂告彻底破产。

然而，此刻的日本主流传媒又开始配合政局，迎合某些新党、新老政治明星与政客的需要，开始兜售“第三极期待论”，或“三大(保守)政党论”等新货色。

6年来，自民党阵营先后粉墨登场的首相有三人：其一是被喻为有“优质政治遗传基因”的“真命天子”安倍晋三(其外祖父为甲级战犯、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前首相岸信介，父亲为前外相安倍晋太郎)；其二是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被视为稳健派与协调型的福田康夫；其三是出自名门的世袭议员麻生太郎(其高外祖父为明治时代首任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外祖父是战后著名首相吉田茂，岳父为前首相铃木善幸，父亲麻生太贺吉当过众议院议员)。

第三是一老一少首相弃甲而逃。

三人皆出身豪门，是“官二代”或“官N代”的代表人物。如果说首先登上首相宝座，徒有鹰派姿态而稚气未脱的安倍晋三是“少爷首相”的话，半推半就、作“黄袍加身”状的福田康夫则堪称不折不扣的“老爷首相”。两者共同面对的是如何解决国内一筹莫展的经济难题及如何应对国会选举。他们最大的忧虑就是选民的裁判和最大反对党民主党的对抗与挑战。野心勃勃、扬言建立“美丽国家”的安倍在参议院大选严重受挫、理应引咎辞职时不肯按照游戏规则下野，但在重组内阁之后却突然偷偷溜至医院，称“病”卸下首相之职，最终落下一个“不负责任首相”的不光彩名声。

继任的“怕输型政治家”福田首相则不动声色，在接管政权一年后表示自己在“健康上没问题”，但却以能“客观看待自己”和有“自知之明”为挡箭牌，仿效安倍弃甲而逃。两个一老一少的首相相继抛弃政权、逃之夭夭，这在权力斗争异常剧烈的自民党党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世袭议员”的本质与日本政治结构之弊端，在此可以说暴露无遗。

第四是传媒从未反思“造神”运动。

说来也奇怪，热衷于为“政治红星”抬轿子的日本大众传媒，对于自身在营造、渲染与推高安倍与福田的人气指数(实际上是“造神”运动)最终却落井下石的自相矛盾的行为似乎并不在意，也从未作过自我检讨。紧接着，日本大众传媒又把吹捧的重点集中在有“失言癖”的麻生太郎身上。这回舆论诱导的重点，是把麻生的“大嘴巴”转化为“心直口快”的美谈。

然而，曾几何时，这位被称为“心直口快”的“大嘴巴首相”，却被舆论界作了如下定位：“百年一现的无能首相”遇到“百年一次的不景气”，这立马让麻生的支持率只见下跌而毫无回升希望。与安倍、福田两位前首相知难而退、选择“逃跑”的道路不同，麻生下定决心紧抱住政权不放。他宁可让自民党政权与他共存亡，也不肯将位子禅让于党内的任何人士。麻生这一“以不变应万变”、“赖”字当头策略的结果就是将自民党政权拱手交给了民主党。(卓南生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