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零歧视”在全球艰难推进
在世界各地12月１日迎来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时，全球约有3400万人已感染这种病毒，其中78万人在中国；在美国研究人员1981年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31年后，美国想让所有孩子2015年出生时都不再携带这种病毒；在全国有近1/10的民众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南非总统曾亲自带头接受检查……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地艾滋病防治有一定进展，但形势仍不乐观。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来说，社会歧视是另外一把悬在心头的利剑，它所带来的痛楚有时甚于疾病本身。在这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国领导人的重视以及社会和民间机构的参与，正在努力改变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未来命运。“零艾滋”与“零歧视”一样重要，在考验中国，也在考验世界。
“中国自上而下消除恐艾情绪”
“北京刮起一股清新之风。”德国《汉诺威汇报》12月2日在题为“中国领导致力于世界艾滋病日”的报道中这样评论。文章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兑现承诺，性学家李银河也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步”。德国艾滋病援助协会专家汉斯·海克恩多次访华，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将使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迎来新希望。不过，海克恩认为，中国防治艾滋病还有很多具体挑战，如依法保护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就医权”、“工作权”等。他还说，中国感染者数量多，范围广，而国家整体医疗保障还刚起步，需要更多资金。
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与艾滋病患者及民间组织代表的互动与交流，让民间组织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陆军对中国未来对艾滋病患者的包容十分看好，他认为这是政府为消除对艾滋病患者歧视所做的努力。陆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国外在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问题上，依靠最多的还是民间组织。而这些组织的成员多是艾滋病患者。他们知道自己的需要，也能勇敢和准确地向社会提出自己的诉求。
外电在对中国防治艾滋病的报道中大多提到，一些中国医院拒绝HIV携带者就医。德国《世界报》11月29日以“整个国家都在歧视”为题称，尽管中国对艾滋病有了更多认识，但“恐艾情绪”仍无处不在。今后，这种不能保障HIV携带者“就医权”的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南非《星期天时报》近日在报道“中国禁止医院拒绝接受艾滋病病人”时，也提到中国领导人对艾滋病人的关爱，认为这将有助于改变过去中国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心理或认识误区。
《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在赞扬中国领导人看望艾滋病人的报道中说，中国并非歧视艾滋病患者最严重的国家，但却是“公众看法严重滞后于官方政策”的典型国家。报道批评中国有些媒体突出的是“每天与艾滋病患者零距离，看他们如何不恐‘艾’，这里的‘他们’并非艾滋病患者，而是医院的护士”。
这些“误区”的出现有多种原因。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日报道说，中国是对全球防艾做出最大贡献的5个国家之一，但民间对艾滋病患者仍有歧视。路透社一篇文章从文化角度分析说，“在一个性仍是某种禁忌话题的国家，艾滋病患者表示他们经常遭受羞辱”。
“中国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艾滋病教育宣传活动不足有关。”美国《大西洋月刊》11月30日在报道天津一名艾滋病患者就医遭拒事件时这样议论。但该刊物在强调中国政府态度鲜明地支持患者“就医权”时，也提到西方政府通常是在引发大规模公众舆论后才采取措施。在美国，直到活动人士揭穿所谓“艾滋病是男同性恋的癌症”的真相后，里根总统才首次对该传染病发表公开谈话。《大西洋月刊》议论说，尚不清楚，在中西方的不同做法中，哪种方法最奏效，现在也不能断言中国通常“由上而下”的措施能否阻止民众歧视艾滋病患者，或缩小政府行动和民间舆论间的鸿沟。
减少对边缘人群的歧视
《华盛顿邮报》文章列举了中国存在歧视艾滋病患者现象，如因该病被辞退工作、被家人赶出、被禁止从事餐饮业或到泳池游泳等。但文章说，尽管如此，约45个国家和地区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者有严格限制，它们歧视艾滋病患者的现象远比中国严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世界艾滋病日”发表讲话时，曾承诺“将结束不许艾滋病携带者进入美国的禁令”。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在该国，一些艾滋病患者不允许回到村庄。为杜绝歧视现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至少有18个国家利用法律保护艾滋病患者，但诉诸法律的做法收效甚微。
12月3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到柏林的一名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他表示去诊所或医院治疗时从没被拒绝过，医生总是以对一般病人的态度来对待他。柏林夏理特医院的一名医生则说，医生看病时都会戴胶皮手套，诊断前后都会消毒，“这样的措施已万无一失”。但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歧视和偏见也难避免。这名接受采访的HIV携带者说，他认识的一名“病友”，因为公开实情而失去工作，一些德国公司招聘工作时还要验血。
对于为什么中国社会目前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仍存在很大偏见，益仁平中心总协调人陆军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感染者大部分来自边缘人群，如同性恋者、吸毒人员、性工作者等。换而言之，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就是对边缘人群的歧视。除此之外，中国社会也缺乏对艾滋病患者的包容氛围。就拿公务员体检标准来说，明确规定艾滋病感染者是不被录用的，而这个条例绝对不只影响到公务员这个狭小的团体。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是一家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刘伊戈告诉记者，政府对边缘人群的关注也是解决艾滋病歧视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一说到艾滋病，很多人都将它上升到道德问题，认为那些因为输血而感染的人是值得同情的，而对性工作者、同性恋者或吸毒感染者就非常抵触。这种道德标签也是艾滋病患者受歧视的一个原因。
泰国非常重视对病毒携带者的“零歧视”。目前，在泰国任何一所学校都不能拒绝接受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否则会被起诉；不仅如此，学校里的老师对这些孩子绝对一视同仁。12月1日当天，素有“情色之都”的泰国帕塔亚举办很多宣传活动，特别是呼吁社会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与参与活动的患者合影，表达对防治艾滋病的支持。
“零”艾滋需要全球行动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在美国近日宣布的“零艾滋病一代”路线图文件中写道，艾滋病是“现代历史上最复杂的全球健康问题”，每年全球有170万人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提出的“零艾滋病一代”过于浪漫，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吴昊告诉记者，去年该院为10多个感染艾滋病的孕妇接生，没有一个婴儿感染上艾滋病。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这几年都非常重视防治艾滋病工作，并参与到相关活动中来。泰国总理英拉近日要求公务员福利基金、社保基金以及国家健保基金协同合作，整合三方资源，保证艾滋病毒携带者能持续获得抗艾药物。2010年，时任泰国总理阿披实在活动现场出人意料地戴上由安全套编成的帽子。曾是艾滋病肆虐“重灾区”的南非，病毒感染者达560万，约为全国人口的10%。为此，南非总统祖马曾亲自带头接受检查，还由副总统负责国家艾滋病委员会。
全球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参与反歧视艾滋病的公益活动。近日外媒对彭丽媛等中国著名艺术家担任“世卫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或参与相关活动非常关注。11月28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彭丽媛从2006年就开始担任中国卫生部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是中国最早担任这一角色的名人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约翰娜·胡德表示，中国民众当时对这种疾病充满憎恶感，但她做得很好。
至去年底，全球约有34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年度新发感染者约250万，比2001年下降约20％。德国艾滋病援助协会专家海克恩认为，人类与艾滋病的较量已30多年，形势并不乐观。全世界34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只有600万人在接受治疗。而对于美国约12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一个好消息是从2014年开始能得到医疗保险，另外一个是力争到2015年杜绝新生儿感染病毒。
据美国波士顿《全球邮报》1日报道，亚洲防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其中泰国、柬埔寨和中国的成就引人瞩目。从2006年起，亚洲艾滋病患者人数就基本维持在490万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官员认为，“亚太地区的进展至关重要，并有助于引领和改变全球艾滋病的议事日程”。
亚洲防治艾滋病的努力只是这场“全球性战斗”的一个局部。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亚太地区主任史蒂文·克努斯介绍，东南亚地区有四类艾滋病易感人群：静脉注射毒品者、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及通过母婴途径传递给儿童。缅甸及“金三角”地区艾滋病疫情扩散已严重影响中国。克努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缅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中国在缅甸有大量投资和大型工程，缅甸则有不少劳工到中国云南省境内打工，面对艾滋病疫情的跨界流动，中缅两国须加强在防治艾滋病问题上的合作。
南非艾滋病研究中心研究员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目前全球艾滋病防治已经取得较大成效，但碍于治疗成本高昂，疫苗研制滞后等因素，全球艾滋病防治还不太乐观。同时，包括中国在内，在消除歧视方面，还要加大宣传，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和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负担。
泰国救援艾滋基金会代表尼米曾说：“我们的国家已深陷危机。”目前泰国平均每小时便有一人感染艾滋病毒，主要原因是当地人偏爱不采取安全措施的性行为以及很少有人接受艾滋病毒检测。同样，在中国，性传播成为最主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因此，很多中国的相关人士提出，只要自己洁身自好，就能远离艾滋病。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刘伊戈建议，中国媒体在有关艾滋病新闻的报道上要慎重，如对类似“艾滋病针头”的流言要慎之又慎，不要渲染恐慌气氛。另外，比治疗更重要的还是预防，可以在学校推动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让孩子清楚明白什么才是安全的性行为，并且要提供全面的性心理辅导。
本报驻南非、泰国、德国、美国记者 苑基荣 孙广勇于景浩 青木 丁雨晴 本报记者 杜天琦 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