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称美国才是垄断者 我国企垄断远远不够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3日讯(记者 曹元水)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如何抓好国有和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当下热议焦点。就此话题，我们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石军。

记者：您长期在市里和省里工作，又一直分管经济工作，您对怎样促进国企和民企发展，如何推动两者携手共进，有什么体会和看法。

石军：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已在18大报告中讲的非常清楚。我的学习体会主要有三句话，这就是理直气壮发展国有经济、积极扎实促进民企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国民共进”。

一、理直气壮发展国有经济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多次用“理直气壮”这个词来搭配发展国有经济，这是为什么呢？

石军：我认为发展国有经济，用理直气壮这个词搭配再合适不过。

先说理直，我们共产党的远大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即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实现公有即全民所有，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发展国有经济，就会削弱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就与我们的远大目标背道而驰。但这决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继续搞所谓“一大二公”。鉴于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科学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我们通过“抓大放小、战略重组、布局优化”等改革途径，大大收缩了国有经济经营领域，大大让出了市场容量和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这不仅坚持了迈向远大目标的基本方向，而且体现了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记者：是的，发展国有经济的确理直。那么，气壮体现在什么地方？

石军：气壮，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发展成就和贡献上。远的不说，就说国资委成立的2003年到2011年的变化吧。这期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实现净利润从326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年均分别增长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500强全年销售收入总和还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国已有54家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特别是中央企业表现更为突出，这期间央企总数由196家减少为117家，但资产总额却从7.13万亿增加到28万亿。同时，国有企业还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走出去”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在了前头。这是多么巨大的成就、多么巨大的贡献，难道发展国有经济不能气壮吗？

记者：为什么在如此理直、气壮的背景下，指责、诋毁甚至扼杀国企怪论不绝于耳、甚嚣尘上呢？

石军：我们逐条理出这些怪论，逐一进行分析，就不难看清其真正用心了。

目前，常谈的怪论之一是，中国在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标签是在今年年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和瑞士达沃斯论坛组织的辩论中，硬贴给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的。他们指责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持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及国家支持的私营公司，通过并购外国企业、抢占他国资源来发展壮大自己。给中国硬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是贴不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不同，前者生产资料主要属于资本家占有，后者属于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中国怎么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呢？硬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其目的是为新自由主义危机辩护，攻击和压制竞争对手，巩固和抢占国际规则制定权。

怪论之二是，国有企业在搞垄断。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确实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济，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垄断已被打破，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已经大大缩小。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抓紧“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国有经济仅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而对其他行业则基本放开。据统计，在过去国有企业绝对控制的39个重点工业行业中，目前已有18个行业的国企产值占比降至10%左右。实际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不是垄断过度问题，而是对关键行业控制力严重不足。如果硬说我国在搞垄断，我们说这个垄断还远远不够。那些横加指责我国搞垄断的不是别人，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者。利用美元这一世界通用货币，形成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垄断；利用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进行垄断；利用互联网尤其是主根服务器，对全球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和域名体系及IP地址进行垄断；利用对美构成安全威胁借口，对我国国有企业和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大打出手；通过巩固和抢占国际规则制定权，对其他国家经济乃至政治进行控制，哪里有利益他们就在哪里垄断。难怪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美国称作美元垄断地位的“寄生虫”。

怪论之三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2001年我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分别为53489户和40554亿元，而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分别仅为22128户和5220亿元，民营企业总数和总产值仅为国有企业的41.3%和12.8%。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分别为6707户和66673亿元，而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总数和总产值则分别增至180612户和252326亿元，民营企业总数已是国有企业的26.9倍，总产值已是国有企业的3.7倍。这样的事实摆在眼前，总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吧。

怪论之四是，国有企业滋生腐败。国有企业是有腐败问题，难道国内外其它企业的腐败问题更少吗？难道其它领域没有腐败问题吗？腐败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关键看是否真正从源头和制度上下功夫治理。众所周知，中国的反腐特别是对国企的反腐是真刀真枪动手，而不是搞假动作应付。

怪论之五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悖，只有私有化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公有制与私有制是对应的“所有制”概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应的“经济体制”概念，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属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对立关系。从我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看，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融的，硬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完全是偷换概念、偷梁换柱。

他们通过上述五种怪论，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中国不能发展国有经济，现有国有企业必须实行私有化。为此，他们还积极主动地为我们开出所谓的“良方”，其实这些“良方”我们都曾见识过。前些年，他们曾开给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秘鲁等拉美各国，结果“良方”变成了“毒药”，给拉美经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样的“良方”也曾给俄罗斯开过，结果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样的“良方”还曾给东南亚各国开过，结果都没有逃脱同样的厄运。

这些国家惨痛的教训，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那就是别有用心之人开出的别有用心之方，只是为了达到别有用心之目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有自己的“华佗”，中国“华佗”早已根据中国国情开出了真正“良方”，这个良方就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发展国有经济。

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发展国有经济，又要坦诚认账和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目前看，国有企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三个较大差距”，亟待强化“四个必须坚持”。“三个较大差距”，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完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但到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仍不合理、经营机制也不灵活。同时，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矛盾突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转变国有企业发展方式与科学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国有企业发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轻效益现象比较突出，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布局结构也不合理，传统产业改造进展不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三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目前诸多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更新换代较慢，“走出去”水平较低，远不适应国际激烈竞争需要。“四个必须坚持”，一是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推进企业公司化改造，切实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必须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抓紧完善“三统一”、“三结合”出资人制度。三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抓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国有企业重组，促进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尤其是优势企业集中。四是必须坚持履行社会责任要求，引导企业牢记责任、诚信经营、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

二、积极扎实促进民企发展

记者：我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现在已是铺天盖地、顶天立地了。在此情况下，您为什么提出要积极扎实地促进民企发展呢？

石军：我说要积极扎实地促进民企发展，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如何保持民营企业的锐气。二是如何化解民企老板的怨气。三是如何发挥民营经济的朝气。这“三个如何”，都取决于我们能否积极扎实做好鼓励、支持和引导工作。

记者：您说的这“三个如何”很有意思。那么锐气怎么讲？

石军：这里讲的锐气是指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形成的迎难而上、愈挫愈勇、锐不可当的精神。年纪大的人都记的，建国之后我们搞了很长时间“一大二公”，一直忙着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一条尾巴未留，但一有机会，民营经济就会冒出芽来，开花结果。“文革”时期，民营经济被彻底摧毁，但在改革开放后又异军突起，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据统计，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50%，出口贡献已超30%，投资贡献已超60%，创新贡献已超70%，就业贡献已超80%。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锐气、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啊。但现在有些老板家业大了，身价高了，锐气却小了，过去敢闯敢冒，现在左顾右盼，甚至患得患失。因此，应当引导他们永葆迎难而上锐气，鼓励他们发扬勇打江山劲头，支持他们在新的挑战中再创新的辉煌。

记者：民企老板有什么怨气？应当如何化解？

石军：按常理讲，在民营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老板应当扬眉吐气，不应产生怨气。但在目前，确有一些老板存有不少怨气。他们一怨国际市场被挤占。本来出口产品行销天下，却因人民币大幅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而没了市场；本来利润相当可观，却因大打出手反倾销而赔个净光；本来已经签好合同、备足原料，却因毁掉合同而造成重大损失。多少年费了很大洋劲走出国门，现在又要花费很大力气挤回国门。国外没了市场，国内市场已被占满；走出去难，挤回来更难，能不让人存有怨气吗？

他们二怨贷款难、收税多。许多老板反映，目前诸多企业生产经营极度困难，有的已经减产，有的已经关门。开发新产品、抢占新市场，最大问题是缺钱，可越是缺钱越上门要钱，原来登门贷款的银行变成了登门逼债，动不动还加收罚金。同时，有些地方为了完成财政收入任务又在大挖税收潜力，要把多年积累的欠税一下子收起来，有的甚至还收过头税。赚钱少了、收税多了、贷款难了，老板的怨气油然而生。

他们三怨“玻璃门”和“弹簧门”。有的老板说，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两个36条和42项细则，真是下了不少功夫，但真正“进得去、扎住根”却很困难。2010年浙江省工商联曾对“非公36条”搞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执行满意的只有3.3%，不满意的高达21.4%。有些老板无奈地说，“玻璃门”难以打破，“弹簧门”仍在反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些障碍！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部分老板存在的这些怨气的？怎样才能有效解决他们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呢？

石军：我认为这些怨气有失偏颇，但又事出有因，应当理性看待民企发展中遇到的矛盾，积极扎实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国际市场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遇到经济危机冲击，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有些产品甚至企业被挤出已占市场是常事，怨不得天也怨不得地。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都不会被动接受无理挤兑，企业应当积极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品去抢占市场。国家应与企业联手抗争，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竭力保护企业合法利益。

贷款难是事实，这些年还没有出现过贷款不难的时候。为了缓解这个难题，最近几个月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增加货币投放，并明令向民企尤其是小微企业倾斜。收税多，要作具体分析，如果征收欠税，是应该的，只是时候选择不当。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并正在采取扩大营改增试点等措施予以解决。

“玻璃门”和“弹簧门”确实应当打破，但体制性障碍的消除有个艰难过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的道理吧。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快职能转变步伐，强化抓好落实措施，确保法规政策到位。尤其是对放开准入行业和领域，要拿出更有操作性的具体规定，既要列出详细单子，又要排出进程时间表，还应采取一竿子插到底办法督促落实。国有企业应当积极敞开大门欢迎民企介入，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民营企业应当主动作为，只要有利于发展壮大，控股更好，参股不控股也行，不要想一口吃个大胖子。

老板干大了，容易产生傲气；老板期望值高了，容易产生怨气。“笑傲江湖”总比“妄自菲薄”好得多，但怨气多了容易泄气。我们相信，随着放开领域的扩大和落实措施的强化，这些老板的怨气会逐步消失。我们更加坚信，真正的企业家定会理性对待遇到的矛盾，不会在困难面前泄气。

记者：化解怨气固然必要，发挥朝气更加重要。您认为应当怎样调动民企积极性和创造性呢？

石军：当今的民营经济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生长在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大地上，应该朝气蓬勃向前发展。但民营企业又像一片片树林，我们对其是“浇水、施肥、捉虫子”，还是“刨根、剥皮、捋叶子”，导致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自觉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其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当积极主动与民企老板交朋友，深入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所盼，制定实施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应当抓紧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努力消除“仇富”心理，真正树立“发展民企有功、支持民企光荣”观念，让民企老板放心大胆地做强做大企业，让民营经济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三、齐心协力推动“国民共进”

记者：推动国民携手共进，需要厘清诸多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的问题。近几年，“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争论不绝于耳，到底怎样看待这一争论，如何统一思想呢？

石军：“国进民退”的说法由来已久。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全面实施“国进民退”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民企发展确实遇到过一些挫折，如1989年至1991年清理整顿中曾经出现的“红帽子”现象，但从总体和宏观上看，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没有形成逆转之势。铺天盖地而又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种例子都能找到，要用几个例子推论“国进民退”，往往会以偏概全，得出错误结论。

记者：那么，从总体和宏观上看，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呢？

石军：这样的争论没有多大必要，因为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这样的观点有必要澄清，因为无谓的争论会干扰经济发展。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看，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退民进”，要不然民营经济就不会有空间发展壮大。由于在此期间，国有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还是讲“国民共进”更加符合实际。

大家知道，我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是三股力量支撑的。一是国有企业。二是民营企业。三是外资企业。据统计，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分别为16.7% 、31.2% 和20.1%，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增幅低了14.5个百分点，比外资企业增幅低了3.4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不是“国进民退”，而是三者都进，并且民进最快、外进居中、国进居后。

记者：在此情况下，您为什么提出齐心协力推动“国民共进”？

石军：我提出齐心协力推动“国民共进”，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巩固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者都应更好更快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削弱。二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完全能够融合发展，过去已经呈现两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起步，今后合作发展、实现双赢的舞台更加宽厚，定会上演一幕幕合力推动科学发展的壮丽诗篇。三是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仍不适应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要求，尤其是在推动两者融合发展上还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合力推动“国民共进”。

记者：“国民共进”涉及内容很多，牵动方方面面，的确需要齐心协力推动。现在看，关键还是政府、国企和民企这三方。您就先说说政府这一方吧。

石军：就政府而言，应当坚决按照18大报告中讲到的“处理好一对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个保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来严格规范自己与市场行为，率先强力推动“国民共进”。搞计划经济，只需一只手操作，一切由政府说了算；搞市场经济，需要两只手，一只手是市场，一只手是政府。推动“国民共进”，应该两只手协调动作，但协调动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府管多了，市场就不愿意，搞不好还会反过来施以惩罚；市场管多了，政府又不放心，总是习惯沿用计划经济办法去组织指挥市场经济。因此，目前当务之急是抓紧转变政府职能，加快革除体制性障碍，真正处理好“一对关系”，切实坚持好“两个毫不动摇”，积极兑现好“三个保证”。

记者：再说说国企和民企吧。

石军：国企和民企怎么进，“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保证”也已讲得很清楚。就国企来讲，应当着眼增强“三力”(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集中精力干好两件大事，一是探索和推行国有经济多种实现形式；二是集中投向，将更多资本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民企来说，关键是抓住三个着力点。一是紧紧盯住“三个保证”的落实，积极争取更好发展环境；二是突出抓好自主创新，努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三是精心选择进入行业和领域，主动搞好与国企的合作。

国企与民企携手共进，不是只有合作，而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只有真正搞好合作，才能优势互补，实现共赢；只有敢于善于竞争，才有发展活力，没有竞争就如计划经济，只会是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