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劳教村官任建宇:若能推动废除劳教我愿站出来
审视劳教
任建宇们的案例，一再提醒我们，劳教制度的改革越快越好。让公民免于非审判的不自由，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追求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作为一种不经司法审判程序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教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彼时，针对的是“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到上世纪70年代末，劳教的对象转变为惩罚那些破坏社会治安又不够刑事处罚的“大法不犯、小错不断”的人。
随着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公布实施，该法明确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于是，改变劳教制度的呼声日涨。
历经十年讨论，改革走到十字路口。
2012年10月9日，中国发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新闻发布会称：劳教制度为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也存在问题。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劳教制度改革方案，势在必行。
承德“劳教任务”调查
喝酒后的年轻人有没有踩乡政府女打字员一脚？主动投案后有没有被警察打耳光？刑拘20天后为何又要劳教一年？在有劳教任务的背景之下，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再次凸现劳教制度的复杂与争议
特约撰稿/曾建中 本刊记者/刘子倩
(发自河北滦平)
武永岩和张广赛怎么都不会想到，过完18周岁生日不久，一纸决定书，他俩都被劳教了一年。
武永岩和张广赛两人都是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两间房乡的村民。2012年7月17日晚上10点半左右，因为好朋友朱胜强在酒店吃饭时踩了乡政府工作人员陈雪一脚，两方冲突起来，武永岩、张广赛、张林枫等七八个好朋友都被卷入其中。结果武永岩和张广赛被劳教，其他六人未满18周岁被行政拘留。
让二人感到不服气的是，同一件事情，他们先被行政拘留后又被裁定需要“劳教一年”。
滦平县今年夏季社会治安“严打”期间，两间房派出所“提前60天完成了劳教任务”，这让武、张两人怀疑，自己成了“劳教任务”的牺牲品。
11月12日，武永岩的父亲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两人的劳教决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警方和当事人均各执一词。
祸起“一脚”
白墙，黑瓦，平房。龙光饭店就坐落在两间房村的东南边，出门右转，沿道路往南走，经百米坡路，便到了两间房乡政府门口。
2012年7月17日晚上9时许，龙光饭店内人不多，空气甚至还有点闷热。
在跟好朋友朱胜强喝了七八瓶啤酒后，武永岩给同一个村的陈健打电话，称自己和朱胜强喝多了，“来接我们回去吧”。
陈健和张林枫骑摩托车来到饭店，四人并没马上离开，而是围坐在桌旁继续喝酒、吃饭。
一个多小时后，两间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陈雪、赵秋实和刘一雄一起来到饭店，走进一个包间，包间只有半截门帘，且被撩起，斜对着武永岩的那张饭桌，距离很近。
几个月后的11月8日，陈雪向《中国新闻周刊》陈述，在吃面条时，朱胜强将一个烟头扔到她脚边，但她并未理睬，在此之前她也并不认识这几个人。
之后，陈雪来到吧台买绿茶。同时，朱胜强起身去上厕所。饭店老板娘沈丽(化名)这时听陈雪说了一声“你干吗踩我脚？”而后就是一阵争吵声。
陈雪当时认为是朱胜强故意撞她，并踩了她一脚，态度还挺横。可朱胜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时已经道歉了，并在武永岩的劝说下再次道歉，但陈雪不听，双方起了冲突。
但陈雪事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道歉，这事就过去了。”
临走时，两方再次口角，老板娘夫妇再次把双方劝开，并把陈雪三人送回乡政府。
陈雪走后，已喝得七八分醉的武永岩对陈健说，这事没完，让他回去把张广赛、武永磊、武明亮、李立军四个人拉过来。
“武永岩喝多了，但没有说过来打架。”张林枫事后称，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听不进去老板娘夫妻俩的劝告。
十来分钟后，陈健把李立军等人拉来，一行8个人来到了乡政府门口。
“乡政府的人就可以不讲理吗？”张林枫推着乡政府的大门喊道。“哐”的一声，武永岩踹了大门一脚。
住在乡政府附近的村民李红(化名)被他们摩托车的声音吵醒，“听到一些吵吵嚷嚷的声音，我以为又是乡政府工作人员喝酒了，就没在意，也没出去。”
听到喊声，陈雪与两间房乡司法所所长马荣东一起走到大门处，隔门与武永岩等人争论起来。
争议中，李立军将手上的烟头弹过去，击中大门。
老板娘夫妇再次起来劝解，八人分骑三辆摩托车离开了。可行驶不到200米，几个年轻人又折回到乡政府门口，继续喊着要“评理”。
两间房乡人大主席胡秀君打开大门劝他们回去。但张林枫等人认为他的态度也不好，骂了他一句。
两三分钟后，两间房派出所的两名警察朱利、高飞(皆为化名)来到乡政府门口。武永岩欲向朱利解释时，对方说去派出所再说，武永岩骂了对方一句。在混乱中，武永岩等七人迅速离开了。
只有张林枫留了下来。当晚12点左右，他被带到了两间房派出所。
顶格拘留
事发第二天早上8点，正在北京卖鞋的武玉旺接到电话，知道了儿子武永岩的事情。
武玉旺没能打通儿子的电话，于是发短信告诉他们赶快去接受处罚。“不管是对是错，确实骂人了，(我)当了几年村干部，是老党员，维护法律。”武玉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武永岩的一则日记里曾写到‘恨自己脾气太大，会改掉臭毛病’。”武玉旺说，儿子小学和初中时成绩都不错。高一时厌学，尚未读完上学期，便来到北京跟着武玉旺一起卖鞋。
按武玉旺的估计，他们最多被拘留三五天、罚点款，但后来事态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18日上午，武永岩、张广赛、朱胜强、李立军四人主动来到两间房派出所，尚在读书的陈健、武永磊和武明亮没有同行。武明亮和武永磊后被警察找到。七人被先后送到巴克什营派出所。当天下午三四点钟，陈健也被带到了派出所。
张林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第一次笔录的主要内容是“调戏陈雪、打人大胡主席、打警察”，与自己说的不符，拒绝签字按手印，但他称被警察打耳光、出言威胁要坐牢，同时被告知签完字“没什么事”。
后来，在修改了六次却基本没改内容的笔录上，他签了字。
朱胜强透露，做笔录时，警察说他“不诚实”，不合其意就被骂，半小时后做完笔录，“没让瞅笔录，警察说和(我)说的一样。”
李立军亦称，做笔录前先被警察打耳光，做完笔录后没怎么让看就要求签字按手印。
事后，滦平警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警依法办案，并未动手打人，而且如果当事人不认可笔录内容的话，是不会签字的，一旦签字，是会发生法律效力的。
7月18日，滦平县公安局对武永岩等人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因“寻衅滋事”，李立军、朱胜强、张广赛、张林枫、武永岩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武永磊、武明亮、陈健被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一千元。
因“阻碍执行职务”，武永岩、张林枫两人被另处“行政拘留十日”。
最终，武永岩、张林枫两人被合并裁决行政拘留二十日并处罚款一千元；因未满18周岁，陈健、武明亮、张林枫、李立军、朱胜强、武永磊行政拘留不予执行。
7月18日晚上10点多，上述六人在家属缴纳1000元的罚款后，被领回家。已年满18周岁武永岩、张广赛被送至滦平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
被质疑的“处罚”
陈雪出生于1991年。今年6月份以劳务派遣的身份在两间房乡政府工作，负责打字和收发文件，尚是临时工，并非网上所传的公务员，其父母均为滦平县的农民。
两间房乡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说，陈雪与同事间的关系还不错。
武永岩等八人都曾在滦平县巴克什营中学读初中，经常在一起玩，但与陈雪三人此前并无交集。八人里面有三辆摩托车，有空时就骑车去水库游泳、钓鱼。
7月21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武玉旺接到武永岩的电话，“说要被劳教”。他觉得事态严重了。
7月26日，承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根据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条款规定，决定对武永岩、张广赛分别劳教一年。
因不服此劳教决定，9月10日，由武玉旺作为委托代理人，向承德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10月20日承德市人民政府做出复议决定，维持上述劳教决定。
滦平县公安局法制科法制教导员马一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滦平县公安局在7月26日撤销了对武永岩和张广赛的行政处罚，两人被劳教并不是因为他俩刚好满了18周岁，而是根据案件情节决定的，武永岩是组织者，张广赛是积极参加者，而另外六人未被劳教，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同时，马一腾称，警察并未打他们耳光，“我们都是依法办案”。
然而，张林枫、李立军等人为张广赛“喊冤”。他们说，张广赛当时虽然也参与了骂架，但基本是在劝说他们，“基本没他什么事”。
在他们眼里，四岁时母亲就病故的张广赛“挺能吃苦，性格开朗、温顺”。
“那孩子很老实，就是好交朋友。”两间房村的一位村民这么评价张广赛。
张广赛的家由一间红砖小屋和一间低矮瓦房组成，墙上张贴的报纸已经泛黄，裸露的墙壁被熏黑。他的卧室里还摆着女友的毛绒玩具，成为房间里唯一的一抹亮色。
张广赛的父亲张文宪58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儿子)挺调皮，骂过，也揍过，但从邻居家墙头偷跑出去时，从不动邻居家的任何东西”。
张文宪说，在去年6月，他查出患有肝腹水，在外打工的张广赛听说后每月都会给他1000元生活费和医药费。
“劳教有任务”
在武永岩和张广赛被劳教后，武玉旺曾去信访部门上访。接访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两人被劳教是“赶上严打了”。
据承德政府官网上的公开信息，2012年6月30日，承德市召开全市夏季社会治安严打整治行动广播电视会议，对全市夏季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
承德政府网2012年8月20日标题为“滦平夏季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见成效”的信息称：严打力度把握“狠”，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坚持顶格处理，可拘可不拘的坚决刑拘可劳可不劳的坚决劳教，力争短期内集中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并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信息同时称，在狠抓严打战果的基础上，坚持日通报、周考核和周排名，结合各单位严打成绩进行全局排名、通报。
上述信息还显示“截至目前，办理治安案件755起，行政拘留231人，劳教8人”。
承德政府网的另一则信息显示，截至8月底，滦平县公安局查处治安案件1096起，行政拘留337人，劳动教养14人。
对于“可劳可不劳的坚决劳教”一类的信息，马一腾称，这可能是制定严打行动方案的不是专业人士，用语上可能不太明确，让人产生歧义。“(滦平县公安局)对于任何案件不会降格处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武玉旺却认为，先有行政拘留再劳教，是对儿子的“升格”处理，凑了劳教任务的“人头”。
10月24日左右，武玉旺在滦平县公安局内拍下了一段视频和几张图片。视频和图片内容显示，在滦平县夏季社会治安严打中，若提前完成劳教任务、行政拘留、刑事案件破案任务等，在“红旗单位”一栏中贴有“小红旗”，予以公示。
两间房派出所于去年成立。在“红旗单位”中，其提前60天完成劳教任务、提前72天完成行政拘留任务、提前24天完成刑事案件破案任务，被授予三面“小红旗”，依次排列。
武玉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拍下视频并在网上公布，但过后不久，他再去公安局时，该公告牌已被撤下。
“(劳教任务)这个指标已经制止了，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个错误以后，所有的指标全部都已经制止了。”马一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指标，不是说任务，”马一腾说，她只是知道上述的指标已被撤了，但具体时间不清楚。
承德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相关负责人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承德市公安局从来没有下派过劳教任务。
公平还是效率？
“派任务本身就违法，提前完成更违法，违反科学发展观，这个要严重批判。”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有指标，为了“凑数”，无罪可能弄成有罪，而“数字”满了，对真正违法的可能又不处理了，“社会秩序不乱了？国家没法治了。”
2011年2月，公安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执法质量考评制度的意见》，提出应当要求各地取消 “罚没款数额”“刑事拘留数”“行政拘留数”“发案数”“劳动教养数”“退查率”“破案率”等考评指标。
而派任务的做法在下面仍然存在。据广州日报报道，2011年3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其镇委书记表示“每个派出所年内要打掉1至2个涉黑恶势力团伙”。
王公义透露，劳教任务下派存在很多年了，“各地公安局下(劳教)指标是很多年的老问题了，层层有压力。”而中央发过各种文件批判，至少有20年了，但各地还是存在这种问题。
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共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作为司法部研究室的负责人，王公义建议劳教改革司法化，“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法律设定，未经法律程序，行政机关是不能限制人身自由的。”王公义说，是否劳教要经过司法程序，“劳教制度的改革是谁决定劳教的问题，是行政决定还是司法决定的问题。”
王公义还认为，劳教制度存在社会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司法化更强调公平，牺牲了效率，公安机关牺牲了公平，但效率高了。”王公义说，比如上述的承德劳教案，要反复调查，最后把事实弄清楚，过程可能非常复杂，要花很长的时间，最后在判决后可能劳教已经结束了。
“司法化要面临效率问题，但公平和效率很难兼顾，目前要看社会管理者追求或重视的是什么。”王公义说。
由夏入冬，武永岩和张广赛已被劳教百余天。
11月12日，武玉旺作为委托代理人，对武永岩、张广赛被劳教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承德市劳教委撤销对两人的劳教决定，“希望法律还两人一个公平”。(实习生耿昊天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一页12下一页
[page]
即将转正的青年村官，因言获罪，被判劳动教养两年。几条时事评论，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平静生活。不过他说，“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我愿意站出来”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重庆)
11月20日，走出看守所的任建宇准备回村。
他还穿着两天前走出看守所时的一身衣服。回村前，他和女友代进到集市上，买了里里外外一整套新衣服。然后，他们将旧的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一场意外的牢狱之灾，让他失去了15个月的自由，使他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和多年前的孙志刚一样，“任建宇”成为促进劳教制度改革的符号。他说：“如果我个人的行动能推动废除劳教制度，我愿意站出来。”
学员编号：4656
一切改变发生在2011年8月17日。
这天，正在上班的任建宇的办公室里来了几位警察，其中一个见了他说：对，就是他！
警察要求任建宇出示他几天前在网上转发的一张图片，两三个小时后，任建宇找到了。他告诉警察，我没有修改过，我所发的与我看到的完全一样。
警察把任建宇和他的电脑一同带到彭水县公安局继续调查。审查了一夜后，警察告诉任建宇可以回去了，并告诉他，以后不要随便转发这些东西，任建宇回答说，好。
虽然心有余悸，但是任建宇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回村这天，8月18日，是村里公务员转正公示期的第一天，任建宇还特地到布告栏里去看了下，有他的名字，当了两年的村官，他终于等到了编制，心里充满期待。
然而，几个小时后，期待就变成了绝望。
当天下午，三名警察再次出现在任建宇面前，并说要对他刑拘。
“我当时害怕，蒙掉了。”他被戴上手铐，到公安局去录指纹，慌张得手一直出汗，几次都录不上。
之后，他被送到彭水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下一站，竟然就是看守所。
看守所登记，问，这是什么罪名？送他来的警察说，不知道。然后立即打电话问，才被告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察扭头对任建宇说，你看，你的罪名多大啊。
任建宇随后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理由是，“复制、转发、评点一百多条‘负面信息’”，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方搜集的证据中，还有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
在看守所监房，学员们(劳教者都被称为学员)围过来问，得知罪名后都笑他：“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学员们彼此称呼“同教”，只有叫任建宇时，会叫他：“村官”。
任建宇喜欢用“里面”来指代劳教所，在给女友的第一封信里，他写过一首诗叫《无题》，“微风絮语吹，薄酒品一杯，只求意中人，化作蝴蝶飞。”这四句打油诗里，头两句的第一个字和后两句的第二个字，合起来就是：“微博求助”的谐音。他记得在新闻里看过李庄写的藏头诗，就学着写了这首诗，又怕太明显，将后两句藏在了第二个字里。可惜当时女友很慌乱，没看懂。
除了唱红歌、站军姿和劳动之外，他也会乱想，但大多数时候沉默。有次他画了幅自画像：面容清瘦，穿着劳改制服，胸前挂个牌子，上面是他的学员号：“4656”。他寄给女友，“看我悲惨的样子。”
在看守所，他见到了方洪，这个他曾经只在新闻里看过的人，同样因言获罪。看新闻时，任建宇觉得很荒诞，没想到却与方洪成了“同教”。
方洪获释后，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劳教委)，要求法院撤销对他的劳动教养决定。今年6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确认对方洪的劳动教养决定违法。长期关注劳教问题的律师浦志强，由方洪得知了任建宇的案子，决定出手相救。
任建宇的出路与方洪却不同。11月19日，重庆劳教委主动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任建宇重获自由，第二天，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因已过诉讼期限，驳回起诉。
提前9个月，任建宇重获自由。离开看守所那天，他将棉被和衣服都送给了里面的一个上访户。
对于他，这既是再一次意外的惊喜，亦是再一次意外的打击——惊喜于自由来得如此迅猛，没有经过太多的磕绊；打击，则来自于他试图证明自己清白的努力归于失败。
“我都看见了，给十块钱”
11月21日，返村第二天，任建宇在新浪微博里说：“回家的感觉真好。现在能真实地体会‘不自由，毋宁死’的含义了。个人的遭遇而言，劳教制度太随意了，每个人都有危险。”
那天回家，在自家堂屋里，有人唤任建宇与爷爷说话，他却推过人群，兀自走到屋前那片只剩秸秆的田里，他眼圈红着，不肯给别人看到他的眼泪。他站在秸秆之间，突然双手指向天空，没有言语。
回到二楼久别的房间，他在抽屉里翻找着过去的回忆，找到一份曾经的学生证，他笑着说，这上面的自己好乖。
25年前，任建宇出生在这里，并度过了不断辗转的求学历程。
“乡镇里什么地方好就往什么地方跑。”他说。家人期望有个好的学习环境，让他到很远的镇里幼儿园上学，上下学步行，要40分钟。
升小学时，没满7岁，学校不让上，母亲找到班主任，任建宇还记得，母亲给对方塞钱，“我都看见了，给十块钱”。
这所小学不过是镇子里一个临时办学点，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又为他物色新的学校。送出一只老母鸡后，任建宇顺利进入另一所较好的小学继续读书。
“也是希望我将来能更有出息。”任建宇回忆。作为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父母希望他能上大学。
小学里，任建宇“调皮捣蛋，成绩不好”，常常只考六七十分。他有时会改成绩单，但不高明，有次考了59，自己改成了89，太明显了，回来就被父亲任世六识破，挨了一顿打。
不过小学升初中的联考，他一下子考了全县第五名，好几所中学的老师来抢生源。父亲问他有没有信心将来考大学，他回答：有。
考了全县第五名，受了重视，任建宇开始“想维护这样的荣誉”，真正用功起来。初中三年，前两年走读，每天早上出门，天还不亮，他打着手电筒，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
他开始喜欢看书，对文学有兴趣，作文当过班上的范文，当众念。
初中毕业，他想去考师范院校，5年制，大专文凭，毕业后可以做小学老师，在当时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父母都不同意，认为他应该有更好的将来。
他在那时看了韩寒的《三重门》，觉得，哇！这书太好了，太真实了。他也想过当作家，像韩寒那样。不过他从未投过稿，他总觉得太遥远。
高考，他顺利考入第一志愿：重庆文理学院。第一志愿是英语专业，但他的英语成绩没达标，就进入第二志愿中文系，学费2500元一年，还算便宜。
关键是，任建宇在这里看到了比较笃定的将来，做个老师，稳当平坦。
大学期间，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太直，说话不拐弯，有时会得罪人，但他并不在意。
一次支教，他看到一些村官不按规矩做事，拿人家好处，颇为忿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大三时，去一所学校实习，半年下来，他确定自己不适合当老师，“上课写字太丑，别人一看就不是好榜样”。
见习村官
大学生任建宇对未来有着朦胧的把握感，但也有犹豫，在正式报考村官前，他去了一家煤矿企业做助理，做些杂七杂八小事情。他觉得很无聊，这样的未来有什么意思？
他和女友代进是高中同学，代进看上的就是任建宇的直率，感觉很真诚，但又担心他太不注意别人的感受。
两人成为恋人，计划一起去考村官。但后来女友被分配到江津区某职业中学做了老师，任建宇则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彭水县郁山镇做了见习村官，半只脚踏进体制内。代进常劝他，毕竟在政府工作，性格要改改，说话注意点，否则会吃亏。
初入社会的任建宇常和女友“聊国家大事”。挂着村主任助理的头衔，他每月有大量时间都和最基层的人相处，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有许多看不惯的事：村干部的勾心斗角，上访户不顾自己的尊严，扶贫款常发放不到位
他的文学才能在这里也有了施展的机会，他写工作报告，有时也为镇上写点宣传文章投稿到报社。
不过既然进了体制内，任建宇还是有所注意，他试图改变自己，“刚进去的时候也想去表现，好印象，前途。”他想迎合这个环境。吃饭、应酬他都积极去，不怎么会说话，敬酒时就说：领导，我敬你一杯。再一轮，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好说“反正要敬你”。
大多数时候，任建宇还是躲在宿舍里上网，打游戏。他加入了20多个QQ群，都是一群年轻人，讨论时事，或吐槽调侃。他觉得这是拘谨生活的一种释放，带点热情，也带点玩笑。
不过任建宇说自己大多数时间“比较平和”，每次在QQ群里看到有人转发谣言，或者喊口号，就会劝说，没必要，还给自己带来麻烦，给批评你的人借口。
谁也没想过，这个村子里罕有的大学生，十里八乡少有的大学生村官，被乡邻们视为榜样的年轻人，最终被命运推向了这条他不曾选择的道路。
“进了劳教所，一切都毁了。”
“不怕，真不怕吗？”
11月24日中午，青雾笼罩江面，任建宇和父亲、爷爷，一起到山坡上的五叔家吃午饭。饭前，他跟五娘点了几道菜，红烧猪蹄，三仙肉(回锅肉)，都用大碗盛着，他坐下来，没等别人入席，兀自拿筷子夹起一块肥肥的肉片，歪着头刺溜一下吃了，不停点头：“好吃，好吃。”
他说在“里面”一年多，吃啥都没味，也可以花钱加餐，但就是没胃口。一年多，他的最大变化是，瘦了30斤；而出来后最大的感受是，吃什么都好吃，香！
任爷爷80岁了，身体不好，这天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抽烟看着孙子大快朵颐，神情却有些木然。五叔倒了一杯自家泡制的果酒，拿小勺子舀着喝，说着侄子的遭遇，情绪有些激动。
任建宇在一旁劝他少喝两口：“不怕，真不怕吗？”
害怕、慌张、焦虑，曾是过去15个月里主宰任建宇的情绪，现在，他需要一些时间，释放这些本不属于他的情绪。
他说，他能提前获得自由，说明还有正义存在，这个社会还值得一步步向前推进。
11月26日这天中午，重庆阳光明媚，温暖人心。任建宇在自家屋顶听父亲倾诉，被劳教这15个月发生的点点滴滴，其中的艰难和委屈，无奈与痛苦，是对儿子清白身份的信念一直支撑他到现在。
这位只上过两个月学、靠种地和做泥水工养家的老人，在儿子被劳教后却异常坚定地宣称：“(任建宇)怎么进去的，要怎么出来。”
“我是个不孝的儿子。”听了这些，任建宇有些动容，“父亲应该得到一个交代，来自于我，更来自于众所周知的部门！”
他说话时，抿紧嘴角，流露出一种坚韧和无奈的复杂神态。(实习生陈薇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