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校长：爱国是公民基本道德而非核心价值观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并作出具体部署。如何把文化强国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是当前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主要任务。从本期开始，文教周刊将连续推出系列述评，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扎实推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如何持续激发”、“名家大师如何不断涌现”、“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提升效能”、“文化对外开放如何持续扩大”等问题，敬请读者关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崛起。核心价值体系是旗帜，指引前进方向；核心价值体系是磁石，凝聚社会共识。历史和现实都已昭示：核心价值体系关系国家的成败兴衰、关系社会的进退治乱，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与核心。

党的十八大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首要任务写进大会报告，并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什么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如此重要？如何看待当代中国人价值观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如何把“三个倡导”落到实处？……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时代给中国提出的重大命题。

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日益凸显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就是“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共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任务比以往更加迫切。他说，与过去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相比，现在是一个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与过去在封闭的状态下搞建设不同，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开放，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过去人们接受教育和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超越时空界限，使信息来源越来越多样化。

“利益分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使得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此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在韩震看来，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只有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拥有作为最大公约数的社会共识，才能形成共同目标，采取共同行动。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观都完全一样，那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基本共识，有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是形成社会有机体的前提和条件。”韩震说，苏联给我们提供了反面例子，正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全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和混乱。“前车之鉴，值得汲取。”

北京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宇文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价值观日益显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他说，这一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价值观出现了分化，价值观的冲突增加了；其次，对涉及价值选择的问题，许多人不知何去何从，做出价值判断的迷惑感增强了；第三，价值世界的无序感增加了，一些人或是陷入价值迷失，或是陷入价值盲从。

“从好的一面来讲，价值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社会创造活力迸发了出来，从不利的一面来讲，社会治理和调整的难度因此增加了。”宇文利说：“但价值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判断是非对错、决定进退取舍的原则和标准，对共同体（国家、民族、社会）而言，不可或缺。这也是党从十六大以来，特别注意和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

价值观的另一重要性体现在它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历史上，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赢得了群众，最终战胜封建等级制度，将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推动中国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宇文利说：“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社会进步的节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社会前进的尺度。”因此，无论是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是谈实现民族复兴，价值观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中国致公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化学者刘伟见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也是大众的期盼。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文化建设与精神风貌还存在很多需要改革与提升的空间。他说：“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尚未成为大众心灵慰藉的主要方式。拜金逐利，利益至上，什么热，什么就容易被迅速商业化，人文只是附属，繁荣喧嚣的背后是简单的利益驱动。”

刘伟见说：“当前思想潮流非常活跃，但是各分众的思想文化缺乏文化共识，缺乏价值伦理的最大公约化。在宏观层面与大事关头，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义就会凸显出来，比如汶川大地震中所显现的巨大精神力量令中国人自己都感到震撼和感动。所以如何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来形成社会共识也是大众所期盼的。”

核心价值观应突出核心性和超越性

一些专家和学者指出，十八大报告采用“三个倡导”的表述方式，而没有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种下定义的表述方式，是科学求实的，符合当前中国实际。

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处于培育和建构阶段。他们认为，“三个倡导”所提出的12项价值观都是美好而值得珍视和追求的，但显然不是所有美好的价值观最终都能进入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突出核心性和超越性。

韩震说：“一种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把握。”因此，核心价值观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如同理想和信仰那样，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反之，过于物质化的价值观就难以具有那种万众归心的感召力。

“举例来说，‘富强’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价值观，但应不应该成为‘核心价值观’，值得认真考虑。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不追求富强的。美国人最讲究实际利益，做什么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依据，但美国人绝不把追求利益作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加以宣扬，因为这显然不能给他们带来所谓的‘软实力’，他们所鼓吹的核心价值观是带有超越性的‘自由’、‘民主’、‘人权’。尽管他们实际干的是在全世界捞取利益的勾当，但嘴上却是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把‘富强’当成核心价值观，正好给了他们说中国人只知道赚钱、发财，缺少道德追求的口实，不利于我们树立国际形象。当我们拿富强或者共同富裕之类的价值观去和西方进行竞争时，我们怎么可能占领道德制高点呢？”

韩震认为，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上应注意区分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和外围的、从属性的价值观，尤其不要把道德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混在一起。“比如说，爱国当然要爱，但没必要把这当成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作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就可以了。”韩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凝练。

宇文利认为，我们在落实“三个倡导”所提出的12项价值观时，必须始终强调和贯彻一点——“这12项价值观每一个都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都要和社会主义的要求、目标相联系”。宇文利说：“一定要在社会主义层面上理解它们，才能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否则的话，它们完全可以成为资本主义价值观，某种意义上，某些东西也可以成为封建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封建社会也讲忠君爱国，我们今天也讲爱国，怎么区分开来？”

宇文利说：“我们倡导这些价值观，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发挥出来。这些价值观中的社会主义性是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性就是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区别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其‘人民性’，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十八大报告反复多次提到‘人民’、提到‘民生’，人民性贯穿始终。我觉得这是十八大报告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

价值观建设重在知行合一

韩震强调，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是价值观的先进性。“价值观要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此基础上才有影响力。而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来源于价值观本身的先进性。没有价值观的先进性，就不可能有价值观的影响力。”他说，“所以，不管未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概括，先进性是一定要突出的。”

宇文利说：“古人说‘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知’不易，‘行’更难，知行合一更加不易。价值观建设需要把重点放在知行合一上。”他建议：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建立全社会价值观的自觉、自信和自强，“使大众认识到，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是有用的，能提高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和素质。”

刘伟见认为，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要使人的内心真正认同它，就要使之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一种自觉。史书记载了很多的“循吏”，他们的价值观崇尚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是将价值伦理与工作、生活有了深度的结合和自觉。这对于今天确立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机制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接受采访的几位专家认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政府应以身作则，带头践行“三个倡导”，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用清正廉洁的形象为全社会树立榜样。宇文利说：“古有商鞅‘徙木立信’，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增强政府在群众中的信任度。”

当前，道德领域存在若干突出问题，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提高整体道德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有学者指出：公民道德教育应把重点放在底线道德的教育上。

韩震说：“只有底线道德守住了，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可预期的社会，最终建成诚信社会。不要一提公民道德建设，就是树立道德模范。道德模范当然值得颂扬，但他们的道德水准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用最高水准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人民，最终结果是大多数人做不到，道德就成了人们嘴上说说、难以落实的东西。对社会大多数成员来说，守住道德底线就可以。社会应该在底线基础上鼓励更高层次的道德行为，而不是只提高标准，而不管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