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防艾措施被指太生硬 患者求医普遍遭歧视
本报讯经性传播比例连续五年攀升、男男性行为感染率四年翻番、外省份流动人群比例居高不下、60岁以上感染者数量增多……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公布最新艾滋病疫情显示，全市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2424例，经性传播连续五年成为感染的首要途径，且比例增至94.4%。今年前10月报告2031例。
北京市卫生局数据显示，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止到2012年10月31日，本市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12424例。全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经性传播7839例，占63.1%（其中同性传播5081例，占40.9%；异性传播2758例，占22.2%）；注射吸毒传播2408例，占19.4%；其他传播途径共计2177例，占17.5%。
今年1至10月,北京市各级医疗机构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2031例，其中经性传播1917例，占94.4%（其中同性传播1411例，占69.5%，异性传播506例，占24.9%）；注射毒品73例，占3.6%；其他传播途径共计41例，占2.0%。
市卫生局疾控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艾滋病报告数字明显上升，疫情整体上处于低流行水平，部分高危人群呈现高流行态势。
近五年，本市艾滋病报告数年平均增幅达到17%，呈明显上升趋势。连续多年的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提示一般人群的感染率保持着较低水平，防治效果较为明显。但是，本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感染率较高，超过了5%的高流行水平，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
此外，截至目前，本市累计免费治疗艾滋病患者3110人，现治患者2847人，治疗人数比2005年提高了2073.3%。累计为1923名长期在京居住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占到全部病人的61.8%。91%以上的病人治疗成功，病人的年死亡率降至1%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疫情特点
男男同性恋感染率四年翻番
疾控处表示，经性传播已连续五年成为本市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2008-2012年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经性传播所占比例分别为
58.4%、70.2%、87.4%、87.1%和94.4%，呈明显上升态势。
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者感染的比例上升尤为明显，已从2008年的35.9%上升到2012年的69.5%，明显高于异性传播所占的比例，而且这一人群还存在知、信、行分离的现象，高危行为改变困难。
外省份流动人群比例居高不下
疾控处介绍，本市累计报告的12424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外省份户籍占75.6%。2008-2012年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外省份户籍所占比例分别为69.9%、74.8%、79.1%、76.2%、78.0%。由于流动人群的特点，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吉林一家民间防艾组织负责人孟想坦言，因社会公众歧视和就医歧视普遍存在，感染者们多不敢在当地就医，出于怕被发现后就地扣留、怕亲朋好友、怕病情被公开等心理，尽管有城镇职工医保或者新农合者也不愿享受报销优惠政策，而是跑到外省市自费寻求就医。“许多感染者高烧、皮疹都不退，却不敢去医院看病”。
高龄组感染比例“抬头”
本市60岁以上老年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报告数近年呈增多趋势，从2008年的25例，增加到2012年的59例（前10月份）。高龄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中经性传播占82.7%，需要加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河南省疾控中心29日发布本年度艾滋病疫情分析报告，发现60岁以上年龄组报告异性性传播感染数量增加明显。
对此，专家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性需求的老年人会外出寻找性伙伴，且因考虑到发病到死亡尚有二三十年，因此即使知道不安全的性行为可能会导致艾滋病，但也无所顾忌。
数说防艾
40000余人充分发挥首
都高校青春红丝带社团志愿者的作用，社团自2009年成立以来，3年间，成立社团的高校从70所增加到目前84所，会员人数由16226人增加到40000余人。志愿者们走进社区、走进厂矿、走进车站宣讲艾滋病防治知识，发放健康包。
99.48%通过开展在孕
产妇和婚前保健人群中HIV抗体检测、咨询及母婴阻断等系列服务，2007年至2012年间，本市住院分娩产妇接受HIV抗体咨询检测率从88.93%提高到99.48%，居全国第一。
3373人
目前，全市10家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累计治疗3373人，最近一年治疗2156人，在治1786人，日均服药人数为1161人，保持率为89.4%。与2011年10月份相比，累计治疗人数增加16.9%（488人），在治人数增加30.6%（418人）。
11类
截至2012年10月底，本市艾滋病监测哨点已经扩大到123个,监测系统覆盖了男男性行为者（MSM）、暗娼、嫖客、吸毒者等11类人群。暗娼人群、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性病门诊就诊者累计HIV检测率分别达到了59.6%、85.4%、70.1%。
视点PK
政府关注视野不接地气？
正方
市卫生局认为，成功的抗病毒治疗显著减少了艾滋病的传播，减少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慌，为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除为患者提供诊治外，还为患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涉及服药依从性教育、营养支持及体育锻炼、机会性感染预防与自我监测、心理减压、艾滋病家庭护理与消毒隔离等。
北京市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注重与国际组织合作，目前开展的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主要包括：北京市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和北京市中盖艾滋病项目。通过项目的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在扩大艾滋病检测、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促进高危人群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对艾滋病综合防治服务等方面全面可及。
反方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长孟林则表示，目前，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关怀和治疗，但两者都没有做细，一方面，所谓的“关怀”多是通过让感染者填表的方式，掌握其是否按时服药、CD4指数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是否有不安全性行为等情况，这些对感染者来说很反感；另一方面，因定点医院的存在，感染者的治疗还面临着被拒绝的普遍歧视，许多患者被踢皮球般来往于定点医院和综合医院间。
孟林举例道，近日一名感染者在前往京城某定点医院就诊时因需做手术，被告知只能住VIP单间，但该病房日价400元，10天，仅住院费就高达4000元，这让感染者气愤，亦无力承担，“医院提供关怀应该体现在临床、治疗服务方面，但VIP病房也算关怀吗？”
孟林称，患者需要什么、面临什么困难、就业和就医中面临的社会歧视、活动有没有场所、看不起病有没有保障等等，都尚未纳入政府的关注视野，而这才是防控艾滋病疫情的根本，如果社会上的歧视阴云不被驱散，则不仅对患者的依从性服药、心理上的人文关怀不利，对社会来说也是潜在的危险。
孟林认为，除政府投入不足外，政府、医疗机构、草根组织三者在防艾工作中的职责和定位尚未得到真正体现，或缺失、或越位、或冷漠，且公众对艾滋病的意识也不足，防控体系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草根组织是否合理运行？
正方
市疾控处负责人表示，本市始终重视发挥民间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目前积极参与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民间组织约有60余家。他们针对青少年、妇女、流动人口、吸毒者、同性恋者、娱乐场所服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人群进行同伴教育，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为干预活动，为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提供心理关怀、帮助感染者开展自助自救。
同时，民间组织充分发挥其特殊优势，协助政府开展工作，使更多的高危险行为人群接受到相关服务，促使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回归社会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已经成为本市防艾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反方
“草根组织是重要的防艾力量，发挥着政府根本发挥不了的作用”，对近日中央领导对民间组织防艾的鼓励和支持，孟林很兴奋。但他坦言，民间防艾之路并不顺畅。
“中国有两种草根，一种是政府御用的，一种是民间自发的，虽都对外称草根，却不可同日而语。”孟林介绍，目前，北京仅有三个防艾机构进行了注册，红丝带之家、爱心家园、中国红丝带网，但三者都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前两家的“靠山”分别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第三家的法人是国家疾控中心，真正的民间组织都没获得合法身份。因此，财力、人力都非常吃紧，不少民间组织都在努力维持着，每年都会“兴起一批，倒下一批”，“医院和官方机构应将精力放在感染者和患者的治疗上，而非扮演草根组织的角色，在防艾基金本就有限的当下，和举步维艰的草根组织抢分一杯羹”。
律师上书吁保护艾滋病人就业权
“我只想维护自己平等的就业权，这是法律所保障的，我相信法律是消除歧视最有效的手段”，本周一，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祥勇带上一起特殊的案件资料前往南昌市进贤县人民法院立案时，案件原告小齐坚定地说。小齐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被体检出携带有艾滋病毒而与教师岗位失之交臂。
昨天，此前三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以及小齐的代理律师共6名律师向国务院法制办寄送了一封建议信，要求审查《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删除其中的“艾滋病不合格条款”，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等就业权。
据曾在三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中给予原告帮助的知名公益人士于方强表示，如果立案成功，这将是江西省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也是全国第四起艾滋就业歧视案。建议信指出，从2010年8月至今，国内共发生了四起艾滋就业歧视案，四位原告均在寻求教师职业的过程中，通过笔试和面试之后，因为体检HIV呈阳性而被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拒绝录用。政府部门拒绝录用的依据就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目前，第四起案件、江西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正在等待法官的立案答复。
建议信称，《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十八条明文规定“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6名律师认为，这一标准从根本上剥夺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为公务员的可能，是对艾滋病群体制度性健康歧视的根本原因。
信件已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寄往国务院法制办。于方强表示，此前已有多名学者、公益人士致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建议修改这一标准，都没得到回应，的确需要国务院对公务员体检标准进行立法审查，否则同类型的诉讼还会陆续出现。
小齐的代理律师张祥勇对记者说，“如果国务院不宣布现行公务员体检标准需要修改，地方法院是不敢宣布现行公务员体检标准和《就业促进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相抵触的。尽管它事实上已经违反了以上两个法律。”
国内案例
反歧视已有三先例
安徽、四川、贵州、江西，从2010年8月至今，两年内，国内共发生四起艾滋就业歧视案，分别由6名公益律师代理。代理全国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的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方平表示，前三起案件已经败诉或不被法院受理，目前第四起案件、江西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正在等待法官的立案答复。
李方平介绍，四起案情惊人地相似，四位原告均在寻求教师职业的过程中，通过笔试和面试之后，因为体检HIV呈阳性而被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拒绝录用。
“我们对之前的三个案子都十分关注。虽然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但这是一个过程，就像艾滋第一案原告小吴说的那样，‘艾滋歧视是一堵墙，需要很多人一个一个地去撞’。”反歧视公益机构天下公主任程渊告诉记者。
现状
为了生活隐瞒病情
据6名公益律师透露，第一案原告小吴，在隐瞒了病情之后继续做教师；四川案原告小军，当不成音乐教师，又没有其他特长，在新疆长期打工，从事重体力劳动，身体机能严重下降；贵州案原告小海，受到家庭歧视，又没有勇气离开家门，在家待业。除了仍在焦急等待着结果的小齐外，在进行了一番与公权力和社会歧视的公然较量后，前三起相关案件原告的生活已经归于平静。
昨天，记者试图联系小吴、小军和小海，但均已无法拨通，提示“该号码已不存在”。小军的代理律师许兴华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小军联系过了，也不知他过得好不好。三名感染者至今都没在公众面前现身，“还是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泄露，所以可能换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