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背后振聋发聩的声音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验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图为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在罗布泊试验场合影留恋。 ——航天档案馆

2012年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张爱萍：“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地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 ”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 ”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知道“两弹”会是中国的“命根子”。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

陈赓：“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更没有水，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心里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 （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 “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 ”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 ”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笑着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陈士榘不易察觉地哼了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

果然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聂荣臻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激动的聂帅手握电话，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

周恩来：“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次年2月，美国研制的“探险者一号”也发射成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科院随即建立“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钱学森向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1969年10月，孙家栋与钱学森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展示卫星初样。在汇报了一些常规数据后，孙家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

当时个人崇拜盛行，毛主席像章随处可见，以至于在各系统的卫星仪器生产出来后，也都要镶嵌上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增加了仪器重量，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重量是3公斤，但往卫星上安装时却成了3公斤半。这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使卫星整体重量大增，减小了火箭的运载余量，降低了火箭可靠性。此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厚度就不同，散热情况自然有异，增加了毛主席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安全隐患。

周恩来听后，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个有什么好？万一掉下来，人家还会笑话！ ”他指了指大厅说，“你们看人民大会堂，那儿也没有毛主席头像、语录，不能搞得太庸俗嘛！ ”主席像章的问题迎刃而解。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 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颗卫星除了装有试验仪器外，还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仪器，奏响中国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邓稼先：“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前夕，国家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欧美名校，在1949年回国效命。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屠守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杨嘉墀、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程开甲、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姚桐斌等。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比如邓稼先。论名声，他仅次于钱学森、钱三强，但相比于“二钱”，邓稼先是小字辈。 1958年他被选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室主任，正是因为他年富力强。

核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就是对家人也不能说。妻子许鹿希只知道丈夫要调动工作，却问不出究竟是一个什么工作。邓稼先只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只有偶尔回京汇报工作时，才能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1985年7月，邓稼先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此时他才得以和妻子重新团聚。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郭永怀的名字则相对不彰，他早年留学美国，后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1956年，在钱学森的盛邀下，郭永怀夫妇回国。郭永怀很快与王淦昌、彭桓武一道，主持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究。原子弹与氢弹试验成功后，他又投入到人造卫星的研发中。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一连工作两个多月后，得到一个重要发现。他急着赶回北京，立刻要人联系飞机。他从青海赶到兰州，在换乘飞机的空闲时间里，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汇报。

为了保护科学家们的安全，周恩来曾叮嘱不让他们乘飞机。但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曾不止一次强行登机。这次从兰州飞北京，他更坚持夜航：“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结果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人胸前夹着的正是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隋寄锋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