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中国照相馆——从引领时尚到续写历史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３日电（记者 刘欣）题：特写：中国照相馆——从引领时尚到续写历史

一台照相机和一位将衬衫挽至臂肘的摄影师，面对着微笑的顾客，将最美好的瞬间定格。这对中国照相馆来说是每天最重要的事，７５年不变。

在高楼林立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国照相馆１０００多平米的四层小楼不显眼，但每一次走过这里的人，常常会驻足片刻，因为橱窗里摆放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位中国前领导人的标准照。

照相馆办公室主任高里奇说，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６年曾来中国照相馆拍照。后来那组１００张８寸照片伴随周恩来访问了亚非拉５国。直至周恩来总理１９７６年逝世，出自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成为了他的遗像照片。

１９３７年，中国照相馆在上海开业，当时的员工不足１０人。高里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做出发展首都经济的指示，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于１９５６年亲自到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选择了一批民间企业迁至北京，中国照相馆就是其中一家。

此外，四联美发、造寸服装店等涵盖美发、洗染、餐饮、照相等行业的上海品牌陆续来京。

今年８７岁的徐松延老人是第一批１８位随着照相馆迁京的员工之一，至今还有着浓重的上海口音。

“所有人当时都不到３０岁，听到来北京工作的消息后既激动又忐忑。”徐松延说，激动的是来北京工作觉得很光荣，忐忑的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担心能否适应在北京的生活。

“北京气候干燥，饮食习惯也和南方有很大不同，刚来北京时，的确遇到了生活上的诸多不适。”徐松延向记者讲述道。不过，随着时间的流转，以及日后北京逐渐丰富的食品供应，从上海来的摄影师们逐渐融入了北京的生活。

高里奇说，为了鼓励徐师傅这样的人才来京，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当时全国较高级别的工资待遇，户口、住房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

中国照相馆迁京后立即受到了首都人民的欢迎。“在那时，上海的商业较为发达，也较早接触到新鲜事物，因此从上海来的店铺代表着新颖、时尚，为当时的北京市场带来了活力，”高里奇说。

那时的彩色照片还处于手工上色的阶段，徐松延就是这方面的行家，为了适应不同硬度的相纸，他研制了３００多种照片试剂。

如今中国照相馆暗房已改为明室操作，数码摄影广泛代替了胶片机；工艺上也从“热裱”改为“冷裱热压”，从而节约电力和原材料。

徐松延拿出自己珍藏的手工上色照片，虽然一边说着“数码照片比这个好看”，但仍能看出他对这种老式冲洗方法的怀念和偏爱。

中国照相馆并没有通过价廉来吸引顾客，６０年代时一张1寸黑白照片在这里需要０．７元，这个价钱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便宜，但每天仍旧顾客盈门。

１９７９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照相馆将婚纱摄影引入首都市场，此后他们更是迎来了效益最好的时期。

那一年，时任中国照相馆经理的姚经才走访香港、台湾后，对那里的婚纱照印象深刻，回京后率先搞起了婚纱照业务。

尽管当时一套婚纱照只有五张照片，捧花也只是塑料的，但对那时的年轻人来说也绝对是新鲜事物。

“有时候一天要接待３００对新人，师傅们忙到深夜一两点。”姚经才之子、现任中国照相馆丰台店经理姚建中说。

“从那时开始，中国照相馆镜头对面的颜色不再是简单的黑、白、蓝。女性顾客开始烫发、穿裙子,可以说，中国照相馆见证着中国人拍照潮流和习惯的变迁。”姚建中说。

姚建中说，７０年代，顾客需要摄影师帮着摆造型、调姿势，面部表情显得僵硬，现在的顾客更加自主，强调个性。

中国照相馆１９５６前为私营，迁至北京后改为国营，直至２００１年，中国照相馆完成了由集体制到股份制的改制，改制后职工控股７０％，国家控股３０％。

“改制后，我们每年的营业额以３０％的速度递增，去年超过了５０００万元。”高里奇说。

当然，新兴影楼、工作室的出现也为中国照相馆的发展带来了压力，这让中国照相馆不再是时尚的代名词，因此他们不得不推出一些新颖的服务项目迎合现在的市场需求。

“没办法，时代变了。”高里奇有些无奈，“但我们一直以来可以保证的是每一张照片的质量。”

“这就是中国照相馆在当今的竞争力。”高里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