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学者评谢长廷基本思想与民进党大陆路线图

【环球网综合报道】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在《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谢长廷访问大陆的效应》，作者表示：“在大家各有各自的政治口号之下，谢长廷的“宪法各表”想要被民进党接受，甚至变成民共交流的主旋律，恐怕最后只会变成谢长廷个人一厢情愿的主张，至于民共交流的政治基础何时能出现，显然这时不是时机到不到的问题，而是民进党是否能学习谢长廷勇于跨越统独的分界线，然后才能找到民共都能接受的政治符号，这样才有机会促成民共交流的大开展。”文章内容如下：

2012年10月4日到8日，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大陆，这趟行程虽然被定位为谢个人的“开展之旅”，但由于谢长廷过去曾经担任过民进党主席、“行政院长”，现在又是民进党的中常委，在多种身份的背景下，所以他的行程必然引起两岸媒体的高度重视，让谢长廷一下子变成媒体的宠儿。

但也就因媒体的追踪报道吵得沸沸扬扬，以致谢长廷回台后，遭到一些深绿人士的强烈批判。其中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出手最重，他说，谢长廷“访中”的“神隐之旅”是将马政府的“倾中政策正当化”，替马团队的低迷民调输血，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冷静克制、本土阵营切莫跟进，否则绿营永远无法重回执政。

另一位民进党的前“立委”林浊水则痛批谢长廷是“交出一中只换来戴秉国一面和一餐”，至于为何他会认为谢是交出“一中”呢？林浊水解释说，谢长廷敲锣打鼓讲“宪法一中”，要让北京收割，这还不够响吗？但北京给谢的风光“还不够”，锣鼓并没有一起响，民进党内也平常心看待，谢长廷“宪法各表”的精义就是“一中”。

由于深绿人士对谢长廷的大陆行炮声隆隆，使得谢长廷不得不多次出面澄清他到大陆的言行，但谢长廷的说明显然并没有取得深绿的谅解，所以他到大陆访问的事迹到底会帮谢系加分或减分，恐怕一时也难以断定。但是如果要把谢长廷的大陆之旅赋予一个定位，就应该从2008年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以后，对中国大陆态度的大转变来解析，那么谢的大陆之旅就有它的意义存在。

民进党对大陆态度的路线图

从2008年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以后，民进党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可说是沿着“反中”、“和中”到“亲中”的路线图在走。在“反中”的阶段是从2008年8月31日由本土社团“台湾社”发起的“反中大游行”开始，接着在当年的10月25日由民进党主动再发起另一次的“反中大游行”，由于参加游行的群众众多，这也正式开启了民进党最“反中”的阶段。

至于“和中”的阶段可以从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为了参加“总统”大选，而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阶段开始。民进党在这个阶段中，历经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落选，她后来在败选检讨报告中，提出希望民进党员应该多多到大陆交流，让大陆清楚的了解民进党政策与发展方向。

而“亲中”的路线应该可以从谢长廷登陆访问开始，但是民进党的“亲中”路线，还可以追溯到2009年2月前“副总统”吕秀莲对媒体宣称，她愿意以《玉山午报》创办人的身份到中国大陆参访，虽然最后吕秀莲并没有去成，但她在民进党最“反中”的时刻勇于说出“访中”的意愿，已经为民进党高层访问大陆开出一条大道。

尔后，不仅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曾于2009年5月到北京、上海访问，民进党的多位县市长也纷纷的到大陆行销自己县市的特产，以吸引大陆客到该县市旅游。紧接着是两位民进党的前后任党主席蔡英文、苏贞昌也都表态“只要在没有预设立场的情况下愿意“访中”，即使连“台独”大老辜宽敏也说只要中国大陆愿意邀请他，他也希望有机会到大陆参访；所以这次谢长廷能够顺利到大陆访问，应该也是受到吕秀莲最早表态有意“访中”所埋下的伏笔。

事实上，过去民进党高层只要表态愿意“访中”，不是被归类为“统派”，就是很容易被戴上“红帽子”，就因民进党对于愿意到大陆访问的高层人士都会加以排斥，使得民进党对于大陆的发展只能看图说故事，也就一直无法提出比较务实的两岸政策，以致于在陈水扁执政的8年期间，迟迟无法打开两岸交流之路，即使2008年民进党失掉执政权以后，许多的民进党的党员还是一直沈浸在“反中”的氛围中，导致整个党似乎只有“反中政策”，而没有两岸政策。

一直到2012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出战“总统”大选，在声势最好的时候，还是败在“九二共识”之下，让民进党遗憾无法重返执政，让蔡英文不得不在她的败选检讨报告中承认还是输在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所以她在检讨败选报告中，才提出民进党员应该多多与大陆交流，才能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也让大陆多了解民进党的政策。

从这里可以看出，民进党显然是要在败选以后，才有检讨与反思两岸政策的勇气，这股勇气也才能化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向前推进的动力，也逐渐在模糊民进党内部过度对统独意识二分法所存在的空间。

跨越统独意识的中间线

长久以来，民进党总是喜欢把统独的意识对立起来，也就是非统即独的二分法思考，这种思考也常被视为是台湾意识型态最对立的地方。而在统独二分法的思考里，最简单的区分就是只要政治人物接受政治口号中有“一”者，就是统，接受“二”者，就是独。

例如，一中各表、一个中国、一国两区等，都被视为是统派的代表。而接受“两国论”、“一边一国”者，就是“独派“的代表，毕竟“一边一国”中的两个“一”加起来，也等于“二”，所以“一边一国”也变成“独派“的标志。

然而，统独是否可以说它们是一种意识型态呢？当然不是。真正的意识型态应该是从马克思以“阶级意识”所做的区分，并非是从统独这种类似政策主张来加以区别，所以日本学者若林正仗就曾说过，台湾没有左右的意识型态存在，只有统独斗争作为政治取向的判准。统独的区分只要有人敢于跨越这道鸿沟，就可能被摔得粉身碎骨，这也是统的声音一直无法在民进党内存在的主因。

而谢长廷的政治主张，就有些取巧之处，例如他曾提出过“一国两市”、“宪法一中”，这些政治主张都含有“一”的成分，所以谢长廷应该是继许信良提出“大胆西进”之后，最接近统派的民进党高层人士。也就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偏统，这也使得谢长廷常遭到深绿人士的批评，让他不得不在2012年10月15日拜会许信良时呼吁民进党员，不要看到“一中”就抓狂，否则就是“用框框看世界”。

其实，认真的来看，台湾的统独对立，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意识型态对立，它们只是台湾不同党派对中国大陆的偏好所出现的政治竞争，因此，民进党内部从统到独，也不难被跨越，对大陆的偏好也不存在完全被统独隔离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统独并非真正的意识型态，所以谢长廷主张“一国两市”、“宪法一中”这种在民进党内比较偏统的立场，让他能够率先跨越统独意识的分界线，而在民进党高层不断说出愿意访问中国大陆的表态中，让谢长廷得以抢机先登陆访问。虽然这次谢长廷到大陆访问的原初目的是为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调酒比赛，但他却选择先到福建的东山岛祭祖飙泪，为他的北京之行先行暖身，让北京能够做出比较合理接待他的“政治安排”，不会让民进党人受到太大的冲击，这显然是北京比较高明的地方。

同样的，谢长廷到大陆后对政治议题上的发言，都保持比较低调的说法，这也是他是有意避免在大陆说了太多“政治语言”，担心自己的“破冰”之旅会断了民进党高层往后“访中”的道路，这也是要有很多的政治智慧才能达成目标。

在未来民共的交流中，既然主张“一国两市”、“宪法一中”的谢长廷都可以到大陆访问，那么以后民进党要持续反对“一国”或“一中”将变得更加缺乏正当性，这才是谢长廷“访中”之行最大的意义。

而谢长廷能够在过去民进党习惯采取统独二分法的思考中，率先跨越在中间线，在未来民进党有更多高层人士“访中”之后，他的中间线可能成为民进党思考两岸政策的主流，因为至少民进党高层人士对他访问大陆的行为，并没有发出多少批评，反而赞扬的声音要比批评者多，就以苏贞昌为例，他说“台湾愿意张开拳头，期待与中国大陆握手”；而蔡英文则说，谢长廷跨出这一步，需要一些勇气。

这也说明了，统独并非是一种意识型态，才会让有“勇气”的人容易去超越，如果谢长廷的这一步能够带着民进党去超越统独的鸿沟，那么谢长廷“访中”之行在两岸关系史上，必然会为他写下漂亮的一笔。

谢长廷的政治思想

要谈谢长廷的政治思想，可能还是得从他的思想转变谈起。谢长廷从提出高雄市与厦门是“一国两市”之后，他又提出过“宪法一中”，尔后他又提出“宪法共识”，现在他的主张是想以“宪法各表”来取代马英九的“一中各表”。

在这一长串的政治语境中，其实是有他转变的历程。但是林浊水直接批评谢长廷“宪法各表”的精义就是“一中”。事实上，“宪法各表”就有“一中”的成分在，因为台湾所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宪法”。

而谢长廷自己对“宪法各表”的解释是“两个地方有两个“宪法”，两部“宪法”有特殊关系，两岸在现实上互不隶属”。他还认为，“宪法各表”比“一中各表”更好，“宪法各表”凸显“中华民国”，既有主体性、也记绿台湾民主运动历程、有民主意涵。

然而，要了解谢长廷所提出的“宪法各表”，必须跟他在民进党办理“总统”初选前所提出的“宪法共识”来加以比较。“宪法共识”指的应该是从台湾内部做起，它要求台湾内部应该对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要有共识，所以可以将它看成是对台湾内部群众的诉求。而“宪法各表”则是对两岸关系的重新定位，也就是谢长廷所说的可以取代国民党目前所主张的“一中各表”。

只是“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内部是否有共识，这是值得讨论的部分，从陈水扁执政后期提出要“正名制宪”以后，“中华民国宪法”早已经被绿营给否定掉了。对绿营而言，“中华民国宪法”代表的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人民意志的延伸，跟现行台湾人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后来的“增修条文”部分展现了民主的意涵，但也不见得是台湾人民的集体意志，这也是台独人士不断诉求应该重新制宪的原因。

既然“中华民国宪法”已经不是现在台湾人民的集体意志，所以谢长廷主张应该以“宪法共识”来凝聚人民的集体意志，这必然会遭到极大的阻力。为此，这个“宪法共识”跟后来谢长廷又提出过的“重迭共识”有很大的关系。“重迭共识”主要是取自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理论。罗尔斯认为在理性多元的社会中，虽然人群存在着不同的立场，但对于何谓正义往往可以获得相同的看法。也就是从不同观点出发，但可能获致相同的结论。罗尔斯进一步谈论所谓“宪法共识”，也是将“重迭共识”所获得的价值观放入“宪法”。

尽管谢长廷主张应该借用罗尔斯的“重迭共识”来建立台湾人民的“宪法共识”，但台湾内部的“独派“人士对于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谢长廷才想藉由“重迭共识”来建立“宪法共识”，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既然台湾内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都无法建立共识，又如何以“宪法各表”来取代“一中各表”呢？当然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点，谢长廷的办法显然有些投机的成分，他说：“如果我们的“宪法”被对岸公开指陈是一部没有用的、死掉的历史文件，那么制订新台湾“宪法”就有合理性”。这种逼迫大陆接受“中华民国宪法”的“务实性”说法，过去没有被大陆接受，现在中国崛起了，更不可能接受谢长廷以合理化制订“台湾新“宪法”的威胁。如果谢长廷以制订“台湾新“宪法”来要胁大陆对台湾的让步，恐怕只会弄巧成拙。

毕竟，现在两岸关系中大陆是居于优势，台湾的经济需要靠大陆不断的输血，这时更不可能见到大陆会放弃“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并对谢长廷所提的“宪法各表”让步。这也是马英九无法放弃“一中各表”的原则，而去接受民进党高层人士所提出的各种“共识”。

为此，谢长廷在拜会许信良时，他自己也希望把问题说清楚，他说“一中原则、一中政策、一中架构，到底有多少人能分辨清楚？”谢长廷还强调，“中华民国宪法”有一中的看法与架构，但这些都只是语言、概念，而所谓概念也就是“框框”，实在不应该看到“一中”就抓狂、全身张牙舞爪，否则就是用框框看世界，至于框框以外的就全部看不见。

为强调自己现在是“说该说的话，不怕听者生气”，谢长廷说，“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当年许信良提出“大胆西进”，时机点确实太早；如今，他提出“宪法各表”的时机点可能也不对，但他认为现在就是必须去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而许信良帮谢解释说，“宪法各表”一方面说明现在两岸是分裂的，但也没有反对统一的可能性，这等于是透过“中华民国宪法”，开一张“没有日期的支票”给大陆，相信这种论述比起“九二共识”，更容易被大陆接受。

谢长廷则不讳言地说，虽然大陆仍不愿接受“宪法各表”，但至少没公开反对，这就像国民党的“一中各表”，大陆虽不接受，但也不曾公开否定；而这种“模糊空间”，就是撑起民共对话的机会。

民进党能接受“宪法各表”吗

谢长廷对于大陆不愿接受“宪法各表”虽然有些无奈，但许信良则帮他公开向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喊话，他说，谢长廷已为民进党建立起民、共交流的“桥头堡”，所谓打铁趁热，“如果现在不是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好时机，那什么时候才是好时机？”他还直言，假若民进党拖到2014年后才开始调整两岸政策，届时恐将错失良机；而谢长廷则是民进党内唯一能胜任打开民、共僵局的人选。

许信良的打气，不必然能够说服民进党去接受“宪法各表”。在民进党内派系林立下，每个派系的领导者都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像吕秀莲就提出“九六共识”作为自己的标签，“九六共识”指的是在1996年台湾第一次办理“总统”民选之后，台湾已经“独立”于中国大陆之外，何况当时大陆又对台试射飞弹，这已经有“准战争状态”的意涵存在。

另外，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民进党“总统”初选时，首先提出“台湾共识”，后来“台湾共识”也被蔡英文接受，并把它作为竞选“总统”时的口号。但是对于“台湾共识”的内涵，苏贞昌和蔡英文都没有说清楚，以致“台湾共识”只是变为空头的口号，无法受到台湾选民的青睐。

而现在大陆对台政策中，很少再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口号，只是诉求两岸要“和平发展”，以及后来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所说的“一中框架”。

在大家各有各自的政治口号之下，谢长廷的“宪法各表”想要被民进党接受，甚至变成民共交流的主旋律，恐怕最后只会变成谢长廷个人一厢情愿的主张，至于民共交流的政治基础何时能出现，显然这时不是时机到不到的问题，而是民进党是否能学习谢长廷勇于跨越统独的分界线，然后才能找到民共都能接受的政治符号，这样才有机会促成民共交流的大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