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田会议的社会价值取向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运动。古田会议不仅解决了红四军党内所存在的问题，而且还针对农民意识对于中国革命负面影响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既消除了非无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影响，也通过教育将革命意识的基因注入到农民意识中，使农民意识在斗争中得到提升和重构，从而使革命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因为如此，古田会议作为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意识。其所体现出全新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于党领导的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关键词］古田会议；社会价值；取向

［收稿日期］2012-08-26

［作者简介］钟健英（1962—），男，畲族，福建仙游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三处处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党的先进性不仅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党的先进性还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影响和引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古田会议作为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所体现出的全新的社会价值取向，对党领导的社会变革起到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一、农耕社会的特点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

20世纪初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小农经济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当工人阶级历史地成为旧社会的掘墓人之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其所特有的许多优点，不愧为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但是，在农耕社会之中所占的人数少是其最为突出的弱点，并成为制约其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为此，在中国国情之中，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就日趋被推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地位上来。

凡是有志于改造旧中国的政党，都不能无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早在大革命运动中就把目光投向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身上。但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实际的斗争中农民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1]P41并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广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对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第一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分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2\]P52随着斗争的发展，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激发起广大农民更高的革命激情。广大农民已不再满足于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进行打土豪分浮财斗争，而是开始日趋增多地直接加入到党的组织和红军的队伍中去，为推翻旧社会而斗争。

农民的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质的变化，很快在革命队伍中“党员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农民，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根据当年《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的统计数据，红四军中“叶贺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占全军十分之二；湖南农民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占十分之二”。\[3\]P504红四军在福建闽西扩编的第四纵队，更是清一色由原来参加农民暴动的农军组成。不仅在红军中农民成分日趋增多，而且，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更多的农民被吸收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来了，在此情况下，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农民意识与革命主体地位的不适应因素

中国有着数千年农耕社会的传统，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农民意识，对于维持传统的农耕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是农民意识之中也包含着小农生产者诸多的狭隘性和劣根性，并随着时代的变迁日趋演变成社会进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作为立志于改造旧社会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农村开创革命根据地后，就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党和红军的主要来源是广大农民，可能导致因党和红军中农民所占的比例太高，会使中国共产党丧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的问题。所以明确提出警告：党有可能出现“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甚至于出现“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的危险。\[4\]P283

毋庸讳言，在党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初期，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且显日趋蔓延之势。当红四军率先进入农村进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时，农民意识的影响便开始在红四军中出现，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5\]P382，并很快在红四军中蔓延开来，成为各农村革命根据地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究其根源，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问题，大多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除此以外，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初期，农民意识中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家庭观念、老婆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都十分浓厚地存在于农村之中，这不仅与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不相适应，而且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出现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和后果。1.斗争中的宗族观念。由于农村中“姓氏界限甚清，常引起械斗，永结冤仇，因械斗而死亡者甚多”。如此牢固的宗族观念使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常掺杂一些宗族的因素，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福建党组织在领导平和暴动的过程中，就“已引起宗族械斗的危机，曾姓农民怀恨朱姓农民，对我们甚反感，在豪绅指挥之下已向我们进攻”。\[6\]P1732.模糊的阶级意识。由于豪绅地主多集中在城市，萌发了仇视城市的观念，“笼统的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便要杀尽城内人，而倾向于‘火烧’、‘大杀’、‘大抢’的途径”。结果导致城乡的对立，当革命武装攻入城市时，“一般商人都拿出枪来向我们扫射。”3.严重的地方观念。不少农民党员愿意在本地工作，不愿意调往外地，征调从未离过家乡的农民去外县区工作，十个能工作的干部，愿去的不过一二人，有家室儿女者尤其如此。\[7\]P425有的女干部被调到外县工作，或则“哭得要命”，或干脆跑回来不干了，以至于“连调妇女部长都调不出来”。\[8\]P2214.浓厚的家庭观念。这种观念的存在致使初期的红军部队的指挥调动困难。如闽西暴动中成立的闽西红军第七军十九师，是由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的，却因为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大多数战士不愿离家太久，有的战士见到开始分田了，也想尽快回去参加分田，不愿到离家远的地方去打仗。在此情况下，最终队伍不得不分散掉，各自回到原地活动。5.组织纪律观念淡薄。松散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一时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一些地方队伍刚组织起来，转而便散去，“今天五十个人，明天是否还有五十个人还成问题”。\[9\]P44长汀的农民武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浴血奋战攻下汀州城后，农民武装见稻谷正值成熟，便纷纷忙于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结果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城池轻易得而复失。还有诸如“分明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等，那些旧农民起义军的各种思想意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上述种种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自党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始，便如影随行地反映到革命队伍和苏区社会中来。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既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三、古田会议的社会价值取向

自从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中国共产党既对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予以高度的重视，同时对于农民意识的影响，也是颇感忧虑。为此，共产国际曾担心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后，由于党和红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导致党和红军中农民所占的比例高，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会使中国共产党丧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所以，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通过加紧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以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沿用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方法，以图尽可能地避免农民意识的影响。

当率领第一支红军进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在面对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的情况下，同样深切地感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尖锐地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0\]P85并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着手解决这一不容回避的问题。于是，在不能“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的倾向”的情况下，能否紧密地结合中国农耕社会的特点，创造性地解决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的问题，便历史地落在古田会议的身上。

古田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历史的现象上看是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问题，而由于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问题，大多是由于红军进入农村后产生的。所以，古田会议所要解决的，不单是红四军党内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农民意识对于中国革命负面影响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革命必然导致社会的变革，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必然带动农耕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这种变革又必然在党的引导下形成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为此，古田会议在解决红四军党内的问题时，透露出鲜明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的意义。在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一系列问题时，首先古田会议是以解决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为前提的，即以“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为前提的。其次，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基础是建立在农村和广大农民之上的，即要求树立“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尖锐批评那种“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等错误倾向。第三，古田会议在解决的方法上，既通过坚决的斗争以消除影响，也通过正确的教育加以引导，做到有破有立。第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注重“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注意发挥群众的力量。“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10\]P94由此可见，古田会议在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时，既针对红四军党内的问题，也面对党和红军长期活动的整个农耕社会。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问题是农耕社会农民意识的集中反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消除其产生的土壤。所以消除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将革命意识的基因注入到农民意识之中，使农民意识在斗争中得到提升和重构，从而使革命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正是古田会议鲜明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意义。

革命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革命的目的决定了革命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革命性还必须具有社会性，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成为社会前进的潮流。古田会议不仅在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同样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古田会议召开后，古田会议决议作为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而且还迅速在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广实施。因为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是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无产阶级意识消除非无产阶级意识，这也正切中了各根据地中普遍存在的因为教育不够、农民意识很深的问题。

古田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于1930年5月还对农村中的特殊群体流氓阶层的社会影响，进行针对性的剖析：“我们是同情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的，我们是承认流氓有革命性的，在农村斗争初起时流氓还是革命的先驱者。我们所反对的是流氓的思想──流氓的政治主张，他们是火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些主张和行动都是与我们的主张行动不对的，所以我们坚决的反对这些主张和行为。”随后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又专门通过了《流氓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同时对于那些流氓习惯还少的人应该加以适当的教育。”并强调不仅要在党内而且也要在群众中“提高反流氓教育与宣传，造成反流氓的浓厚空气”。\[11\]P326于是，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斗争的同时，排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方面，厉行“整顿党的队伍，对于犯有政治错误、吃鸦片、发洋财、赌博等，且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与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同时，进一步完善入党的条件。组织上的整顿，不仅有效地清洁了党的队伍，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对党的影响；而且，使党的全新面貌展现在广大农民群众面前，对于农村社会的风气、价值观起到了示范与导向的作用。

四、农民意识的重塑与社会价值的重构

正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苏维埃运动的过程中，把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与在革命斗争中重塑农民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农民意识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属性，赋予了全新的社会特性，在苏维埃运动中得到质的提升，上升为与革命斗争相适应的主体意识，从而日趋形成为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正是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引领下，苏区的广大农村出现了“没有一个窃盗乞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崭新的社会景象。\[11\]P220

社会价值的核心主要体现于权利与义务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农民在苏区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仅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翻身，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而且还分得土地，实现千百年来的土地夙愿，获得了经济上的实惠。与此同时，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农民们获得的权利和实惠，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并且还必须用生命和鲜血加以保卫。在这样革命的大潮面前，一切只顾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小农意识都成为不现实的妄想。残酷的斗争现实，加之革命思想意识的注入与引导，使农民不得不放弃种种小农意识的妄想，这正是农民意识重塑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当认识到只有革命的不断发展，“才能保障家庭、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时\[12\]P15，广大农民就“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凝集在苏维埃的旗帜下，抛弃旧的观念，重构新的社会价值观，以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创造新社会中履行着自己的义务。

“真正的钢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拥有全新社会价值观的群众。为了支援革命，当时中央苏区平均每15个农业人口要负担一个红军和工作人员的费用开支，此外还要负担庞大的红军战费。苏区人民群众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保障前线的一切需要。正是苏区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起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几乎倾全国之财力而进行的对决。昔日不愿离家当红军的现象，变成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场面。毛泽东在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不禁对广大农村社会价值观的巨变深为感慨：“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11\]P137当价值观从具体的塑造发展到普遍的认同，并上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时，其所形成的社会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真谛所在。而古田会议正是这一价值核心体系形成的重要起点。

社会发展必须有物质和精神的双轮驱动，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不同时代必须伴随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出现。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社会价值取向，新的健康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的发展。相反，当社会出现价值取向的缺失和混乱时，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于倒退。在我国的发展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于当今社会价值取向造成不可低估的冲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社会的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而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古田会议的社会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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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Gutian Meeting

ZHONG Jian-ying

(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PC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Fuzhou,Fujian 350003,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d by the CPC is a movement of thorough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Gutian Meeting not only solved the problems insid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Fourth Red Army,but also brought forward pertinent solutions.It not only eliminated the influence of non-proletarian mentality inside the Party,but also injected the gene of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into peasants’ mentality through education,thus improving and restructuring peasants’ mentality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making the revolutionary mentality the mainstream mentality of the society.Therefore,the Gutian Meeting,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the Party and the army,had appreciable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sense of social practice.The brand-new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mbodied in the Gutian Meet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led by the Party.

Key words:Gutian Meeting;social value;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