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大选后中美经济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特约撰稿人李宁对话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2012年美国大选后中美经济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
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经济关系的好坏影响全球经济走势。未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中美关系制约下的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将面临何种挑战？中国企业又当以何种措施应对？就此，特约撰稿人李宁采访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中国经济为何在美国大选阶段上升为主要话题？
李宁：在最近美国总统大选的三场电视辩论中，现任总统奥巴马和挑战者罗姆尼对日本只字未提，提到中国却多达53次。中国崛起还首次成为大选辩论的独立辩题。香港《大公报》撰文称，中国躺着也中枪，说明“中国议题”已经全面渗透到美国大选。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李锦：今年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中国政策辩论格外有“新意”。“新意”并不是“新”在如何辩论更有针对性的中国政策，而是“新”在辩论谁成为总统后的中国政策能对华“更加严厉”。由于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的扩大制造业和振兴出口等国内经济难题正在困扰美国，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经济议题尤其突出。而把中国议题与美国经济挂钩，在冷战结束后的6次大选中，已经达到创纪录的高度。而且这些议题多与中国企业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曾是美国总统大选中最重要的“假想敌”。1992年美国大选期间，日本被提及9次。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候选人们便围绕美国应如何强大自身经济来应对日本崛起而展开讨论。今年是1988年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首次对日本只字未提，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大选的最大“假想敌”，说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地位的变迁。
李宁：中美经济关系会随美国选举出现周期性波动，两党候选人就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各种问题宣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
李锦：从中国议题与美国总统选举的互动历史上观察，20世纪90年代所谓“最惠国待遇”曾令中国事务时常游走在选战的风口浪尖之上，致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互踢皮球中很“受伤”。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反恐战争等议题很快浮出水面，中国也因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合作者而渐渐淡出选举视野。
而直到金融危机和当下的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低迷停滞，中国经济却持续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最有说服力的是，在世界500强企业评比中，2002年11家中国企业上榜，2012年79家中国企业上榜。而美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则呈逐年下滑趋势，从197家缩减为132家，日本从88家缩减为68家。美国和日本是“减少十年”、“失去十年”，中国是“增加十年”、“前进十年”。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贸易赤字、国债、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逐渐被某些美国政治人物加以炒作与夸大，转嫁矛盾，助长了民粹主义抬头。在弥漫着负面涉华态度的政治环境下，两党候选人都已将中国议题视为“杀手锏”。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虽以国内经济为主，但仍五次明确提及中国，不是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就是极力炫耀自己政府“正从中国抢回就业岗位”，有意识地将民怨引向中国。罗姆尼向选民承诺他将带领世界进入下一个“美国世纪”而非“中国世纪”。两党候选人对待中国的强硬态度，其实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国内政治外交化，究其根本还是美国民族主义在作祟。
可以想见，若奥巴马连任成功，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国会形成“府会分立”，包括中国议题在内的重要内外政策就有可能沦为驴象拉锯的牺牲品。中国将有一批企业成为这种拉锯中的牺牲品。
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进入竞争摩擦的第四个“20年”
李宁：1949年至今，中美关系发展可谓沐雨经风，恩怨交加。既饱含相互斗争、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您认为接下来的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李锦：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20年”。第一个“20年”是严重对抗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总体处于对抗状态；第二个“20年”是缓和合作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基于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发展总体平稳；第三个“20年”则是合作竞争时期，从90年代初至今，中美关系发展虽出现多次波折和摩擦，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在反恐、国际与地区安全等方面也多有相互合作。
我认为接下来中美关系将进入第四个“20年”，即竞争合作时期。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总额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摩擦势必增加。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美国作为老大，对老二的提防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说第三个“20年”是合作互利为主导，竞争摩擦为次要，那么在第四个“20年”，竞争是主题，摩擦是进入新阶段的特征，合作仅仅是一种策略与手段。
李宁：在国内绝大多数人对未来中美关系持乐观心态的时候，您的这一见解实在是发前人所未发。是什么因素促使您作出这种判断？
李锦：美国外交实用主义成分居多，美国政界重要人物更注重思考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在过去四年中，发生了两件影响世界形势的大事，导致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一件是美国金融危机，一件是中国的崛起。这是前四年人类最重大的事件，是导致中美经济进入第四阶段的直接诱因。
值得注意的是，四年前，奥巴马上任初期的对华态度恰恰是避免提“对手”反而强化“合作”概念。2009年2月，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有些人认为崛起的中国一定是个对手，然而正相反，我们认为美中都能够从对方的成功中受益，也都能够为对方的成功做出贡献。”2012年，无论是新出炉的世界500强榜单还是GDP世界排名，中国都“紧咬”其后、伺机赶超，中国不容小觑的经济实力给美国带来了痛入骨髓的威胁感。如今奥巴马对待中国的强硬态度，已经预示着中美关系的变化。
李宁：中美关系发展进入竞争摩擦的第四个“20年”，是否意味着对抗、摩擦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而合作则退居其次？
李锦：起码从形式上不能简单地这么看。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许多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方面最明显，中美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最大比重，使两国金融息息相关；美国制造业大多在华设厂，物美价廉的中国货成为美国人日用消费品最大来源和抑制通胀的重要杠杆。政治方面， 朝核、伊朗、伊拉克、以巴冲突、反恐等国际重大问题的处理，都需要中美合作。中美既是能源消耗大国，又是废气排放大国。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合作。
多年来，中美已建立起一系列沟通交流、协商合作的机制。包括两国元首经常性会晤、经济战略对话、领袖和外长热线、军事交流机制、国会交流机制等，使分歧和争论能及时协商解决，这是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并且两国民间交流也取得很大进展。因此在第四个“20年”中，中美关系将维持在一种竞争与合作反复胶着的状态中。
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影响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
李宁：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味基于维护国内经济稳定而频频向中国发难，是否会预示着2013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将掀起中美“贸易战”？
李锦：对这一可能性我们不能低估。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五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看点”，预示着不论谁当选美国总统，其“中国政策”在经贸领域内都可能继续朝着对抗性的趋势发展。
首先，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我国在同时进行，都在强化实体经济。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贸易政策“内视”的趋势只会有增无减。从出口对两国GDP所占的比重来看，中国是30%，美国是15%。盯住所谓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要远高于美国的这一数字，白宫很可能将会继续实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
其次，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朝野目前最担心的不是安全与战略话题，而是经济竞争力。数据显示，70%以上的美国人最担心的对华政策话题是中国掌握的美国债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国的对华投资，63%的美国人主张对华政策应该“更加强硬”。
第三，迄今为止，奥巴马和罗姆尼的中国政策辩论出人意料地集中在经贸领域，而鲜有谈及外交、军事和战略议题。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日前在国会听证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今年奥巴马政府将对中国发起更多的贸易保护案。这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倾向于美中经贸对抗、甚至为美中之间局部的经贸和安全对抗做铺垫，预计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行动将会趋向频繁，力度也会加大。
第四，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是让明天的制造业岗位不再扎根中国，导致投资撤出中国。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
第五，欧美联合封锁中国大企业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世界银行出台了一份报告，第四章《企业部门》改革中，明确希望中国国企从当前27%的份额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额。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未来18年内，将当前国企资产的63%要转让给以外资为主的私营企业。美国人以意识形态名义要我们“国退民进”，实际上是“中退西进”、“中退美进”。美国封杀华为、三一的行为，充分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大企业迅速崛起威胁到其霸主地位的强烈恐惧，宣告了在全球经济生存版图上，一场短兵相接的大企业肉搏战将不可避免的来临。
李宁：近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今年的《国防战略指南》又明确提出将战略重点移至亚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李锦：美国的“重返亚太”，是军事经济一体化的“重返”。军事助威，经济唱戏。其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制衡”中国，压缩中国对外扩张的发展空间。从2009年奥巴马宣布重返亚太开始，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有了TPP在经贸方面的基础，美国便可以不断渗透深入到亚太合作的各个领域。美国反恐10年，放松了对亚太地区的控制。这次重返亚太的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制约中国在东亚、亚太及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无论中美经济关系在此前是怎样的状况，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美经济作为伙伴关系中的对抗因素将上升。
李宁：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制造业似乎已成为中美经济之争的焦点。
李锦：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的争夺。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目前来看，“中国制造”还具有一定优势。能否振兴制造业，在于自己国家的制造业能否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特别是国际化、全球竞争的舞台上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不过这件事困难很大。
李宁：美国在“中低端”领域不具备优势，美国似乎开始将“再工业化”战略重点转向新能源、新产业等领域。
李锦：所以中美之间以知识产权、技术性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出现的摩擦也不断增多，这是贸易摩擦向高端领域升级的体现。拉锯了近半年时间的中美光伏“双反”博弈，就标志着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鏖战已经开始。
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因此，美国更希望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并为掌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主导权、重塑美国竞争优势进行长远谋划。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这是一个十分危急的信号。
中国企业在中美竞争摩擦阶段的对策
李宁：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美竞争摩擦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作哪些调整？
李锦：中美之争，关键点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如何评判局势以及作出怎样的调整。美国已经确定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其实现“再工业化”和重塑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而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重新夺回并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因此，中国在当前没有必要改变对内的经济方针，但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这是获取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核心。
首先，对内政策需有序放松，以维护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稳定，尤其是对涉及军工产业的倾斜，同时，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骤。
其次，经济上保增长与调结构，保增长权重加大，货币政策则由从紧向缓和、放松延续。
第三，中国资源要向西南地区倾斜，并加快经济自由化程度。
第四，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将向北方转移，而军事力量将向西南沿海集中。
第五，加快国企对社会重要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形成更强大的竞争力。
李宁：中国企业又该如何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呢？
李锦：首先是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来沟通解决贸易争端。中美互为对方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或者争端是正常现象，合作才有出路，这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博弈中的基本常识。
其次，中国也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和品牌升级，延长出口产品增值链。以稀土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稀土行业战略转型的加快，国内稀土行业巨头应集中精力向下游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深加工领域延伸和扩展，这也将是未来稀土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贸易摩擦的制约，变“被动”为“主动”，对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鼓励企业主动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提高自身主动性，打击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嚣张气焰。近日，媒体上沸沸扬扬的三一集团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事，似乎证明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主动出击不失为最佳选择。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是光靠投大笔的钱在国外并购，真正的“国际化”是观念、文化上的。
眼下，中国产业整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积极应对外部挑战，要求我们把握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和创造市场需求，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
加快联合重组，实施中国大企业战略。按“ 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特色、知名品牌”标准，到2020年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翻一番。在国际上，与西方跨国公司竞争，打破他们对世界经济和产业体系的长期垄断，成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航空母舰和战斗机群。
李宁：在近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专家称，如果奥巴马能连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经济整体是一大利好。看来您似乎对此持相反意见。
李锦：幻想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向没有争吵和摩擦的方向发展，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是危险的。中美关系即将迈入竞争合作的第四个“20年”，中国经济和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当然，中国还有很大的崛起空间，美国既无法阻挡，也无法颠覆。
目前，最有效的共处方式就是双方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寻找共同点，从长期内有利于双方的战略利益考虑，延长中美战略合作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