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洲：2020年我国将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定军
2020年的中国将怎么样？
在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认为，中国将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此前中共十七大确定的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00年的名义指标，早已实现。如果去掉物价因素，未来实现2020年比2000年人均GDP翻两番，也只要年均GDP增长3－4%即可实现。
“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目标，还应该看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大的方面。”蔡志洲认为，经济发展也包括就业、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等，社会发展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和社会保障、民主与法制等等。
他强调，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只考虑GDP,还应该看在GDP的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都取得了哪些发展，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
GDP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21世纪》：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蔡志洲：按可比价格初步计算， 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2%， 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达到2000年的2.95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36%。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有回落，年均增长率不到6‰，2000年至2011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9.5%。
这也就是说，在未来的9年里(到2020年)，在人口增长率不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只要实现年均4%左右的人均GDP增长率，也可以完成2007年十七大提出的“新世纪(10.61,0.00,0.00%)的前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
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趋势相比，无论是3.4%的年均GDP增长，还是4%的年均人均GDP增长，都属于相当低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提前实现十六大和十七大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假设中国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21世纪的前10年回落2个百分点，即达到8%，那么，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5.89倍，比预期的目标(4倍)高出47%。
再看国际比较，2000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800美元左右，2011年人均GDP为4700美元左右，进入新世纪11年来，用美元反映中国人均GDP已经翻了4倍以上。中国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地位有明显提高。
《21世纪》：十五大提出过3个目标层次：“(下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看，2020年左右实现原定的目标GDP很容易实现，是不是整体的目标实现就没什么问题了？
蔡志洲：从上面的分析看，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的目标都可以完成。但是从第三个目标来看，可能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目标，还应该看经济发展(包括增长、就业、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国际收支、资源合理配置等)、社会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医疗和社会保障、民主与法制等)和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和人力资源等)这三个大的方面。
也就是说，在2021年后，经济增长仍然是必要的，但只能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中众多目标中的一个目标。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贫穷落后，我们把GDP成长提高到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上认识，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不能只考虑GDP,还应该看在GDP的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都取得了哪些发展，尤其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如果GDP上去了，群众生活没有明显改善，而上级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对干部进行提拔，并不考核老百姓收入增加多少，而只是考核GDP增加多少，这就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进行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时候，在政策上向资本而不是劳动倾斜，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格局。
所以现在思想方式要转变，不能唯GDP至上。我觉得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该作为未来经济发展一个目标。因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必须有GDP的增长来支持，但GDP目标完成了，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一定会增加，因为钱可能转到资本部门，为资本而不是居民服务。
将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1世纪》：每次党的五年一度的大会，都修改经济目标，比如十七大是“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到2020年如果设定人均GDP一万美元，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了吗？
蔡志洲：到2020年人均GDP比现在再翻一番，那么我们国家的人均GDP用美元来衡量，可能会达一万美元以上，那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微博)的分类，也就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3万美元以上)还有很大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各国的人均GNI(即国民生产总值)排序，2010年，中国的人均GNI为4260美元，在世界上名列第121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排序，则列118位)。按照世界银行的比较标准，中国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但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这个中等收入是从排序上看的(排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间位置)，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9097美元)的一半，和有些高收入国家接近4万美元(如美国)的水平差得更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
《21世纪》：八五计划GDP从6%调高到8%-9%，九五计划是8%，但是十五计划是7%，十一五是7.5%，十二五是7%，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结束，未来潜在经济增速降低，未来几年目标是否也需要调整？
蔡志洲：从十一五规划开始，GDP增长成为我国的预期性指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更多地要依靠企业部门的活动、靠市场去实现，政府的任务是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好的市场体制和职能服务，而不是直接去实现经济增长。这和改革开放初期把GDP指标当做指令性目标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现在每年人大提的7%或8%，则是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从这个角度而言，对未来的GDP的预期增长，主要看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由于受对比基数、资源约束，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将是一个趋势。目前，“十二五”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已经有调整，下调到7%，这是一个合理的、可能实现的目标。
未来几年，欠发达地区在中央进行经济转移支持等措施的支持下，增长率适当再快一点，达到两位数，是可能的。应该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崛起和大发展，将是我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亮点和潜力所在。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沿海地区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比较小，所提高的速度所创造的增量是有限的，从总体上看，增长率可能会比新世纪头10年下降1到2个百分点，但高速经济增长的趋势仍然会延续，在未来10年里要实现全国经济8%的年均长期增长是有可能的。
跨越陷阱，制度创新最重要
《21世纪》：十八大作为新起点，下一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应该主要在哪些方面，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蔡志洲：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尤其是要加强廉政建设；二是要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投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三是要经济结构调整、解决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同的居民群体收入失衡、投资和消费及出口发展间的失衡等)；四是要解决外需和内需的关系，增加内部经济的稳定性。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进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进而“寻租”行为普遍发生，当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效应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出卖资源而不注重研究开发以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的增长就只能依靠加大资源的开发量，或者寄希望于资源价格的提升，这种发展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等。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在经济起飞初期，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优先获得发展以及积累率的迅速提高，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即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获得发展、城乡差距缩小、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明显改善等。如果在这时有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形成这种新均衡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否则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它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四是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外部的资源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没有及时地对自身的资金结构、市场结构等加以调整，这样，外部世界的动荡和风险往往严重地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一些拉美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就一直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这和它们外资结构不合理、又没有适时地进行调整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过分单一，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过大，国际市场一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
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中国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