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中国复兴之时即南海钓鱼岛问题解决之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9月24日文章，原题：中国人要如何理性爱国日本野田政府“购买”钓鱼岛的行为引发了中国民众连续一个星期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针对少数人在示威游行中的“打砸抢”等极端行为，中国社会和媒体开始对爱国行动进行反思，提出“爱国不要演变为害国”、“理性爱国”等呼吁，在涉及国家之争和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民众所展现的爱国意志主要是对政府的决策提供动力和支持，而不是以一种非理性的压力把政府逼到墙角，干扰国家的发展和外交大局。在中国，要理性爱国，四项原则必不可少。

第一，理性爱国必先理性认识世界。在当代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对普通民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爱国主义情感和行动既是必需，也极为必要。然而，如何认识和处理本国与他国以及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却是爱国行动能否保持在正确轨道的前提。 对中国来说，近代以来的世界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殖民与帝国主义时代，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付出了“血与火”的巨大代价，在备受侮辱与伤害的同时，华夏文明几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另一方面，中国从西方文明中的获得也极为可观，既打破了几千年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步入到正常的民族国家行列，也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出农耕文明，开启和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而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的传入，更让中国人民受益匪浅。因此，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中国人既要不忘历史，更应放眼长远。历史悲情固然可以凝聚民心，但也容易跌入盲目排外的陷阱。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以延续几千年不辍的文明底蕴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国力，中国应该以更加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与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

第二，理性爱国必须要有大局观。就今日中国而言，实现民族复兴和完成现代化是发展大计，推行和平发展战略是外交大局。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从短期看，虽然中国的国力已经足以保障主权和领土不被进一步分裂，但也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和成熟的机会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而就长期而言，在中国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完成之日，必定是南海和钓鱼岛问题的根本解决之时。 因此，在此过程中，时间对中国有利，中国需要以时间换空间，最终赢得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斗争中的胜利。这两年来，无论是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还是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挑衅，都是看到了这一点，而希望找各种机会实施所谓“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或者对中国发展大势予以干扰。对广大的中国爱国民众而言，必须看到这一点，切不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

第三，理性爱国必爱同胞。匹夫兴亡、国家有责。在根本意义上，国家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手段。保护国民的安全，保障国民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才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国民同胞是国家构成的基础，没有国民同胞，国家就是一具空壳。从这个角度上讲，爱国的真正目的就是爱同胞。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自己同胞不能体恤爱怜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置同胞尊严和利益于不顾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由此观之，贪官污吏者、滥权乱法者、生产毒奶粉者、制造假药者、地沟油食品化者以及打砸抢等目无法纪者都不可能做到理性爱国。与损害自己同胞的利益相反，爱护同胞、加深同胞之间的感情、以理依法处理同胞间的利益和观念分歧，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理性爱国的前提所在。

第四，理性爱国必讲文明。中国正处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将决定中国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也将对未来的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关于民族“政治成熟性”的论述具有非常深刻而重要的意义。以史为鉴，德国之所以出现纳粹主义、日本之所以出现军国主义与它们在国家崛起关键阶段的政治不成熟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爱国主义的文明程度将由两个方面所决定。对内，要实现宪政并在此框架中建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合格的爱国者必须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对外，要以和平而不是暴力、以宽厚而不是偏狭、以良善而不是邪恶的理念传递给世界。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有望走向“政治成熟”。用马克斯 韦伯的话说，如此才能有望以“主宰者民族”的资格参与“世界政治”。

在根本上，非理性爱国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滞后的产物。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同步性。但在中国，两者之间却存在较大的落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爱国的落脚点就在于公民社会的建设，这便是中国需要急迫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