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王”褚时健种橙：闲不住和不甘心

如果不是被媒体曝出褚时健在云南山中种橙的消息，人们或许都快要忘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老人。与他的名字一同被回忆起来的，还有 “红塔山”、“烟草大王”、“贪污公款”和“争议”等等字眼。但他用“橙王”和“褚橙”刷新了人们的记忆。

种橙10年，这位已经鲜少接受媒体采访的85岁老人在他一手创立的果园中，与本报记者分享了他现在的生活，也谈起了曾经的人生。

“今年估计10月下旬就能收了，比往年早，叫市场准备吧。”9月初的一天下午，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的一座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褚时健站在自己的果园里，一边看树上挂满的果子，一边吩咐身边的管理人员。

此时的褚时健，头戴一顶遮阳草帽，身穿一件白色圆领衫和黑色长裤，脚踩一双运动鞋，肤色黝黑的他有着这个年纪难得的好气色。 他说起话来三句不离橙子。

种橙缘起：闲不住和不甘心

没人料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饱受争议的财经人物——褚时健，从“烟王”的塔尖跌落，却在“橙王”的山头重新站稳脚跟。2002年，原红塔山集团董事长、因贪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的褚时健在减刑至17年后，因被检出患有严重糖尿病而保外就医。此后，他在云南哀牢山下承包了2000余亩果园，种起了冰糖橙。

广州日报：你可以颐养天年，却在家和果园之间奔波？

褚时健：我性格的养成，不管逆境顺境，都要有事做，日子才好打发。一旦开始做了，做得不好也不甘心。

广州日报：为什么想到要种橙子？

褚时健：开始我们受的启发是美国的新奇士，新奇士在我们国家卖价很高。我们就想，水果行业将来的竞争会很激烈，如果没有品质特色就不行。

广州日报：那“褚橙”的品质特色是什么？凭什么高价？

褚时健：我们的果子在成熟的时候，和别人的味道不同。我们管理得细，好果子是要有条件的，从空气、水和土壤都要讲究。我们这边附近都没有烟囱，空气是最优的。我们的水是从哀牢山上引来的山泉水，不会受地表水污染。而这个海拔的土壤也很肥厚，很适合种橙。

广州日报：怎么实现？

褚时健：这3年云南很干旱，但我们的水能满足果树需要，这需要提前储备三四十万立方米的水，够用100天。

广州日报：你投入多少做这些基础建设？

褚时健：从哀牢山引水，一条水管一百七八十万，我们架了5条管道，普通农户不可能承担。当时启动时，资金还是很困难，我只有一百多万块钱，只能向朋友借。他们没有一个不借的，我说赔不起咋整？他们就说，你是稳稳当当的，没有把握不会向人借钱。所以借了三四年，现在全部还清了。

广州日报：果园规模多大？

褚时健：现在果园一共有2800亩，我们分成4个作业站，一个作业站管理30多户人家，目前有115户人家，一户两个劳动力。一户人家管着2500株果树，他们是相对稳定的合同工。负责管理的是26个人，以技术为主的队伍。

农户们很愿意到我这里来，他们做得好一年有六七万，一个人月收入有两千多元。

广州日报：果园现在的收益怎样？

褚时健：我们一年的销售额是六千多万，成本扣掉三分之二，还有两千多万。我们最初的投资是一千多万，现在资产有一个多亿了。赚的钱很多都投入到水利建设，今年我们用四千多万来建冷库，可储备五千吨。

广州日报：那你自己拿多少，有工资吗？

褚时健：我一个月拿6000块工资，也花不完。

“烟王”记忆：“入狱反而心情轻松了”

在种橙的新闻曝光后，褚时健重回公众视野。人们想起了这位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在他的领导下，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被一手打造成红塔集团——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烟草企业。1998年，红塔集团利税200亿元人民币，接近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红塔山”品牌价值经评估高达386亿元，成为中国第一大品牌。褚时健回忆道，那是最好的时候。

广州日报：你种橙的思路和做烟草的思路一致吗？

褚时健：当时烟草很难整，烟草公司和烟厂是分开的。我们把上百万亩的烟田给烟厂管理。给农民提供肥料补贴，解决水利和交通问题。这样首先我们的烟草品质上来了。

记得1985年左右，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广东，流行穿的确良衣服，胸前口袋装一包烟，都是装美国烟。那个时候我们想，为什么中国烟就没有这个身价？后来我们把原料做好了，我们的烟草品质上来了，用了五六年时间把口袋里的烟换成了红塔山烟。

广州日报：你现在还在做一些烟草方面的工作吗？

褚时健：不管了。找到我还烦。我搞烟草18年了，烟草的朋友很多。熟人呢，坐着随便聊聊，看看这个烟有什么缺点，其他的事情都不管了。

广州日报：资金过剩之后怎么解决？

褚时健：我们就去搞水、电、交通。这一定是未来中国市场紧缺的，但是投资的时间太长。澜沧江梯级电站，就是我们投资的，现在电站赚钱了不得，电不愁销售。可以负责任地说，用少量的投资做更多的事情，认认真真为国家着想才行。

广州日报：你觉得自己对行业的贡献是什么？

褚时健：贡献不讲了。我们能宽慰一点的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云南尤其是玉溪地区，问一个农民，不管有没有见过我，不管熟不熟，都认得我这个老头。那几年不光我们国家好了，农民也好了。烟种好了，国家拿大头，我们拿小头。

广州日报：有人说，因为你的威信非常高，就有点像传统的封建大家长式的管理。

褚时健：那时候也没有现代管理模式，中国刚刚发展，碰到的问题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只能碰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直到90年代中，才把新的管理机制建立起来。

广州日报：有人说在最巅峰的时候入狱的你是一下子从天堂掉入地狱？

褚时健：其实那时候我反而放松了。我清楚自己做的事，最后的判罚不是我的事。功过让后人评去，让社会评去。

广州日报：出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走了之？

褚时健：当时很容易走，但我没想过。我女儿被抓时，我在美国。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而且我一家人都在中国。

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人不同，还是觉得，在外国精神上不痛快。我知道，有些人拿了国家很多钱，在外面其实并不痛快。

*晚年安慰：*太多坎坷家庭从未解散

对褚时健来说，他的“落马”并非不可忍受，真正击中他的，是相爱的发妻入狱4年，疼爱的女儿在狱中自杀。他说他们这一代人家庭观念很重，正是因为家人，出事的时候他从未想过逃跑。

广州日报：当时你的调查最早是因为你老伴批发烟而开始的，你有怪过她吗？

褚时健：这种事不能怪她，所有的企业都有这种事。他们来搞这些事情，照常纳税。那个时候社会管理没有现在规范。成千上万的人都做。

广州日报：你出来之后，你老伴说要做一件不拜托人不求人的事情，最终选择种橙子，你老伴对你有多大影响？

褚时健：我说我们要做事，不要求人。我们虽然很多争吵，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是一致的。我们的坎坷太多了，但是没有把我们的家庭拆散，我们是真正的感情。她不错，她没有提出离婚。

以前我被划成“右派”在农场改造的时候，她停薪留职了，只能在昆明待着，只有几百块钱。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能织毛衣赚钱，结果一根手指都断了。

我们在农场的时候，一天工资4毛钱，她就去养猪赚钱，那样的日子她也愿意过，愿意跟我待在一起。

退而无休的一天

9月1日，星期六。早晨7点半，褚时健从位于玉溪市大营子街的家中出发，坐车前往果园。近十时，车子到达热闹的新平县嘎洒镇，再沿着环山公路一路向山上开，不多久，就开始见到整片的橙树林，百米左右就会经过一户看管果林的人家。

车子开到半山腰的一幢二层楼房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果园的指挥中心，门前对着一个水塘。

下午3时，太阳有些猛烈，褚时健坐车去逛果园。到达一个作业站，作业长小王见到他，就搬了椅子让他坐在树荫下。坐下后，褚时健给小王布置任务，把肥料的结构成分算一算，晚上叫上某某和某某某去指挥中心开会。肥料的事情说了近二十分钟。小王开始汇报目前自己这边果子的长势，“走，去看看。”褚时健站起来，走近林中，这个捏一捏，那个捏一捏，小王剪下其中一个快要成熟的橙子递给褚时健。他一接过来，剥开就招呼身边的人一起吃：“要尝，尝是考察问题。”橙子虽是青色，吃起来不酸。

吃过饭，褚时健的椅子被搬到了水塘边，三两员工在旁一起聊天。一说话，褚时健就要点烟，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褚时健一声令下：“走，开会。”

一二十个员工跟随褚时健进入会议室，像他每次过来一样。11时，会议结束。褚时健走到厨房，找出几种挂面摆在台面上。他看着挂面计算明早的早饭够不够7个人吃。电砂锅中热了一锅排骨汤，他说：“这汤煮一夜，明早起来味道就很好了。”

他计算好早饭就去睡了，明天他还要跟玉溪来的人讨论果园土地续租30年的事情……

褚时健其人：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这是一位到了烟厂才开始抽烟的厂长。那时候的玉溪卷烟厂与云南上千家小烟厂并无二致，固定资产仅一千万元左右。

1995年，玉溪卷烟厂改制为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将褚时健的人生带到了顶峰。烟厂的年税利从0.97亿飙升到206亿，1998年名列中国税利第二（第一为大庆石油），玉溪卷烟厂曾被称为“印钞工厂”，红塔集团也发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红塔山”连续7年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称号，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

伴随着事业的飞升，褚时健个人也先后获得“全国劳模”和“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被授予中国企业家的最高奖“金球奖”。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之一，他因此被称为“中国烟草大王”，他在红塔集团时带的三个徒弟，现在已是红河烟厂、曲靖烟厂、云南中烟集团的掌门人。在中国烟草行业，褚时健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是，一封举报信将褚时健拉下了马，指控其贪污受贿。

1995年2月，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举报信，信中阐述了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向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行贿的事实。林政志供认了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的事实，并交代他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90余万元。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至17年。

2002年，因严重糖尿病，办理保外就医。同年，褚时健开始种橙，他选择了年轻时劳动改造的地方建立果园，距他居住的大营子街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据他自己说，这里“人熟事熟”，而且“年岁增长，身体每况愈下，在外面跑不动了。家里来的人太多，自己烦不得，每半个月就来果园一次，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