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者林毅夫
7月21日星期六，北京暴雨如注。王志浩一身西服，穿着高级皮鞋，撑着伞顶着雨，在没过脚踝的水中趟行。虽然有一个中文名字，但他其实来自英国，是渣打银行的中国区研究主管。他参加的那个研讨会没有取消。与暴雨同样牵动人心的，是国际国内的经济走势。
不少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与他一起，挤满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三个会场。没人理会暴雨警报，因为这次主讲嘉宾里，有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回国的林毅夫。
同一时间，王锦侠正在深圳机场，一次次改签去北京的机票。从下午4点开始，他执着地前后过了4次安检，“今天死也要赶到北京”，他和安检员这样打趣说道。
王锦侠来自深圳前海，中国南方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示范区。新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来北京，他希望就此请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们的关切，偏向宏观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为其成因和对策提供解释；而王锦侠们的问题，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重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四年前林毅夫临赴世行上任时说，自己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四年后，这个自称“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5月17日，林毅夫临别世行的“毕业欢送会”。当中赢得最多掌声笑声的，是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组“回归分析”，题目是“林毅夫的一跃”：面对海峡，从台湾一跃来到大陆；之后幸运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直到学成归国；而后又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跃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将离别。他在林毅夫的几次来去，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寻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幽默。
举办这场欢送会的，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其字母缩写为DEC，在英文中与“甲板”同音。而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负责“设定研究议程，引领发展经济学讨论”。五个局、200多位学者和分析师，林毅夫领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高智商群体：他们的分工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还包括80多位高级经济学家和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发展研究部门和业务运营部门，是世界银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需要将“财政的手段，与思想和知识的力量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风帆，后者则要靠舵手与海员。
“别人是不是服你，靠的还是学术，而不是职务。”王斌涛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认为在世行整个科层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却有着自由争辩的学术气氛。在这里，领导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灭贫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来自喀麦隆，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为了和林毅夫讨论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马路。世行有近一万名员工，分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幢巨大的办公楼里。在这条街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华盛顿的乔治敦。两层小楼旁，有一片闹中取静的树林。“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其实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我个人能动用的调研差旅经费，就有200万美元。”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
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 多个国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据世行的同事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假。他告诉记者，工作中唯一的遗憾，“是一天只有24小时”。不过，因为经常在数个时区间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几小时。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早8:30的行长例会。但如果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还得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那一端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除了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夫人开玩笑地说，“他连上厕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进行。如此奔波辛劳的背后，是因为世行确有“诺言尚待实现”：追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锋
世界银行并非一般意义的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减贫和发展的目标伟大，但是工作却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
最富戏剧性的背景是，从1981年到2002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4亿下降至16.4亿；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4亿下降至3.6亿。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奇迹排除在外，全世界贫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约2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
林毅夫到来以前，世行这条“大船”的航海日志，都是由西方人书写的。不仅消除贫困的效果欠佳，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结果那些发展中国家发现，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不稳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
“华盛顿共识已经丧失信誉，而林毅夫的贡献，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此评价林毅夫的“毕业论文”——《新结构经济学》。
在欢送会的致辞中，斯蒂格利茨坦陈，林毅夫在世行做到了他当年未能做到的事情。陈斌开作为世行访问学者，对斯蒂格利茨感慨的神情记忆犹新，“那不是场面上的恭维”。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的“左派”，一直在试图推动世行对新古典自由市场的反思。但这条“大船”此前却形成了一些并不明说、但根深蒂固的航海禁区，比如说讨论如何“加强政府的作用”。
所以林毅夫的这四年里，其实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人们都知道他将做什么：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成就。”“华盛顿共识”的执笔人约翰·威廉姆森，此前这样评价林毅夫的到任。“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世行经济学家安·哈里森曾对媒体说，“他必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才能使人认可国家的作用。”而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林毅夫学说的普通人，他的主张听上去似乎很像上世纪中叶的一股发展思潮：国家主导。
增长的求索
东亚那些成功的经济体，“既有市场的自由，也有政府的干预；但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中激进的自由市场，也不是更早的国家主导的赶超。”东亚的奇迹是林毅夫的理论起点，为了向世界解释，他把这些国家比作“飞翔的雁阵”和“引领的龙群”。
上个世纪，世行还曾一度认为，非洲比亚洲有希望，拉丁美洲更有希望。而今东亚繁荣的秘密是什么？能否拨开经济增长的迷雾？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按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说法，“其他问题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在预售林毅夫的英文新著《繁荣的求索》。书名的用词，让人想起哲学家杜威的经典著作：《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问题，林毅夫很喜欢王阳明的学说，他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做了一个注解。当理论与实践出现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是反思理论，而不是否认事实。”为此，林毅夫把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做了一个梳理，指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工具箱”，经历过几轮软件升级：
1.0版本的思潮在二战后出现，强调市场失灵，信奉国家主导。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2.0版本的思潮占据主流，吸取了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关注政府失灵，偏好类似“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政策。
“市场一直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2009年6月2日，林毅夫在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举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主张。
在此后的时间里，从墨西哥城到伦敦，从东京到巴黎，从开罗的烈日、到斯德哥尔摩的大雪，林毅夫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与学者和智库交流自己的学说。
“林的观点引发了争议，但极具启发性。”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82岁了，仍欣然参与进来。其间相互交锋的，包括几位世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近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多的优秀学者、政府和商业的领袖也参与进来。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林毅夫还通过世行博客“让我们谈谈发展”，把讨论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
因为发展经济学的思潮讨论，已经沉寂太多时间了。2.0版本之后，修补漏洞的小补丁越打越多，但思想层面上缺乏重要更新。背景是令人灰心的事实：“从1950至2008年间，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态中。“换句话说，所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什么某种潜藏的“风险”，相反其实是大部分国家所处的“常态”。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沮丧的了。
但具体怎么做？在2008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这样感叹：要成功做出“发展”这道大菜，我们大概知道需要哪些食材，但是没有食谱，怎么结合在一起不知道。这要其他发展中国家怎么学习呢？
之前的经济学难以令人满意。2005年，世界银行《九十年代的经验》总结的成果是：但凡发展转型比较好的国家，政策都有些特殊性，不同于“华盛顿共识”那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方。林毅夫打趣说，“如果非洲一个穷国总统问应该推行什么政策，我回答说没有一个政策是普遍适用的，这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帮助。“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仅要知道没有一个政策是万能的，还要懂得如何量体裁衣，指导实践。”
发现你的优势
“在哈萨克斯坦，人们会问你，除了石油之外还有什么能提振经济。”印德米特·吉尔此前同样负责过世行的《发展报告》，是欧洲与中亚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德国周刊》采访时，他回忆了林毅夫的一次中亚之行。
“我会帮他们寻找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领域。”林毅夫这样回答，并请吉尔帮助准备此行的细致材料。
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在，就可以发现你的优势。中国的奇迹，其他国家如何分享？
林毅夫此前曾被称为“林比较”，“比较优势”、“禀赋结构”这些概念，国际贸易领域之外提得并不多。为了讲清楚这套学说，从1998年开始，林毅夫在北大最大的教室，专门开设有一学期的课程。讲稿的英文译本以《解读中国经济》为题，被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经过世行的历练之后，面对决策者和公众，林毅夫可以讲得更通俗。“一个国家有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本、有多少自然资源，就是他的禀赋结构；与别的国家相比，他最适合做什么，就是比较优势啦。”
林毅夫的书桌上放着孙子的照片，而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传统的教育，讲究“弥补缺陷，赶上别人”，而不是寻找和发挥优势。不少年轻人戏称，从小就生活在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的阴影之下。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工作后，继续羡慕别人身上他们认为含金量更高的优势，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努力去当别人，而不是做最好的自己。
同样，按林毅夫的总结，此前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关注，也是“以别人为参照系”：弥补自己欠缺、但发达国家有的“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是希望学习发达国家所擅长的市场秩序，如“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治理方式；或是从事人道主义等重要、但却难以直接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领域，如去非洲发蚊帐，安装摄像头以监督教师出勤率——如同给孩子吃吃补品打打吊瓶，以求能提高考试成绩。
“应该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帮助他们把现在能做好的发扬光大，有了竞争力以后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林毅夫在《经济学人》发表文章，他这样概括主旨：“小步快跑”。
在这方面，中国的奇迹并不唯一。非洲的毛里求斯曾被世行认定是“毫无希望之地”，引入上述原则后，已成非洲人均所得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经济学中最强大的观点之一就在于，无论一个国家现在的状态有多么糟糕，它在某些部门或产业上，总是能找到一个比较优势。”林毅夫这样总结。
穿越金融海啸
“要对发展经济学发动一场革命，我是有准备的；但一上任就遭遇金融危机，确实始料不及。”4年后，林毅夫这样回顾世行任内最大的挑战。世界银行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首席经济学家，都是给全世界博士生写教材的顶尖宏观经济学者。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能对全球宏观与金融问题发出声音吗？
2008年10月24日，林毅夫第一次从世行回国，在国家行政学院做了一场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报告。经济学家沈明高依旧记得，劳顿的林毅夫看上去“非常疲惫，印堂发黑”。其他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也都为林毅夫捏把汗：要是赶上一个太平盛世，能专注于扶贫和发展问题该有多好。林毅夫面临着双重挑战：除了要在发展思潮的中心反思发展，还要在金融风暴的中心反思金融，给出对危机的判断和应对。
两个月之前，林毅夫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度假胜地杰克逊霍尔小镇。这里因美联储每年在此组织宏观经济会议而得名，而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也会在自己的避暑别墅组织更小规模的顶级讨论。受邀的人除了林毅夫，还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洛德•特里谢、以及前IMF的常务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
那时雷曼兄弟还没有破产，席间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三十年以后人们还会记得次贷危机吗？”讨论的结果是，除了林毅夫，大家都认为以后都会忘记，“因为次贷才7000亿美元，顶多是以后教科书上面一个很小的专栏。”
回忆细节时，林毅夫本人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姓名，“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但这些名字在国内媒体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财经问题的报道，几乎变成了对这些权威一言一行的追踪。那是2008年8月底，距雷曼兄弟倒台只有三个星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决策者们，心里根本没有准备。这不是某个人的判断问题，而是说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迷信实无必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信心，来源于此前被伯南克称为“大缓和”的30年。通过改革克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滞胀”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GDP、通胀等经济波动大幅缓和。
经济理论从自由市场和凯恩斯主义，经过理性预期革命，发展到新凯恩斯和新古典宏观学派，“这时主流观点认为已经对宏观政策运用自如，可以抗衡任何经济波动了。”林毅夫当时曾向西方顶级的金融和财政决策者提问，“但回过头来看，每一次危机都是不同原因触发的，怎么能保证不会有新的原因呢？”
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判断将决定应对的行动。这场危机的深度有多深、长度会多长？“当时世行和IMF普遍内部认为是3到7个季度。因为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危机，都是最长到7个季度。”林毅夫再次唱了一个反调，“我当时说会不会是7年？大部分人认为我在开玩笑。”事实证明林毅夫的忧虑是对的。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有了一个和1929年“大萧条”对应的新名字——“大衰退”。
繁荣的博士
林毅夫7月21日的报告，会场在未名湖北面古色古香的朗润园。这里曾是晚清内阁军机处，诸多变革草议于此，以求挽狂澜于既倒。在万众楼上，他反思了此番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教训。
林毅夫上一次的“取经归来”是在15年前。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博士，那时的听众迫切希望请他去讲讲西方的“前沿理论”。“那时我也以为西方有一套经书，拿回来就能运用。1987年学成后参与国内的改革，当时满脑子是西方这套理论，认为读的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林毅夫回忆道。
这次归来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他的讲演更通俗了。打比方时伴随着有力的手势，目光照顾到全场，更像是国际化的演说而不是沉闷的报告。在世界银行的四年，让林毅夫更多地走出象牙塔，和政府决策者、业界领袖和普通民众进行沟通。
而争议并不会就此消失。归国后，林毅夫重复了一个以前观点：通过不断挖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中国还有20年保持年均8%增长潜力”。迫不及待的媒体记者在起标题转载推广时，漏掉了重要的两个字：“潜力”。
很快就有人把这与“唱好”或是“唱衰”中国的话语博弈联系起来。的确，“末日博士”鲁比尼、“崩溃专家”章家敦，为了新书的销售都在不断修改“中国崩溃的时间”；而老牌知识分子杂志《纽约客》，则将林毅夫称为“繁荣博士”。其实此前金融危机时，就有人批评其“唱衰西方经济体”，而这四年里，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崛起，围绕经济走势的争议也越发激烈。
“其实经济运行自有规律，一个国家哪是经济学家能够唱好或唱衰的？”林毅夫微微一笑，平静地解释自己的想法。“但对于长期潜力的认识非常重要。如果是一头小毛驴，你给它吃得再多，也长不成一匹马。但如果一个小马仔，你不了解它，给它吃小毛驴的饲料，它真的可以长得像一头小毛驴。”
创新的自信
回到王志浩的问题：来到中国后，对宏观调控的几次预测偏离，让他发现要理解中国经济，自己的老乡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帮不上太大忙。他曾在老牌自由主义杂志《经济学人》工作过，此次与会发言的主题是，在官方数据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如何解读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走势？”
其实海外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统计数据不准，政府干预过强，都是反复出现的话题。现场还有更尖锐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一定由政府主导？离开了刺激政策，是否还能保持20年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的回答是：短期数据可能有偏误、风险与挑战一定存在，“但要有能力捕捉主流，形成对长期相对准确的判断力。如果没有问题需要克服，那就不叫发展中国家了”。而为了把短期政策和长期增长结合起来，“改变发展理念非常必要”：如果一国具有真实的潜力，就可以跳出短期刺激的轮回，用反周期政策为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并为制度性改革注入资源，解除今后增长的瓶颈。
回到王锦侠的问题：他所在的“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既不是公务员序列的政府机构，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为了设立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他们既要深化市场改革，制度上与香港对接；又要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制定产业政策和战略规划。
前海位于深圳和香港两地机场连线的中点上，原本大量是物流仓储用地，现在则承担起引领深圳向金融、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升级的重任。深圳已经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前海的狭小土地能支撑起持续发展的雄心吗？既不依赖房地产、也不依赖制造业，会不会遇到政府“挑选赢家”，主导资源配置的批评?
林毅夫的回答是：当然首先要以市场为基础，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解决竞争和激励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协调，才能有效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两只手，都要发挥作用。”只要有好的理论框架，识别潜在的比较优势，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挖掘后发优势和潜力，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更快。
这样看来，林毅夫四年前去世行时，“农村高中生考大学”的自谦，背后其实也是一种优势。“如婴之未孩”的开放心态，成为发展中国家创新的后发优势。
“把西方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也成不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是教授而已。”陈瑞华是北大的法学教授，但却对林毅夫的研究充满兴趣。他早先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也曾整箱整箱地复印英文资料，希望能够取回真经。“但现在发现，立足于本土的改革实践，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
（陈斌开、王斌涛、陈思对采访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