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迁徙冲击波：6家代工厂将被“断奶”

[ 眼下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找到新客户和大订单，部分产能100%依附于阿迪达斯的代工厂就要面临工厂关门的风险 ]

被诸多服装代工厂视为衣食父母的阿迪达斯，其全球整合战略影响正在向底层渐渐袭来。

昨日，上海东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东隆”）相关负责人蒋留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包括东隆在内的4家代工厂已收到阿迪达斯将于今年10月终止合同的通知，还有2家则在明年3月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东隆已经与阿迪达斯合作了十几年，其安徽铜陵的工厂约70%产能为阿迪达斯服务。“这6家中有两家的情况非常不妙，因为他们是100%的产能依附于阿迪达斯，平时基本没有接触其他客户，如果短期内找不到新订单，只有关厂一条路。”蒋留红称。

对此，阿迪达斯中国昨日对本报的回复称：“因为正在优化全球采购架构，共有十家供应商合作伙伴已收到关于我们终止合同的法律告知。”

阿迪失言？

能为这个全球数一数二的运动企业代工，曾经是这些代工厂的金字招牌。然而，眼下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找到新客户和大订单，部分产能100%依附于阿迪达斯的代工厂就要面临工厂关门的风险了。

敏恒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敏恒”）是阿迪达斯在上海的第一家供应商，而敏恒旗下的一家服装厂正是上述两家100%产能依附于阿迪达斯的其中一家。

“不是找不找新订单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这家服装厂负责人陈先生的话语既急迫又无奈，他对记者介绍，这两年，根本没赚到钱。加工费没涨，但人工费却涨了。2010年以前，工厂的利润还有8%~10%，但这两年利润几乎为零。

阿迪达斯的付费方式也有所改变，2008年以前是每个月付费，此后就变成了每两个月付一次费。“这个行业本来就利润极低，如果阿迪不给补偿，也不兑现承诺，我们就只有破产了。”陈先生称。

而他所说的承诺，是指2011年时，阿迪大中华区的高层曾给供应商开过会，许诺2015年以前订单计划不会改变。

实际上，几年前阿迪达斯就开始陆续减少中国代工厂的订单。

“2006年、2007年阿迪在东隆每年的订单约在200万件，2008年是个转折点，此后订单一直在萎缩，2008年东隆做了150万件，2011年已经减少至70万件了。”蒋留红说。

衡阳荣阳鞋业为荣诚集团的子公司，代工的品牌中阿迪达斯占90%左右。自去年开始，来自阿迪达斯的订单也是明显减少。相关人士介绍称，2010年，情况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加工25万~30万双阿迪达斯的鞋子，而去年8~10月，每个月只加工了15万~20万双。

“种种迹象表明，阿迪早就在作准备，逐步转移产能。”上述陈先生对记者说，“我们厂里600多位工人，很可能面临失业。”

成本权衡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为阿迪达斯、耐克这些巨头代工，对大部分代工厂而言有一种光环效应，但是这些运动品牌的要求也是非常严苛的。

比如，合作协议规定，供应商每年都必须制定且不断更新3年战略规划，还必须保证其设备和工艺跟上阿迪达斯的需求。为了配合阿迪达斯等国际生产商，敏恒2003年底竣工的新厂房拥有6000多平方米，且有自己的绣花车间、印花车间、配件生产车间等等，可每月生产帽子5万~7万打。

苛刻要求的同时，阿迪达斯也在移情别恋国外工厂，包括缅甸等东南亚市场。而如候鸟一样的迁徙，其主要原因就是对劳动成本的重视。

比如，东隆铜陵工厂工人人数在1600～1700人，人均工资在2000元/月，而上海工厂人数更多，人均工资在2700～3000元/月。而阿迪达斯位于柬埔寨工厂工人的月薪被曝最低约为13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900元。成本差距清晰可见。

阿迪达斯订单约占总产能30%的上海圣菲达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圣菲达”）也是遭遇“被停单”中的一员，负责人Lily对记者说，“阿迪肯定会逐渐将生产移至海外。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逐年在提高。”她称，阿迪达斯在公司每年的订单约50万～60万件，工人工资现在已涨到3000元左右了。

一位长期负责订单排期和盘存工作的东莞服装加工厂人士还对记者说，有些中国生产商提出的订单规模过大，导致商品库存多，库存一高，即使是高档品牌也不得不通过打折促销来“去化”，可这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既牺牲了利润，又损害了品牌形象。这也是某些国际品牌开始从中国撤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