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美对中国走向全面遏制 事实并非如此
处于崛起之中的力量，总会对已经存在的更为强大的势力产生某种担忧，担心后者会如何看待和应对自己的发展壮大。2009年以来的中国，正在重复着这种担忧，特别是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国各界的焦虑感明显上升。
从表面上来看，美国面向亚太的军事、外交、经济等诸多调整似乎都在指向中国，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探究，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将战略重心从欧洲东移到亚太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整个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美国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因此，200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时，不少人还只是把这种提法当做概念性的宣示。
但美国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人们放弃了乐观的想法。2010年，希拉里在夏威夷的两次演讲清楚地表明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意图，之后她于2011年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及更晚些时候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所作的“太平洋轴心”的演说，进一步印证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决心。
希拉里在文章中说，“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者”，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在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大力增加投入”。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渐实体化。
首先，美国开始调整军事部署，大力推进军事能力再平衡。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的军事能力再平衡目标及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判断，明确指向亚太地区和中国。去年11月，奥巴马宣布在澳大利亚增设达尔文港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今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又宣布了一系列新安排，使得美军再平衡战略的进度不断加快。其表现主要在四个方面：第一，着力强化海上军事力量。按照帕内塔的说法，到2020年，美国海军60%的舰只将集中到亚太地区，包括11艘航母中的6艘。这一调整将彻底打破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在中东、欧洲与亚太地区部署同等规模海军力量的传统模式，这事实上是将海军战略重点明确标注在了亚太地区。
第二，重点经营关岛基地。目前关岛已经部署了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斗机，按照美军公布的建设规划，未来这里还会有大量投入，在美国将兵力从第一岛链收缩到第二岛链后，未来这里极有可能成为美军新的战略指挥中心。
第三，针对南海局势强化部署。美国计划在新加坡部署先进的濒海战斗舰，大有针对南海特别是控制马六甲海峡之意。此外，美国还以轮驻训练的方式保持在澳大利亚和东盟地区的军事存在，目前这一模式已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开始试行，未来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
第四，推动“亚洲版”导弹防御体系建设。美国拟推动目前的双边导弹防御体系向三边模式转化，集中力量于东北方向的美日韩、东南方向的美日澳两个三边反导体系的建设，为构建“亚洲版”的导弹防御体系做铺垫。
此外，美国还在将“空海一体战”构想逐渐从理念向实践推进，2012年1月5日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首次以战略性文件的形式强调美军要具有应对中国军方正在建设中的“区域拒止和区域反介入”能力的军事干预和打击能力。
应当说，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带动下，美国针对亚太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能力建设正在迅速得到强化，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针对中国崛起而来的。从部署调整及兵力强化的方向来看，五角大楼应对中国崛起的亚太新布局已经展开，其核心是要建立起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和军事力量，以区域多国防务合作为依托，织起一张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大网，封堵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崛起力量。
其次，强化前沿外交，维护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美国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中国崛起给予了特别关注，认为这是导致世界局势复杂不确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报告指出，美国要维持世界稳定与和平，必须更多依靠关键盟国和伙伴国。
为此，美国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巩固业已有所松动的同盟关系，重点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间的联盟体系，强化军事同盟内涵。如在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钓鱼岛”事件及其后爆发的南海危机中扮演特殊角色，利用矛盾弱化已经出现的地区合作趋势，借机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同时，在五大传统军事盟友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新型伙伴关系，努力与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加强联系，利用一切机会寻求与两印（印度和印尼）建立准盟友关系，不断扩大伙伴网络，恢复地区领导力。
最后，大力推进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谋取亚太经济发展主导权。随着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以东亚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强劲发展。这一充满活力的地区经济运行模式，在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冲击面前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地区强劲的经济活力不仅吸引了中小发展中国家，而且得到了日本、韩国的积极响应。在这一强势的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的影响力逐渐弱化，并出现了被边缘化的趋势。因此，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内含了重新夺取亚太经济主导权的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 2009年，美国高调加入最初由四个小国发起的TPP，其后开始接手并主导TPP发展进程，使其性质与作用发生根本性改变，成为美国主导的经济合作模式。目前，TPP已经拥有11个成员国，日本、韩国也已经表现出参加该协定谈判的意愿。这一由美国主导的新兴经济合作模式事实上已经与东亚现存的“10＋X”模式形成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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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原因
从表象上来看，美国面向亚太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整似乎都在针对中国，但从历史和战略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美国重返亚太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亚太地区国际地位上升吸引了美国的目光。近年来，随着本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亚太地区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迅速上升，正成为引领新一轮国际体系调整的重点区域。
作为既有体系的创建者，面对有可能侵害其利益的变化，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理，它必然要追随这一变化的轨迹，寻求战略主动，谋求成为国际体系调整的主导力量。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同样如此。
其次，防控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出现异己强权的目标驱使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战略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是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如这一地区被美国的竞争对手所占据，将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当身处这一地区的中国力量迅速增长，并通过上合组织与俄罗斯形成某种战略协作关系后，美国人的焦虑感空前爆发。这一有可能危及美国霸权根基的变化决定了美国的力量重心必然要向东移。而近年来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在近海实施海上维权的做法，更似乎印证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忧，激发了美国东移的热情。
第三，提振美国经济的需要决定了美国要将战略重心移往亚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构成重大冲击。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26%迅速下降到21%。对于美国而言，要想摆脱危机影响，提振衰落中的经济，必须要寻找到能帮助其恢复增长的发展机遇。而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非亚太莫属。
在这一地区发展中，中国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原来的四小龙和后来的越南、印尼、泰国等，印度的发展势头也很好。在这十几个国家共同努力下，本地区经济充满了生机，这种生机对美国极具吸引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它才会提出“亚太世纪”的说法，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并希望通过TPP赢得地区经济主导权。
事实上，不仅是美国，全世界的关注点都在转向亚太，欧盟、非洲、拉美也希望能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没有将战略重心转向这一地区反倒是不正常了。
最后，中国的加速崛起与亚太盟国的离心倾向是美国坚定东移决心的关键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后，相对绝大多数国家的衰落，中国一直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甚至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使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在经济领域中，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核心，不仅本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逐渐向其靠拢，日、韩、澳等美国传统盟国也开始出现离心倾向，东亚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特别是2009年日本鸠山内阁上台后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提出了让美国人备感紧张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后，美国越来越担心亚太地区会形成中国全面主导的局面，而它会被逐渐排除在外。加上中国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社会制度上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将战略关注点转向亚太地区。
从以上四个原因来看，美国重返亚太有着诸多动机，将其简单地说成完全是为了围堵中国，显然并不可取。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要素，上述四个原因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中国，这也正是国内研究界对美国此次战略重心东移倍加关注的原因所在。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如前所述，中国因素不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其战略重心东移无疑对中国带来了很大影响。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的影响，众说纷纭。目前国内有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对中国形成C形包围圈。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走向全面遏制。
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特定概念，遏制战略的实施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不惜任何代价搞垮对方的决心；二是要拥有广泛而坚定的同盟体系支持；三是要具有随时为“遏制战略”承担战争代价的准备。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显然不具备这些前提。
国内学术界认为，除遏制外，美国对华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接触，二是介于接触和遏制之间的两面下注。就当前而言，美国还没有到对华全面遏制的程度，拉打结合的两面下注策略应当是美国现阶段对华政策的主要模式。也就是，一方面以军事部署调整、联盟体系巩固、大力推进TPP等，应对中国崛起和军事上的快速现代化，“看管”和“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又期望在对中国的引导和影响中，寻求两国合作发展的空间。
从上述举措来看，美国对中国崛起充满了戒心。而中国也确实因为美国重返亚太面临着一些军事、安全和外交上的难题，如2010年以来，我国黄海、东海、南海方向相继出现一系列事件，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陷入某种紧张状态。2012年以来，美国又在中菲黄岩岛争端和中日钓鱼岛危机中施加负面影响，使我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紧张，周边环境相对恶化。
但应该看到，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在其总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受国内经济低迷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制约，尽管美国作出了宏伟的规划，并决心在亚太扩大军事存在，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并不稳固。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在经济、金融领域高度相互依赖，在处理朝核问题、伊核问题、打击恐怖主义、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有共同利益，也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难以倒向全面对抗。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虽然短期内美国不会与中国“翻脸”，但美国的这一次战略重心调整具有长期布局的趋向，是在为将来面对“一个不合作的中国”做准备。从长期来看，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及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逐步落实，美国对华政策中硬的一手可能会有所加强，“看管、威胁”的成分会有所增长。
总的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金融危机对美国构成了一定冲击，但美国霸权全方位主导国际体系依然是中国发展的大背景。美国“重返亚太”表明它绝不容许在这一地区出现“去美国化”倾向，但据此判断中美之间将会走向全面对抗有些言过其实。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在两国相互依赖日益加强、和平发展深入民心的今天，中美关系“斗而不破”将会是常态。
针对美国短期内两面下注、对我拉打结合的做法，我们要有清醒认识，面对相对严峻的亚太战略环境要沉住气，一方面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与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以软的一手对接触，以硬的一手对遏制)的原则，发挥好综合优势，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总体上有利于和平、稳定、发展的方向前进。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要做好必要情况下针锋相对斗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