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部分农民因拆迁一夜暴富后无度挥霍返贫

拆迁后“一夜暴富”是福是祸？(乡村观察)**杭州城郊村农民生存状况调查王慧敏 冯益华前不久，一名在浙江杭州城郊生活长大的大学生来编辑部反映说：自家所在的小村，村民们原本种菜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小村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村里的祥和被打破了，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村里的各种矛盾也多了……他很困惑：“财富，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就此问题，笔者展开了调查。财富是柄双刃剑：拆迁让农民一夜骤富，无度挥霍也让人一夜返贫杭州江干区某镇，原是钱塘江北岸的一个农业镇。2003年以来，随着杭州城市东进步伐的加快，这里建起了客运中心、地铁站，迎来拆迁高潮。这里的农民除了得到上百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之外，还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了安置房，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套，最多4套。“祖祖辈辈地里刨食，哪天不想过好日子啊！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买高档数码产品，吃山珍海味，穿貂皮大衣……一位王姓拆迁户的消费观并不是个例。还没拿到拆迁款，老王就把原来自己抽的十几元一包的“利群”换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中华”。钱一到手，他给自己和刚学车的老婆各买了一辆30来万元的小轿车。这两辆车子，现在多数时间只是在家里的车库待着。村里一位干部说，大笔的钱盲目消费掉后，村民中有些已“钱袋空空”，靠房租度日。财富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拆迁补贴，让农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然而，面对从未有过的巨额财富，不少农民不知所措，只顾眼前，得过且过。还有部分人沉湎于赌博，甚至染上毒瘾。某社区的许某原先做豆类生意，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上乘”。拆迁后，他拿到上百万的拆迁补偿款和两三套房子，就停了小生意，从此吃喝嫖赌、醉生梦死，没几个月跌落为村里的“破落户”。债主天天上门要债，许某东躲西藏，耄耋之年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这个镇目前记录在案的吸毒人员比2003年翻了一倍。一位镇干部说，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据了解，因拆迁安置款引发的财产纠纷、家庭纠纷这两年也在大幅增长。去年，镇司法所调解的因安置引发的分家析产纠纷就多达20来起，占调解总数的两成。农村的婚姻相对比较稳定，但面对拆迁带来的巨额利益，不少拆迁村出现了“闪婚”、“闪离”、“闪孕”等怪象。有村民反映，有人到外村入赘，离婚后回到村里，分走钱，立即复婚，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拆迁前结婚，拆迁后又立即离了婚。这些乱象不仅危及家庭稳定，也影响社会和谐。管理失位、生活方式剧变，让拆迁农民无所适从“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反映的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一方面，与农民自身素质有关；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管理失位也不容忽视。村民们普遍反映说，这些年，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在弱化。拆迁前只知道要他们配合，催他们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了，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素质教育无人过问，社区的文化活动也乏人张罗。一位老村干部说，一切都已经变了，以前的那一套已不适合新形势，工作该怎么抓，确实是懵懵懂懂。江干区一位街道干部也坦言：“由于拆迁，社区800多户居民都分散在各个地点租房住，要找到人都很困难，甭提帮他们组织一些活动了。搞文化建设也要等完全安置后才有精力，时间起码两三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拆迁后的头3年恰恰是引导失地农民步入社会发展正轨的关键。采访中了解到，有不少拆迁户不甘心坐吃山空，想做些投资，然而由于缺乏理财经验，有些人把钱投给了私募基金、企业，结果“错误投资”，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一位拆迁户向记者透露，镇上一个包装厂以高额的利息从农民手中借来拆迁款进行融资扩张，但是刚好碰上了金融危机，企业垮台。这家企业欠下了7000多万元债务，其中欠拆迁户5000多万元，保守估计，上百个拆迁户遭了殃。多少年了，习惯于稼穑耕耘；而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手中呢，又攥着大把的钞票，该怎样去生活？不少拆迁农民感到迷茫。一位镇干部介绍，当地被征地拆迁的农民中“4050”劳动力占近四成左右，但有固定职业的不足1/3。囿于拆迁农民的能力，政府能为他们提供的就业岗位只能是一些清洁员、保安之类的服务型岗位。但是，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就业心态发生变化也就在所难免。拆迁农民中，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干保安保洁工作。“难道开着好车扫大街去？丢不起这人！”有农民这样说。没有固定的职业，难免精神空虚。而精神空虚，便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些放高利贷的人知道你是拆迁户，手里有钱，便开始打你的主意，引诱你去赌博、引诱你去吸毒，手头钱不凑手就先借你5万、10万，爽快得很。开始还让你尝点甜头，可一旦踏上这条路想回头，就很难了。”一位社区干部说。当地警方对于城郊村一带的“黄赌毒”现象先后开展了好几次打击行动，但效果并不理想。杭州城郊一所小学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父母职业一栏，有的孩子竟写：“打麻将”。*要让农民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拆迁农民的生存状况已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社科院一位杨姓专家深表忧虑：“支付补偿款征地，是让农民交出了世代拥有土地的权利，一夜暴富表面下，实质是一夜顿失永久立身之所。一旦拆迁农民因为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许多问题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随着城市化进展，新一批的农转非人口正在各地诞生。如何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让他们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呢？有专家指出，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征地补偿还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普遍缺乏对征地农民正确的消费和投资引导意识，甚至对失地农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还不够。对此，他呼吁：地方政府要完了地，还要从头到尾管好人。该怎么管？某镇有个拆迁村为了防止村民一夜暴富后挥霍一空，村委会研究后决定，将每个村民7万元的房屋预期购置款由村里代为保管。但是，这个做法遭到了村民们的坚决反对：“我的钱为什么要你管？”去年，这个村2000名安置人员联名写信，要求返回这笔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过去重"娘舅"，现在能重啥？”一位拆迁安置村的村书记焦虑地反问。不少专家呼吁：拆迁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这种制度，既要涵盖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涵盖他们的物质生活。既要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提高综合素质，也要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同时，这种制度还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欣喜的是，杭州已经开始就此进行探索。在拆迁人口众多的杭州江干区，区政府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强失地农民管理工作的专门文件，对如何帮扶失地农民提升素质、增强创业就业能力、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等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政策会带来怎样的效果？我们期待着！*征地拆迁何太急(话说新农村)*赵永平征地拆迁不是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通过制度设计，让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农民前些日子到中部一个县调研，问起地方最头疼的事，当地干部的回答竟如此一致农村征地拆迁！干部们倒出苦水：“发展要占地，你征不下来地，没法交账；可是一征地，就免不了上访，弄不好会被问责，甚至丢"帽子"。”据介绍，县里每年征地拆迁引发的上访占了70%以上，许多干部都得包村包户，防“上访”。征迁这么难，仍压不住一些地方政府冲动。当地干部说，发展是硬道理，大项目不落地，发展无从谈起。看看县里的规划，每个乡镇、街道都有大手笔：国际商贸城、现代工业园、休闲度假岛……推土机轰隆隆一过，城郊的地被推平了，房子拆了，许多农民被“进城”了。于是，一幢幢漂亮高楼拔地而起，GDP增速噌噌上涨，地方经济财源滚滚。然而，亮丽的成绩掩盖不了背后的问题。一些失地农民抱怨：“一亩地补给我们几万元，卖给开发商却上百万，不公平。”“过几年补偿款吃完了，生活怎么办？”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群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令人忧心的是，当前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许多地方在GDP崇拜和土地财政的推动下，低成本征地拆迁的动力不减。城市发展缺地，就瞄向农村土地；城市建设缺钱，就去农村经营开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土地增值收益一味向城市倾斜，牺牲农民利益换发展。据测算，近20年来各级政府向农民征地约1亿亩，征地补偿费与市场价的差价约为2万亿元。只顾经济利益，漠视农民权益，许多地方打着“城市化”、“公共利益”的旗号拆村腾地，赶农民“上楼”，甚至不惜暴征强拆。光鲜的城市建设背后，农地非农化、农民失业化和无产化日益加剧。这种违背规律的发展，注定是潜藏风险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人数有4000—5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300万的速度增加。总体上看，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业能力弱，社保水平低，发展能力差，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下决心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征迁安置不应是简单的经济补偿，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更应该考虑如何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要从制度上规定，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于农民。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地方政府没有了暴利，自然就不“起早”了，征地动力就会大大减少。征地拆迁何太急，多替农民长远生计想一想，也许许多矛盾就能提前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