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资本申请设立银行 官方政策仍未明确
在温州金融界，上些岁数的人都知道这位67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杨嘉兴。一提到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他便兴奋不已。杨嘉兴现在日思夜想的是，如何才能办一家完全意义上的民资银行。
杨嘉兴在写给政府部门的申请上，将银行的名字被暂定为“温州农村发展银行”。他每天忙来忙去，张罗着募集发起人。6月26日，杨嘉兴在他的办公室里迎来了几位来自杭州的来访者。
浙江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部总经理池静，介绍自己前来的目的，“一些国营的银行或者一些商业股份制银行，在业务的拓展上不是太灵活，特别是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小微企业，我们从小企业起步，从非常微小的企业起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的东西可以抵押给银行融资，那么我们作为民间的，纯民间的民间的资本的银行，我们就是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银行。所以我们公司就是冲着这个，董事长派我过来的。”
池静还表示，此次不仅是来谈入股的事宜，更是想作为主发起人之一介入。
建立一家民资银行的构想在杨嘉兴心里酝酿多年，他告诉记者，温州金融改革也许会给他的银行梦一个实现的机会。
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的温州，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温州人赚来的钱很难及时存到银行里，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另一方面，温州继续发展的小企业根本无法得到贷款。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杨家兴决定试一试。当时，杨嘉兴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民营金融机构温州市鹿城城市信用社。
在当时的情况下，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兴办金融机构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连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也惊呼：“中国银行（601988）业国有的稳固地位出现了裂缝。”
关于当时的困难，杨嘉兴给记者讲了许多，“开业的早两天，人民银行来了两个科长，监管科的科长，他说杨嘉兴，这个不能办的。而且我聘请的一些退休的人员他们也都走了。他说你这个做不好会坐牢的。当时有些股东也动摇了都退股了。”
在艰难的坚持中，杨家兴的信用社最终不负众望，做得风生水起，吸收公众存款，再放贷给经营状况良好的区街企业。第一个月就吸收存款100多万元，第三个月就开始全面盈利，规模最大的时候业务量接近1亿元。
30年后，6月24日，杨嘉兴和参股人召集有意愿参股民资银行的企业，进行了一场“创办民间金融机构研讨会”，记者注意到，这次研讨会实际上是一次民资银行的发起筹备会。这次“办银行”的筹备会，吸引了温州30多家有实力的企业代表参加，宣布了20个亿的筹股计划，向参会企业发放了股权申请登记表。柯五一是温州溢香厅酒店管理集团的董事长，他告诉记者，他之所以积极参与民间银行筹建。一个是让自己的企业富余的资金找到一个投资渠道，一个是为自己企业以后发展融资做个保障。不过他抱怨说，现在的大型商业银行贷的款门槛太高了。
6月26日下午，杨嘉兴决定和当年一起创办信用社的老朋友蔡兆清把设立银行的申请递交到政府的相关部门。杨嘉兴焦急万分，如果温州不做，其他地方可能会先去尝试了。
据了解，温州的民间资本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想进入银行业的不仅仅杨嘉兴一家，积极筹备的中的还有温州在外地的12家商会，义乌商会也信心满满要发起一家立足温州辐射全国的“温商银行”；温州在外商也摩拳擦掌，想发起一家“华侨银行”。虽然还没等来民资是否可以独立发起民资银行的明确说法，但这些民资银行都已悄然筹备多日。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告诉记者，温州金融改革不是办几家银行那么简单，要解决即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和投资难的“两高两难”的问题，需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机构。在2012年5月26日，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并提出加强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但关于民资是否可以独立发起建立银行，在政策上和实际操作上都还不明确。
一面是民资需要出口，一面是中小企业遭遇资金难题。要么把钱存银行，要么把钱放高利贷。给民资找到一个规范安全的出口，这是温州金融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给缺少资金扶持的中小微企业搭建一个安全的融资平台，这是温州金融改革面临的问题。
而关于温州有多少民间资金，社会上说法不一。有说6000亿的，有认为有8000亿以上。、温州市金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经过人民银行、银监、金融办等多部门的调查摸底，温州民间资本大约在6000亿左右。目前，《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下发，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的坚冰开始融化，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受到资金的追捧。
黄建勤是鸥海恒隆小额贷款公司的总经理，他经营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是两亿元。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按照注册金50%的比例向银行贷款融资，这就意味着这家小贷公司可以用于放贷的资金最高是3亿元。黄建勤告诉记者，小额放贷公司的房款利息上限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黄建勤觉得小额贷款公司难以摆脱的是身份的尴尬，他是金融服务企业，他的金融属性使得金融部门的监管更加严厉；作为企业，小额贷款公司必须缴纳较高的费税。他算过一笔账，他的小贷公司去年缴纳的税费就占到了营业收入的四分之一。
据了解，目前在温州象鸥海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共有28家，放贷总额在110亿元左右。温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三年中，缴税总额在6亿元左右，2011年小贷公司就缴纳温州市财政的税金就有4亿多元。
而早在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就做出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公司的决策，希望实现“大银行从事资金批发，贷款公司从事资金零售”的资金服务模式。计划在三年内发展小额贷款公司120家，注册资本总额将会达到800亿元，实现城乡的全覆盖。国务院在批复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意见中，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
按照金融法规和政策，小额贷款公司转成村镇银行后，可以吸收公众存款，资金的放大比也会增大到10倍，这就意味着2亿资本金所能撬动的资金约为22亿。这一点对小额放贷公司的诱惑巨大。然而政策的闸口放宽之后，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制”的愿望并没有外界预期那么强烈。
尽管此前的5月26日，银监会正式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为15%，依然激发不起小额贷款公司转成村镇银行的热情。在黄建勤看来，小贷款公司最高可以把钱放到1分9厘，面向三农的村镇银行贷款月息在6-9厘之间，效益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小贷公司的老板们不愿意股权控制权让给作为发起者的大型金融机构。
尽管民资投资金融业的玻璃门已经打开，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村镇银行无人喝彩。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吸收存款能力弱，扩张规模难度大，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觉得不划算。
而历史上，民间资本在金融业的尝试从未停歇过。
《后街金融》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很难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80年代，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立柱的私营企业主是怎样筹措资金的？”通过走访大江南北的“个体户”，这本书的作者蔡欣怡给出了答案“私营企业主依靠的是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百花齐放……从临时的民间借贷和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的行业信用到更加制度化的机制，例如信贷互助会、基层信用社，甚至是提供全方位服务但却未被认可的私营银行”。事实上，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尝试从未停止过。”
1970年代末，由民间集资建立的合作金融组织—城市信用社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1993年，第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启动；年底，央行停止对新的城市信用社的审批，此时的城市信用社在全国范围内已有近4800家；
199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禁止“银行高息集储、社会非法集资和任意的金融活动”；同时，国家对城市信用社的“收编”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自2006年银监会放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村镇银行应运而生。在2012年全国村镇银行论坛，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村镇行中，民间资本的占比已经不小。不单是村镇银行，很多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也早已向民资敞开大门，其中还不乏民营资本占据大股东地位的。
1995年，部分地级市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晋商银行就是改制后也应运而生的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改制过程中，民间资本悄然入股，其持股比例也在几次股改中稳步攀升。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城镇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分别达到了42%、54%的占比。
2012年5月28日，银监会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在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原先的20%降到15%，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晋商银行和河南村镇银行行长认为，这样低的比例是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的。
目前，在我国，民间资本仍不具备绕开发起行，直接建立银行性质机构的资格。社科院曾刚告诉我们，这主要归咎于银行业的高风险性，而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我们过去的银行的这个风险的划界，几个银行的风险的划界，坏帐的剥离，这都是财政部介入的，然后注资也是先后是财政部、中央汇金等等，它就是，国家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隐性的担保。”
高风险的行业似乎理所应当地蕴藏着高利润，专家指出，民营资本若抱着如此心态“赶集”进场，则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单纯按照所有制界定入行门槛也并不公平，银行业的风险性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专家建议，在制度设计层面可以通过“先行先试”的方式，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
半小时观察：
在近几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深化金融改革一直最吸引各方关注的。多年来，金融业始终以国有资本为主导，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民间资本闲置。这些有着逐利冲动的民间资金，因为游离于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什么挣钱炒什么。今天炒房，明天炒股，不时引发市场的波动。银监会此次针对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公布具体措施，将对这些常常显得精力过剩的民间资本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让这些资本市场上不安分的群体有了合理合法的去处。既方便了监管，也平稳了市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还处于探索阶段，技术上能否做到风险可控，运营上能否作到良性运转，无疑还在考量着管理部门的智慧。看来，要真正做到让出资人赢利、让实体经营获益、让金融产业健康有序，还需要政策设计者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庄严 王梓 寇轩凯) (来源：CCT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