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稻盛和夫

姬康

稻盛和夫作为一个日本二战后经济奇迹的缔造者、见证者和泡沫破灭的经历者，缔造了京瓷集团和KDDI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并在退出商界十三载后，以耄耋之年，重新出山，仅用一年时间就拯救了同样是世界五百强的日本航空。

头顶“唯一健在日本经营四圣”的光环，稻盛的传奇人生和卓越成就近年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一股“稻盛和夫热”席卷中国。于是，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讲坛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稻盛哲学的布道者，大有“当年鉴真东渡，今昔稻盛西来”之势。

但我们真正了解稻盛哲学吗？稻盛哲学的核心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学习稻盛哲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概念高度泡沫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在被高度概括和凝练，变成一道道“文化快餐”，虽然便于食用，但却加进了太多的添加剂，不利于消化，甚至有害。演讲者们乐于向渴望成功的听众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稻盛的“成功方程式”（成功=能力×热情×思维方式）和阿米巴经营。

结果，稻盛和夫的成功被等同于他成功的事业——这也许恰恰是对“成功”的最大误解。一个人之所以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本身伟大，而是因为他按照伟大的要求和原则去思考、去行动，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成功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对稻盛和夫而言，成功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就是稻盛哲学。

东方人并不善于抽象和概括。《论语》中多次提到“仁”，通篇却没有对“仁”做出概念化的定义，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却充满了“仁”的思想。稻盛白手起家，长期深入第一线，摸爬滚打，根据其独特经营管理体系进行总结出来的，绝对不能够原路指导实际。其哲学体系也许只能用来体会，稻盛可以说，但旁人一说就错。

有人将稻盛哲学的根本概括为——“敬天爱人，自利利他”，认为这不仅是他的经营哲学,也是他人生哲学的根本。这没有问题，但稻盛也提到“答案永远在现场”，这是说要将具体问题放到其独特的背景中去分析。因此，学习稻盛哲学也要从它的源头入手。稻盛的“敬天爱人”的思想源于日本明治维新干将西乡隆盛，而中国的王阳明才是西乡隆盛的精神导师，其在日本拥有众多的拥趸。改变近代日本命运的日俄海战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就在作战时胸前挂了一块木牌“一生伏首拜阳明”。

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大谈稻盛的“寻找做人的正道”，却很少有人通读过王阳明的《大学问》；中高层管理者对“六项精进”倒背如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王阳明的“四句教”。稻盛本着一份“致良知”，坚持着天天的反省，成就了自我，而中国企业家却守着自家的思想宝库而不自知。

稻盛虔诚的佛教信仰也广为人知，甚至中国企业家也纷纷开始“参禅悟道”，认为稻盛是将佛教作为企业管理的基础，渴望从“看似一张纸，深似一口井”的禅宗机锋中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途径。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可以涤荡世俗的浮躁，但绝对不可能带来尘世的财富。

稻盛和夫和安德鲁•卡内基都是站在登上世界之巅之后散尽家财，反哺社会的。但我们很难说，卡内基是在用基督教思想指导自己的企业经营。宗教信仰虽然不可能直接转变为企业经营技巧，但却可以成为企业的经营目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就曾论述——虔诚的新教资本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垂青的“选民”，只是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当稻盛和夫把自己1700份股票无偿分给员工的时候，绝不是在进行又一次身体力行的企业凝聚力培训，而是在实践佛教中的“利己利他”，在获得社会的尊重之后对社会的回馈。这是一份对社会的“担待”，而不是简单的“慈善”，这才是我们要向稻盛学习的根本。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建立在稻盛的哲学基础之上，没有深刻理解稻盛哲学就无法应用稻盛的经营哲学。稻盛关于市场、效益、定价、会计核算等企业经营技巧无不根植于其对王阳明哲学和日本佛教的信仰和体会。稻盛并没有“创造”哲学，他只是一个传统哲学和宗教伦理的实践者和坚守者，无时无刻不在督促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把他的人生和经营理念概念化，就流于表面；将其无限扩大，则过度诠释——这造成我们对稻盛哲学最大的误读。

（作者为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