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阿富汗两战成二战后美最严重战略错误

原题：美军亚太战略重心: 实现新战略平衡

提示：近期多会议，而且很多会议与地区战略安全有关。例如，5月20日至23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峰会集中讨论了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和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问题；与此同时，美日韩三国在首尔举行会谈，就近期朝鲜半岛局势进行紧密磋商；在巴格达，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伊核问题“六国加伊朗”谈判，5月23日至24日连开两天却毫无进展。进入六月后，月初将举行的两个重要安全峰会---新加坡年度“亚洲安全峰会”（也称“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2次会议”，前后登场，而聚焦的主要议题，自然还是离不开亚太安全及中亚局势。

撇开这些会议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论，如何看美国对外战略政策大调整后的角色，以及美国未来在亚太和中亚地区如何发挥影响力以构建新的地区战略平衡框架，显得十分重要。对中国来说，了解“转舵”后的美国，包括它的意图、策略和目标，对建立中美两大国全新关系，尤为关键。

美国国防政策的天性是“扩张”

虽然从表面上看美国国防政策仍立足于本土防御，但由于美国坚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价值观，崇尚保护人类“民主、自由、公平”的“天赋责任精神”，因此，美国国防政策带有强烈的“外延”内涵，即对世界上所有认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民族、团体乃至被美国视为极具价值的个人，都愿意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显然，“扩张性”的国国防政策，既为美国带来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困扰。例如，尽管传统的世界秩序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充满矛盾和摩擦，但整体上大局之所以仍得以维系，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无关系。人们几乎很难全面否认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对稳定大局具有积极作用，但国际社会同时也对美国过多地干预他国内政感到厌恶。这正是世界即需要美国、但同时又想减少“美国因素”的干扰最纠结之处。

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美国得以长期充当“世界警察”提供了必要基础。 “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却犯下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先后对两个伊斯兰国家发动两场大规模地面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旷日持久，消耗了美国大量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战争并未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伊拉克乱局正朝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发展，而阿富汗前景更是令人堪虞。最可怕的事，美国今后仍将在较长时间内被这两场战争拖住后腿。于是，改革美国全球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

毫无疑问，“9.11事件”对美国的打击是惨痛的，当时小布什决定对伊拉克动武也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原因很简单，恐怖主义的真相一时的确无法辨伪，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难以质疑。例如，“9.11事件”是真实的，但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又是欠缺证据的；恐怖主义已经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这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说，用大规模战争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做法，又绝对欠缺法理支持，特别像萨达姆政权那样的“被”贴上“恐怖主义政权”标签的国家，更是如此。世界正是在这种真假混淆、是非难辨中，听从了唯一强大的美国的呼吁，由美国主导的战争当然也就在所难免。

从五角大楼战略改革入手

2008年夏天，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在《外交事务》期刊7/8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重新思考国家利益：新世界中的美国现实主义》(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in a New World)。这是赖斯对小布什政府八年外交政策思路的详细分析。文中极力把小布什推行的单极强权主义政策淡化成在新安全形势（恐怖袭击）下，为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及推行民主价值观，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解决棘手问题的不二战略选择。文章中不仅毫无掩饰地为五角大楼“鹰派”主张的“同时在全球打赢两场战争”战略作外交解读，甚至坚持认为美国实力并没有因两场战争而倒退，指出“美国经济基础是强大且能够保持下去的”、“美国经济毫无疑问仍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然而，这一说法很快就在当年底美国爆发金融海啸后不久就不攻自破了。

2009年初奥巴马上任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全面“改变”小布什的治国政策，其中包括外交和军事政策。如果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史无前例地提出“国际问题要靠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分担解决”的主张，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面检讨外，那么，美国展开重建新的军事战略平衡架构，则是其军事战略思路的彻底转变。这个转变源自于当年连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的思路。尽管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曾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尔斯就曾对“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深表怀疑，但毫无疑问，真正推动美军战略改革的是盖茨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等人。2009年1月，盖茨在《外交事务》期刊1/2月号上发表题为《平衡战略：在新时代重新规划五角大楼》（A Balanced Strategy: Reprogramming the Pentagon for a New Age）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军事战略改革构想。盖茨在文章内所讲的“平衡战略”主要包括三大内容，即“在试图赢得当前的冲突以及着手准备应对其他突发情况之间寻求平衡；在强化打击叛乱及对外国军事援助制度化、以及维持美国现有的而其他军队没有的常规战略技术优势之间寻求平衡；在保留那些使美军得以成功的文化特征，以及摒弃那些妨碍他们有能力去做且需要去做的文化特征之间中寻求平衡。

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够发现，盖茨的主张几乎一一实现了。例如，今年1月份美国国防部发表的题为《维持美国全球领先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任务》(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报告中提出的“在打赢一场战争的同时可以有效地干扰、阻止另一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策略，就是“第一个平衡”;在利比亚动乱中，美国成功地利用北约对利比亚实行轰炸，而自己则在背后提供必要的军事和策略支援，这是美国“新干预主义”策略成功的典型实例。美国通过间接介入争端，避免派出地面部队卷入战争，而把主要资源用于其它关乎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或研发更先进武器，以确保美军的绝对优势，这正是“第二个平衡”；至于在军队文化建设方面，奥巴马去年签署法律允许军中同性恋生存，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不问不说”传统，以及严惩军中种族歧视、更加重视改善现役军人待遇并提高退伍军人的社会地位等，就是在美军文化建设上消除不利于凝聚军心的文化做法，这就是“第三个平衡”。

亚太战略平衡：五大重点

问题是，单靠调整军事策略就能够实现新的战略平衡吗？美国还需要进行哪些更加具体的行动促使新的战略平衡，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实现新的战略平衡？实际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今年3月份上任后不久，就已经透露了美军的新战略指导方针。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明确指示，美军新亚太地区战略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加强和推进美国与军事同盟国和战略伙伴国间的关系；二是改善并促使美中军事关系更加稳定且可持续发展；三是积极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推进美越两军交流向更深入层面发展；四是继续积极应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保障韩国、日本的防卫能力；五是打击跨国犯罪和重点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美国实现亚太新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加强与军事同盟国的合作关系，这既是传统遗留下来的战略资产，同时也是美国遏制军事崛起中的中国的战略需要。为实现这一点，美军今后的具体做法是：在并不一定增加驻军人数但一定要调整美军基地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例如，在澳洲的达尔文基地部署海军陆战队、在新加坡部署滨海战斗舰和协助菲律宾特种部队提升特种作战能力等等，都是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战略平衡的具体做法。

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军力的日益快速崛起，是“威胁”美国在亚太建立战略平衡的最大潜在威胁。但从美国外交层面说，强大的中国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却又是美国继续保持其在解决复杂、敏感的全球或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影响力的合作对象。正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所说，美军战略重点转亚太地区也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决意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努力是要避免出现“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战略学家修昔底德在其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中叙述了两个强盛联盟---斯巴达领导的新兴伯罗奔尼撒联盟与雅典传统的提洛政治联盟之间，因各自实力此消彼长而爆发战争，最后斯巴达取得胜利的历史。这里意指中美两大强国应避免爆发战争）。尽管美国的意愿是好的，但中美两军却因美国对台售武等原因而不断出现“机械性和重复性”摩擦，两军战略关系也时常受两国意识形态对峙影响，因此，美军对华政策毫无疑问仍将坚持“围堵与遏制”双重战略，防止出现地区战略失衡。

从上任国防部长盖茨到这任的帕内塔，美国对印度和越南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战略兴趣。帕内塔在参加完6月3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后，随即到印度和越南访问也再次证明了这点。美国五角大楼对印度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地区民主大国和经济大国，其军力发展对维护地区稳定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样，无论是对印度、越南、新加坡、印尼或菲律宾的支持，美军似乎毫无掩饰地展现了对中国南海安全局势的担忧，也试图通过对海洋国家的军事帮助向中国发出了这样的讯号：维持现状和保持战略冷静，是美军对中国的最直接忠告。

在朝鲜半岛实现新的战略平衡，战略和技术上都并不太复杂，但“中国因素”却让美军从未掩饰过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担忧，而现在，由于平壤不断叫嚣发动特别战争行动和随时进行第三次核爆炸试验，这令美国难以遮掩战争焦虑。洛克利尔就说：“如果有任何情况让我晚上无法入睡，那就是（朝鲜）这个特定的情况。我们必须保证尽可能地维持半岛的安全稳定。”为此，美军通过与韩军频繁、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试图以武力震慑让平壤切身感受并非只有他们才最注重战争，而在必要时，用“战争制止战争”也并非只是理论空谈。

网络安全是近来美国谈论最多的安全话题之一。为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日益加重，美军从国防预算中拿出近四分之一经费加强网络防御体系建设。最新的动作就是，太平洋司令部网络部(Cyber Pacific)与美国战略司令部(US Strategic Command)、美国网络司令部(US Cyber Command)“三部协调联动”，不仅在技术、情报、指令、预防和攻击上完全配合，而且在策略制定与战术运用方面，也做到完全协调一致，必要时“三部”还将与亚太主要盟国进行网络支持联动，打赢涵盖更为广阔、驱动更为快捷、延展更为自由、操作更为便利的“网络战役”。正如邓普西在今年4月份为美军迎接新型作战要求而撰写的《任务命令白皮书》(Mission Command White Paper)中所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在《联合部队2020》中，每个层级的指挥人员都必须为通行的操作系统有所贡献，实现在行动过程中及情况有所变化时的‘共同创造’局面。”而邓普西始终坚持认为，“外空及网络”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正逐渐加大，美国必须迅速做出反应以消除这种威胁。

战略调整的原因：财困和新安全形势

毫无疑问，美国五角大楼正在全面地、大力度地调整国防政策。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历时十多年的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人力、财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是当前美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的主要成因之一。这既是说，美国确实因财力衰减而无力继续坚持“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所谓“国力不济，奈何为之”即如此。从6月2日美国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演讲的题目《紧缩年代中的美国国防政策》（US Defense Policy in an Era of Austerity ），可见一斑。

第二，美国军事战略并非独立于美国政府政策之外，其转变主要还是为了配合美国整体外交策略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外交政策转变始于奥巴马上台之初的2009年年初，奥巴马政府主张美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所谓“美国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国际问题，而国际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美国”。在去年2月发表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军事战略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美军战略必须符合并与其他美国各项政策一同完成美国政府的承诺”这一点；其二，美国的外交重心已经转移至亚太地区，面对中国的崛起、朝鲜半岛和南海局势日益敏感，美国需要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在去年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盖茨已经就美国军事重返亚太作了详细阐述。

第三，“新干预主义”模式的成功，让美国能有机会实施战略收缩，在借他人之力完成美国的政治目的同时，集中资源用于其它更迫切需要的领域。

第四，美国需要集中精力、财力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重点是如何应对中国、俄罗斯这些“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新兴大国；同时，也有必要坚持长久不懈地打赢反恐怖袭击战争。美军的战略重点已经不在于如何进行大规模地面战斗，而在于研发更先进的电子网络战、无人空间战和远程遥距战技术，以及作战部队向小单位、高效率和分散行动方面转化。

（郑浩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