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不应是“四不像”

李义平

中国经济的发展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时期，能否持续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以下诸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进一步旨在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来，中国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基本上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廉价劳动，产品附加值很低，自主品牌很少，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发展。当今世界早已是三维产业的生产了，即一维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一维是科技产品的生产，一维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的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产品，而且就品质和层次而言远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然而就是这种粗放的低层次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因为当下一系列条件已发生了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一味追求GDP，对人民群众福祉而言也存在负效应。这就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主要依赖创新和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有两个误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一是以为经济发展就是GDP的增加，二是以为城市化能促进经济发展。其实GDP既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能反映人们的福祉，更不能反映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为求政绩，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GDP竞赛，于是就有了各种大项目、亮点工程、招商引资，伴之以圈地强拆。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不管经济，不管微观主体的活动，不比拼GDP，不是有的也发展得很好吗！

所谓城市化有两种，一种是有产业聚集、需求拉动的、市场推动的、循序渐进的城市化，这通常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另一种是简单的取消农民身份，让农民进城，上楼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上面：农业是落后的，工业是先进的。历史早就颠覆了这种错误的假定，在美国、西欧、日本，农业都是亮丽的增长点。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把乡村变成城镇，而不是消灭农村，这样可以成本更小，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消除认识误区的同时，我们还应消除对市场经济的质疑。尽管市场经济被证明在全世界都是成功的，然而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还是给人们提供了怀疑市场经济体制的契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有着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接受了市场经济，但一遇到所谓的问题，政府就出手遏制市场。每一次所谓的成功都使政府增强了“自信”，从而又加大了进一步的干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恐怕有点借尸还魂，计划经济的种种作法时常会有闪现。发改委的背景是原来的计划经济委员会，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调控经济。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第一，我们不能把体制先天的不足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割裂的、零碎的，有的地方甚至是四不像，这种“四不像”当然发挥不了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应有功能。第二，我们不应过分强调特殊性，在我国这样有着集权历史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由于“路径依赖”，根本不用担心其特殊性。过分强调特殊性就会搞成四不像。历史已经证明，人们愈是想集中两种体制的优点，结果可能恰恰集中了其缺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件构建市场经济。目前的模式是速度型的模式，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赛主要是竞赛速度，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才是质量效益型的。

市场经济能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也将依赖于文化建设。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着一定经济基础的要求，并且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明确的产权，正确的政府功能定位只是市场经济的硬件，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软件，它们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化冲突。文化建设不是在故纸堆里找死人，让死人活起来，而是要以市场经济为标准。市场经济的文化首推自由和平等，要求正确对待财富，在红绿灯规制下成为富人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要求社会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而不再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要求诚信、节俭、创新、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中国历史悠久，人们思维容易回到遥远的过去，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任重而道远。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是走不下去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