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重要的是效率而非公平-李知非

京沪之外

今年夏天，我乘坐火车从南昌前往昆明，坐在对面的一个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叫李安阳，十五岁，昆明人，父母在南昌做生意。对于长达40多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他已经不陌生了，只不过这一次，父母没有陪在他的身边。

他要回昆明去读初三。之前他一直在南昌上学，只有过年时才会跟父母回一次昆明。但是现在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完成最后一年的初中，考一所昆明的高中，然后在昆明参加高考。

当网络上的舆论正在把开放“异地高考”塑造成一场争取教育公平的战争时，他们实际上只看到了京沪两地的特殊情况。的确，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较少的人口（按照省级行政区比较），使得其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都拥有更容易的高考。

如果我们查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外来人口集中的广东江苏两个省份，2011年的一本录取率分别为7%和8.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在李安阳的例子中，云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显然要低于江西，而教育水平则相对落后。从这一角度来说，在江西上学然后返回云南参加考试的李安阳，反而会占到一些便宜。

我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地域性差异，但这种差异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教育水平也相应越高，京沪两地的教育水平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本地家长会抱怨外来的学生挤占了大学名额，但对于每一个外来学生个体而言，从欠发达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意味着他们将直接暴露在激烈的竞争之下，需要付出比本地人更大的努力来适应更高的教学水平。

比如，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在有些省份，听力是不纳入考试范围的；而在东部地区，英语教学甚至在小学就实现了普及。在这样明显的差异之下，开放异地高考也恰恰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此外，尽管中国的应试教育一直饱受批评，但是城市学生的生活经验仍然会给学习过程带来很大的帮助。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山东省近年新引入的高考科目“综合能力测试”，曾经有一道题目考察学生认识公交站牌的能力，结果让农村学生无所适从。

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开放异地高考，反而可能会放大当前教育中的不公平。事实上，我国现行的高考分省份命题和划定分数线的制度，一直是保护了经济落后地区的考生。在原籍参加考试，对这些学生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资源配置的视角

其实，李安阳更关心的问题是，在今后的几年中他将被迫与父母分开。让外来人口的子女能够在父母身边接受教育，这才是“异地高考”规划的初衷。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日益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

在涉及到留守儿童的种种讨论中，除了对学生个体发展的担忧，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撤点并校”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这场着眼于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希望将学生集中到城镇学校，从而实现基层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

但在很多经济落后地区，这一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些地区，城镇学校的资源难以满足招生规模扩大的需要，而对学生来说，上学距离的增加也意味着额外的经济负担。这成为了我国近年来辍学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学校正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上海市高考报名人数连年下降，2008年为9.9万人，2011年则降至6.1万人，三年时间减少了1/3。

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已经滞后于劳动力的市场化

我国城市化的现状是，资源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和发达区域，而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则日益衰落。在此背景下，单靠县、镇级别的撤点并校已经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跨地区的资源流动成为了下一步的迫切任务。

事实上，这种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在劳动力领域已经成为了现实（尽管仍受到一些制度性束缚），而且也正是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才制造了“异地高考”的需求。

从这一角度来看，“异地高考”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是当前的教育体制滞后于劳动力的市场化所造成的矛盾。因此，开放异地高考，长远来说是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是对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城市，应当拓展途径去吸纳更多的生源。而此时，外地学生的流入，恰好为城市中学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吸收这些外地生源，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城市教育产业的发展。

同时，进入城市接受教育也将会让外来学生受益。除了更高的教学质量之外，这些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留在城市就业，提前适应城市的环境和规则，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

新的问题

当然，快速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也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中最为敏感的，或许是对“高考移民”的担忧。人们担心，一旦允许考生的流动，将会有父母借机把子女转移到“高考洼地”以从中获利。

这也是市场与公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的体现。如果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涌入中西部分数线较低的省份，将对当地考生构成不公平竞争。同时，这种可能性还会把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带入教育领域，因为 “高考移民”往往还需借助一定的家庭经济基础。

不过，更具普遍性的是，随着生源市场的开放，庞大的农村学生群体将像如今的农民工一样，大量涌入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享受在城市取得的成功，但是由于城市的容量终究有限，这场竞争也在制造者大批的失败者。这些拼命挤进城市却又不被城市所接纳的年轻人，将有可能固化为新的城市贫民阶层。

把劳动阶层的子女完全抛向市场，把他们转变成城市贫民，这正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曾走过的道路。

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设计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社会资源，但也往往伴随着诸多的社会问题。重要的是，问题不是否定制度的理由，而是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契机。“异地高考”的需求被劳动力的流动推到了前台，而它所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又将成为教育体制全面改革的新起点。

由此来看，今天任何发生在中国的改革，都不仅仅是在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更是在试图回答一个宏大的命题，即市场化的高速发展能否与社会公平共存。中国的改革者应当意识到，改革并非是在做一个二元选择，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去应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