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革命：埃及新生的必修课-桑博

不管你愿不愿意，革命已经再次发生。如果把2011年1月的那场政治风暴称作革命，就没有理由说2012年11月以来的这场政治风暴不是革命——同样是民众运动，同样的广场模式，同样的民主口号……同样的成分复杂、诉求不一，同样没有核心领导力量和明确革命纲领。唯一的不同，是抗议矛头指向两个不同的总统名字。

有人把眼下的这场民众骚动看作是“民主的恶性循环”，但对于革命来说，无疑它是良性循环。如果说在穆巴拉克政权下，革命被视作埃及新生的必由之路，那么当革命之后革命的愿望并未实现，出现下一场革命就无法规避——对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进行再革命，也就没有理由受到指责。事情的核心就在这里：2011年的埃及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是复杂的。无论是去年针对穆巴拉克政权还是眼下针对穆尔西政权，这两场民众抗议运动从革命成分、领导力量到政治理念，都是混杂不明的。远距离观察，我们只能看到：所有的愤怒表情在传递着一种集体情绪：不满；各种诉求中最具共性的口号是：民主。但也仅止于一个口号，至于通往民主愿景的地图是什么、规避军人政权或神权国家的路径在哪里？不要穆巴拉克也不要穆尔西——究竟要什么？……等等问题，抗议的声浪里，未见有人给出清晰的答案。

这就是现阶段埃及革命的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埃及而言，“循环革命”不仅是客观规律的必然，并且是国家新生的必需。

两种声音的缺陷

没有一场变革是在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

从上一场到这一场，回响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口号始终未曾一致——除了推翻现政权之外。但革命的任务不单单是打碎一种旧制度，更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在“建设新世界”这道题面前，抛开军阀势力、特务机构、寡头政治以及形形色色的外国代理人势力各种旧势力的复辟主张不论，我们尝试从正面对埃及革命中声音最大的两种主张作简单分析：

最大的声音之一是“民主”。理论一些说，就是宪政民主主张。毫无疑问，民主是个好东西，人见人爱。革命非但不应该排斥、拒绝民主，反倒应该以追求建立民主秩序为目的才是。穆尔西目前身陷困境，败就败在宪政民主要“限政”而他想扩权。饱受寡头政治之苦的埃及民众，对总统的扩权野心尤为敏感。通过对过去的和眼下的两场民众运动的观察，埃及民众对于宪政民主政体的热情不仅前所未有，恐怕也是他国所罕见。

有人把宪政民主政体称为“上帝给人类的礼物”，这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应该是：在赐予这份礼物之前，上帝先把人类分成了具有不同嗜好、不同胃口的不同种类。消费宪政民主这份上帝的礼物，不同种类的国家人群需要按照各自的口味对礼物进行打磨加工，取其精而享之。当今世界上，宪政民主的“成功模式”只有欧美国家。埃及无论从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还是从经济能力、国情基础来看，皆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异。简单复制西方宪政民主政治模式，在埃及恐怕也会遭遇水土不服。

简单复制某种模式的失败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意识到丧失了对欧洲的优势地位时，早从18世纪晚期开始，奥斯曼帝国就开展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西化改革，但终究未能挽救崩亡的命运。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是：没弄清楚支撑欧洲工业革命成功的滚滚财源从哪里来，盲目推广工业化，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危局；误会了“西化”与“现代化”的分别，全盘复制西方模式，侵犯了穆斯林的文化传统。埃及本身，在19世纪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到伊斯梅尔祖孙数代“复制西方”的改革，虽则创造了瞬间辉煌，但终因复制改革所造成的财政亏空而陷于更大困境。

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探索适应本国土壤的民主模式。如果不反对这个结论，那么也就不能反对以下结论：今天，不仅埃及，西亚、北非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尚未找到一条适合本土胃口的民主政治之路。所谓阿拉伯之春，也就是一场以表达不满情绪为主要内容的“早春革命”，并不意味着专制一旦被推翻、民主自然而然降临。这也就解释了革命为什么还会再次发生。——本土民主模式或曰革命指导理论虽然至今尚无，但无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

另一个最大的声音非“伊斯兰”莫属。一个世纪以来遍存于阿拉伯世界的、渴望回归伊斯兰价值的文化自尊意识，与“兄弟会”、“赛莱夫”等政治团队追求建立宗教政权的“工具性伊斯兰”，被评论家笼而统之地成为：“伊斯兰主义”。其实两者存在本质的分别。——否则就不能解释同样是穆斯林、同样具有强烈的伊斯兰主义意识的埃及民众，为什么要反对建立一个神权国家。廓清两者的不同，是理解埃及出现循环革命的入门。

埃及反穆尔西的游行示威

从根本上说，追求建立民族国家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主张。伊斯兰教的最权威解释者穆罕默德曾有名言：哪怕大众推选一位头似黑枣的阿比西尼亚人做首领，你们也当服从他。古兰经第二章256节也明确说了：宗教之中，绝无强迫。这里所说的“宗教”（阿拉伯语：Dini），既指宗教信仰，也指宗教事务。伊斯兰教的这些原则决定了穆斯林对于宗教的基本心态：既要宗教自由，也反感宗教强迫；既不疏远宗教，也反对宗教以警察法庭面目出现。简化成一句大白话就是：不要剥夺我戴头巾的自由，不要强迫我戴头巾。而以“伊斯兰”自名的宗教政党追求建立所谓神权政治，全面推行宗教法律，貌似一种文化自尊表现，实质恰恰是一种文化不自信心态。若作理论溯源，本质上它是源于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种族分治思想枝杈的一个变种。此处不作深入。

就埃及而言，最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理论，未必能代表真正的伊斯兰主义。很自然地，它的主张也就不能代表埃及穆斯林的民意。穆罕默德·穆尔西的当选，原本是政治妥协、甚至是国际政治妥协的产物，一样不能说明民意。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指导思想，不可能完全脱离于伊斯兰这个意识形态。但是从一种传统宗教信仰和仪轨，上升成为一种指导现实斗争、指导现代政治管理的强大思想武器，其间尚有巨大的理论建设工作需要去完成。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显然没有完成这一理论建设任务。这也就是埃及革命、阿拉伯革命要重复的原因。

不仅埃及，不仅阿拉伯世界，自从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退潮以来，缺乏革命指导理论的问题，始终是困扰第三世界、第四世界民众反抗本土独裁政治、抗击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理论困境。

一个人物尚未出现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两场埃及革命所呈现的景象就是：混乱。唯一清晰而能够被确定的只有：民众所表达出来的巨大愤怒。低收入甚至失业、落后的社会福利、凋敝的公用事业等等民生问题，独裁政治下的社会不公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长期压抑，两百年失败所积累的屈辱记忆，以及多年来美以英轴心在阿拉伯世界横冲直撞所带来的新鲜刺激……所有这些加起来，足够形成革命的液压泵。

但革命只有一个液压泵是远远不够的。现阶段的埃及革命尚处于发泄愤怒的早期阶段，它的力量是巨大的，成功地推翻了一个独裁政府、今天又在尝试推翻或制约另一个政府；但同时它也带有巨大的盲目性，如前所述，没有系统的指导理论，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没有成熟的政治议程，只停留于抗议现政权、喊出一个民主口号。这从另一面证明了：民众的普遍觉悟水平，尚不能与革命的要求相适应。

民众是革命的主体。缺乏一定觉悟水平的民众的参与，侥幸取得成功的革命也会终于失败——埃及正在验证着这一点。看着2011年的埃及革命胜利之后，并非革命主力的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代表人物穆尔西登上政权舞台，中国人也许会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人物：黎元洪。革命的胜利无疑是民众广泛参与的结果，但革命成果的断送也往往是民众的选择造成。这就是民众觉悟的重要性所在。

对于兄弟会和穆尔西来说，他们也许未曾意识到：革命胜利之后的第一任务绝非民主制度，更不是巩固宗教政权，而是埃及千疮百孔的民生问题，是垮掉的埃及经济问题，是1900亿美元的债务和100—120亿美元的财政窟窿问题，是占总人口40%的贫困人口、1420万每天只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150万居住在开罗郊区废墟场的埃及人的吃饭、住宿和看病问题。民主再重要，也不是穆尔西政权面对的首要任务。正如半岛电视台资深政治分析家玛万·比沙拉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民主倡导者，包括那些直到最近还将民主指控为‘非伊斯兰’的人，也包括那些甚至连民主的概念和内涵都尚未弄清楚的人。”

1965年3月，在非洲大地进行三个月的漫长游历途中，切·格瓦拉在写给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周刊编辑卡洛斯·吉哈诺的长信中说：“在古巴革命史上，现在出现了一个人物并在个性鲜明、有条不紊地源源涌现：人民。这种丰富多层的存在，并不是像（资本主义代言人）所指控的那样，是同一种类（统治阶级使之沦为同一种类）元素的总和，像羊群一样行动。”——而在今天的埃及革命中，我们尚未看到这个“人物”的出现。今天的埃及民众，虽然已经不再是“安静地沉睡的民众”，但还远不是格瓦拉所描述的那种拥有清晰革命意识的“崭新男女”。

民众的觉醒程度，往往与他们所遭受苦难的深度成正比。今天的拉丁美洲，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阿拉伯世界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远远不及拉丁美洲500年的苦难深重。除了苦难之外，革命运动是锻炼民众认识能力、提高他们觉悟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2011年的那场革命，让埃及民众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提升了他们的参政热情。2012年的这场革命，至少也将提高埃及民众的政治辨识能力——让他们认识到，谁最能代表自己的心声，谁是真正解决问题者，谁将带领古老的埃及获得新生、实现真正的复兴。

循环革命将一次次用残酷的斗争催促刚刚醒来的阿拉伯民众更加清醒、更加成熟。——这就是为什么说循环革命是埃及新生的必需条件的理由。

有人批评我在《为什么穆尔西必须失败》一文中“断言失败”为时尚早。从一个广阔的世界视野望去：埃及革命、阿拉伯革命并非已然成功，只是刚刚起步。纵使穆尔西能够执政百年，也不是埃及革命的成功——一切端在埃及民众的觉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