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划界到造梦-边芹

【这是2011年的一篇旧文，一年多来，围剿中国制造的战役愈战愈烈，“经济爱国主义”的呼声越叫越高，“购买法国造”的口号不绝于耳，并未因中国人拯救了法国奢侈品而有一丝停息。一边是对中国人赚点小钱围攻堵截，一边是敲骨吸髓从中国人手里赚大钱，两件事做得不带一点良心磕绊。奢侈品大腕卡地亚一边在中国赚得脑满肠肥，一边在巴黎用赚来的钱举办表现丑陋中国人的所谓“现代美展”。路易•威登用中国人的钱邀日本画家以“现代艺术”的名义在其橱窗里展示一位身穿中国红色旗袍、目光呆滞、一脸麻木、面相丑陋的女模特。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画家是以自己为模型。但塑像身穿中国旗袍而非日本和服，喻意还不够深吗？被奢侈品大亨相中的一中一日两位“艺术家”都是以自己其貌不扬的面相、用艺术的名义“塑造”出西方人乐见的猥劣中国人，多么“慷慨”的回送买客的礼物！“现代艺术”，多少恶借你而行！然而在橱窗前走过、甚至兴高采烈地留影、随后进店大购皮包的中国买客，有几人从这形态卑琐的“模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窥到店主那双俯视的甚或蔑视的目光？我有时真想永远闭上眼睛。】

文中提到的路易威登店内身穿中国红色旗袍、目光呆滞、一脸麻木、面相丑陋的女模特

奢侈品最初并不是为平民制造梦想而生，而是由宫廷用品而来，是内敛而划界的。记得九十年代初即便在横贯巴黎富人区的十号地铁上，也难见人穿戴有明显标识的奢侈品，直到世纪末，才在通往平民区的地铁里看到小民身上手里的那些“奢侈标识”，且以外来移民或旅游者居多。为什么说“奢侈标识”？因为没有奢侈，有的只是标识。

在这个不同阶层绝少血液混杂的国度，身份与使用物品、场合与穿戴，像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列车中转站，看似没有界限，但分分秒秒、每一班车都有自己的轨道，而不似杂货铺，贵重与廉贱拥堆在一起，只在标价和装潢上呼天抢地生怕没了尊贵。按不可越位的轨道运作的法国社会，奢侈品即便在资产阶级取代贵族之后，依然沿袭宫廷用品重在划界的传统，并没有最大限度搜罗消费者的使命。所以在移民入侵般占领下层职场、穷国质优价廉的商品大量涌入以前，整个社会基本保持了“不在其位，不谋其奢”的车循轨的本份，奢侈品只为已有的社会等级再设一道围墙，而不谋求现代童话普世的造梦功能。

要明白法国人面对奢侈品的态度，看清“界”是这个民族的思维底质乃第一要素，以此为鉴才能看清奢侈品与名牌的界线。名牌并不等于奢侈品，奢侈品也不一定是人人皆知的名牌，金字塔尖上三世膏梁的人是不用“名牌”的，而是到从不张扬的专业店订制一身的行头，要的是合体、质地和与众不同，并不加任何让人一眼可见的标识。比如某名牌T恤，在向中产阶级大打其标识之余，不声张地制作一些质地更佳、式样只有“入门者”辨识的无标识产品，不明就里的买者往往过而不见，因为他的购买动机早已被“标识”绑架。“名牌”实际上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应运而生，为这个庞大的、摆脱了生存困境的阶层提供消费品的界标，手袋上几个字母或衣服、手表上的图标所提供的“价值”印戳，只对这个阶层具有意义，因为提供了一份“身份证明”。

奢侈品与名牌界线的模糊源自中产阶级的扩张及自身的上、中、下再分野，是暴发户与中产阶级上层的消费倾向和巨大购买力诱使商人挪动奢侈品的边界、模糊其与名牌的界线，这在没有翻天覆地之革命的国度是日变月动的龟行过程，而被革命凝缩了历史的社会则一上来就接手了 “模糊”，甚至以名牌偷梁换柱地取代了奢侈品。

上世纪末西方经济增长停滞并陷入长期萧条，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的搅拌下重新洗牌，迅速淘洗出一群暴富的“世界公民”，至此一直被动地挪动边界的奢侈品业，开始主动地模糊奢侈品与名牌的界线。往日手艺传承数代的家族企业被国际财团一一收入囊中，有牌无厂、名多实缺是普遍的招数。这场偷桃换李的奢侈品空心战，打得其实是一场心理战，将过去花在奢侈品本质上的心力，大部分转移到广告宣传上。以法国为例，百分之百的时尚杂志由奢侈品集团自己办或被其收买，再通过这些看似“独立”的传媒将触角伸到全世界有能力消费“国际名牌”的各个角落。靠起用艺术顶尖人才和心理研究专家设计的广告，极尽诱惑之能事，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实际是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由奢侈品到国际名牌的这场战略大转移，变划界为造梦，针对的目标并不是本国，而是国际新兴市场，尤其是社会心理有等级无界限的中国。这一本万利的买卖，类似于毒品交易，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而随着富裕人群的快速扩充，个体精神控制在中国迅速演变成一种集体精神控制，大有十九世纪鸦片泛滥之势。同时精英阶层尚未意识到话语的流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看不见信息的传递最终是靠暗藏的细节篡变目标物，非但未能阻止反而为这种精神支配推波助澜。在集体中毒的状态下，一些与奢侈毫不沾边、只是西方中产阶级的日用品牌，包装一番，也能在中国市场谋取暴利。文化弱势群体是精神控制的最佳人群，将价值判断权拱手托出，时常眼都不眨，其大度淡定缘于一种集体无意识。

自中国人开始有了闲钱，巴黎的奢侈品行业也有了装修费用，而且纷纷选择暴发户式的审美。像香榭丽舍的威登专卖店，一扇门足有二层楼高，裹金包银，恨不得把铜钱直接挂在橱窗里，过去它只在弯进去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个很不惹眼的门脸，它的起死回生与国人钱包的膨胀正好同步。如此标识化的产品，拥有了就像有钱不自由反要穿统一的服装；又像有钱鼻尖就必须涂成红色，以区别于鼻尖颜色正常的人，此间有点品味的人多避之不及。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如果我的文字能有世纪穿透力，百年后，读到香榭丽舍大街这个门洞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批自费西游者的朝圣地，后人会怎么想？初始信仰者如此虔诚，施教者会不会良心发现？非也。赚得脑满肠肥的商人故意制造缺货的紧张，限一本护照买两只包，为得是不扩大生产，维持暴利，而血液里流过匮乏记忆的中国人自然是这个鱼钩上的大鱼。中国人拿出匮乏时代养成的精明习惯，他们有的是耐心，站在巴黎街头向所有过路的同胞借护照，我本人就被堵截过几次。望着那些殷殷以待的眼睛，我仿佛回到从前借户口本买配给的年代，全世界大概还没有哪个种族的有钱人在巴黎让卖家这般捉弄，让你花冤枉钱还作乞丐。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作皇帝的错觉。

“精致”的确是盲犬鼻子前面那块永不消失的诱饵，也是古往今来文明的推进器。所以追求奢侈本无可厚非，是一个社会富足的标志。但我们今天面对的这场奢侈品大战，却有悖古典时代富裕人群追求精致、从客观上推动本文明进步的逻辑，而是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昔日列强，为继续抢占文化和商业制高点，设计的又一围猎场。这一表面的商业平台，其实再度呈现了力量悬殊的双方极不公平的对弈，有点像十九世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以铁炮火枪对付只有长矛大刀的农业国家。代表世界统治集团的跨国奢侈品公司，利用文化强势群体的话语权，摸着人性的弱点，将“精致”做空成概念，以史无前例的洗脑机制，像传播宗教一样，在人群中大规模地人为制造出一种精神依赖，说得乐观一点类似于高智商诈骗，说得悲观一点形同现代社会的吗啡，任其泛滥，好似一个民族的血管被悄悄截流，长此以往，大有被抽骨吸髓的危险。

穷国在受到工业化富国百年封锁盘剥之后，咬着牙滴着血以巨大的人力牺牲和资源代价，好不容易实现工业化步入富裕之门，面对这又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进攻，却几乎毫无防备，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毒瘾”的悄然蔓延。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识”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

如此规模的新信仰征服战，对消费历来讲求“物归其位”的法国本土也有洪水过境的冲刷移变。这个自我意识极强的民族注重“精神同一”，行为的“集体模仿”并不显见，让土著白人省吃俭用买一件奢侈品或只是奢侈品标识送人抑或自己招遥过市，不太容易，自爱而小气的他们早就设计了比这划算而省心的行事规则。但自避孕丸出现后几十年的低生育，致使都市下层社会为移民渗透，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越是底层，越是披头盖脑的“名牌标识”，同一景象也凸显于外国游客聚集的场所。你时常能在巴黎北火车站、夏特莱地下商城，瞥见贩毒青年肩头足底的“国际名牌”，或在十六区边缘通向帕西地铁站的斜坡上，看见黄昏薄暮中匆匆离开主人家的菲佣或黑佣身上，披戴着由图案或字母组成的举世皆认的“标识”。那些乌黯的脸上挂着世界边缘的无意识，盲犬一般追逐着蓄意向他们释放的造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