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么样的改革：有感于秦晓先生言论-桑博

一个聚焦点，引爆了三十年来渐积于中国的种种焦虑和不安：执政党领导班子换届，全中国上下热议改革。观点激辩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立场，各种立场对新政的不同企望，同时也是对改革话语权的激烈争抢。

热议现象中透露出来的心理，有对国族兴衰的忧怀，有对分配不公的申讨，有对官场贪腐的愤慨，有对弱势阶层的关注……其中不乏一种策论：顺应并扩大大众的共同焦虑，汇聚方方面面的不安和不满，形成合力，导向某一个目标对象，借力打力，绑架改革朝自己设计的方向发展。这种策论的战略目的在于保住既得、扩大战果。但这种策论的声音也往往更大。

据媒体报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日前在“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发表言论，称改革已到“窗口期”，如果错失这一机遇期，则“可能今后改革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另外，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对于怎么改的问题，秦晓认为：首要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政府角色转变：“从一个主管经济、主导经济、管制经济的角色，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其次是坚持市场经济道路不能退缩：“市场机制是肯定的，一个法治，一个宪政民主，一个道德，这是离不开的。”——听上去，秦晓先生的观点依然未脱“小政府大市场”的底子。

关于“小政府大市场”理论，笔者曾在《“小政府大市场”的实质是什么》一文中略作分析。概括一下，可以归纳为几点：“小政府大市场”的本意并不是要制约政府权力，而是要政府与资本结盟；并不是要打破国企垄断，而是要以国际资本垄断取代，开拓财源领域；并不是要社会成员共享市场自由，而是资本要独享市场自由——假“法治”之手维护资本体系，借“市场道德”固化社会阶层，使分配失衡合法化，让社会不公合理化。看不透这一层，就往往容易被“小政府大市场”观点所吸引，相信“小政府大市场”真的是为约束公权力滥用、根治贪腐，在追求自由共享和社会公平。

政府权力要约束，贪腐要治理——改革当然要进行，但需要惕防一种倾向：为驱小患而迎大恶。有病要治，但不能为止痛而服毒。治病的目的是为了活得更健康、更滋润，而不是为了自杀。政治腐败是恶，资本控制更是恶。恶分大小，两恶相权，资本控制的金权体系更恶更致命。前不久，资中筠先生在搜狐财经上谈论“改革再探索”话题时认为：政治体制造成贪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等等社会问题，因此改革首先要改“不受监督的公权力”，要依靠法治解决腐败，要保障市场权利，“做大蛋糕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我赞同资中筠先生对于治理腐败、约束政府权力，强化监督机制和法治建设的观点，但不同意她为此开出的方子，更不同意她把解决分配不公的希望寄托于保障“市场权利”、把“蛋糕做大”。约束政府权力还是保障“市场权利”？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不单纯是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主次关系。政府的毛病要治理，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的监管必然要放松、对社会财富的调剂职能必然要放弃。说到底，我们希望看到的“民主政府”是一个克服了贪腐、建立起有效约束制度、致力于社会公平秩序建设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放弃了对公用领域的控制能力、放弃了对市场监管职能的金权联姻政府。讨论所谓改革的中国道路，首先要弄清楚：中国要的是治好病，而不是去自杀。

秦晓11月29日的发言集中于批评政府主导国企的“中国模式”和“传统增长模式”，而强调政府管理职能改革。——揆之于十八大报告对未来改革重点的定位“民生改善和管理创新”，秦晓对于改革任务的理解显然有失片面。只强调政府职能改革、角色转换，而忽略民生改善和公平建设——强调手段而忽略目的，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一个根本问题：政府职能应该怎么样来改革，角色需要转换成什么样？这个问题决定着改革之后的政府将要围着谁去转、为谁去服务的问题。无论如何，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在于社会大众的“幸福美好生活”，而不在于制度花样的翻新。用报告的用语来说，“民生改善”是改革的目的，“管理创新”则只是保障目的实现的手段——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两者不可等量目之，两者的关系更不能有意颠倒。更何况，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改革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均、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的问题，而不是政府对市场自由的限制太多的问题。这才是改革的主次问题。

秦晓认为持“传统增长模式”优势论者偷换了一个概念，其实他自己无意中偷换了一个更大的概念：改革，与什么样的改革。“要不要改革”跟“要什么样的改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秦晓所代表的言论含混了这两个问题，用某一种改革设计偷换了“改革”概念本身。推出一种改革方案，指着它告诉大家：喏，这就是改革。拒绝这种改革方案，往往被指为“不要改革”。不仅如此，你不按照这种设计改革，就会错失机遇期，就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危机。刻薄些说，这种“改革论”，实在有些话语霸权的味道，有些拿“不要改革”的帽子吓人的嫌疑——对上威胁决策者“不改则危”，对下恐吓民众“不改则亡”，最后绑架改革朝自己的设计发展。

改革不是一个天然的褒义词，当然也不是贬义词。袁世凯搞帝制复辟是不是改革？毛泽东发动土地革命是不是改革？制度犹器具，用不顺手则改——但切记要看清器具在为谁服务、是谁用起来不顺手？还需要看清楚一个“由谁来改、为谁而改”的问题。不应该把追求器具完美当成目的，被一种“器具审美”迷惑了眼睛、扰乱了思维，而忘记了改革的初衷。

热议改革是件好事，至少表明某种言论宽容，表明一个社会的活力，也表明民众对政府仍怀有期许。但当舆论完全被吸引于某一种方案、过于倾向于某一种改革论，则不是好事——注意力过于集中，往往容易走偏路。所以讨论改革，就不能用一种改革偷换改革概念，抢占话语权力来推广自己的改革——毕竟，改不改革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