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如何转型？-庞中英

前不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美学者“未来五年的中美关系战略对话会”。约定俗成地，中国的一个“政治周期”是十年，美国的一个“政治周期”一般是八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换届不期而遇，美方学者关注“未来五年”的中美关系，而中国学者关注“未来四年”。

一个简单的算数是，奥巴马的八年任期还剩下四年，而届时，中国的新政治周期仅到了中期，还剩下至少五年。这一算尽管简单，但是心中有数和心中无数完全不一样。

现在中国方面主张中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如果此说得到美方的回应，那么未来的四年，我把它判断为中美关系转型的关键四年。

中美关系依然处在转型期，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大前提。此时，到底如何观察中美关系，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方法论问题。

长期以来，国人观察中美关系缺少科学方法论，不是一成不变（比如“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就是深受美国观察中国的方法论影响（比如美国说“利益攸关方”，中国人就说“是”），而缺少中国人的角度。

美国已进入后霸权时代

方法论的第一点是上文提到的关键——“转型”。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新型中美关系”的说法，但人们仍然不能从中美关系转型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一转型实际上早已开始。转型时期也是动荡时期，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一波中美关系动荡，如同飞机在空中遇到强烈的对流，从中国企业无法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三句不离中国问题，异常复杂而怪异。

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微妙而变动不居的，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后霸权”时代。这一点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往往被国人忽略，即国人仍然按照苏联解体后的“单极世界”来对待美国。

毋庸置疑，美国仍然是全球唯一符合霸权指标的霸权国家。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短短的二十多年，“美国病”并不比当年的“苏联病”好多少，谁也不要笑话谁。这并不是说，美国也会像苏联一样解体，而是说，美国将要像苏联一样走向历史的衰落。

美国的一些精英，尤其是一些资深和位高的人，总是向中国人灌输：“美国的自我复原能力还很强大，不要低估之。不信，请看：截至目前，美国已从危机中复原，所以，中国不要低估美国的复原能力。”这样的说法，2008年以来我就不断听闻。

美国的危机是金融市场崩溃带来的毁灭。但是，“复原论”振振有词，认为“毁灭”就是“创造”，这是“创造性的毁灭”和“毁灭性的创造”。这种在冷战刚爆发时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发明的理论，如今几乎等同于美国宗教，是诡辩，绝对不是科学。

我们且看美国到底如何从“毁灭”中“创造”的吧。

美国内外，一直有人说“美国衰落”，但就是有许多人置若罔闻。然而，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调在这次危机下甚嚣尘上？深刻原因之一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或者金融全球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最高阶段”，危机正使其从“最高阶段”黯然走向下坡路。

我们先把这些美国“复原论”放到一边，信不信由人。但要看看美国人自己造成的事实：早在2008年，选择奥巴马的选民希望他一上台就妙手回春，但是，到了他争取连任的2012年，美国并未真正结束危机，即并未进入早在2009年就开始宣扬的所谓“危机后”阶段，而是进入新的危机，面对可能跳下“财政悬崖”的更大挑战。

不得不承认，奥巴马政府把美国的危机成功地推后了。奥巴马也通过国际“相互依存”的各种通道、机制向别的国家转嫁了危机，但是，美国的危机仍然挥之不去。

奥巴马的挑战者罗姆尼失败了，但是，人们不要忘记了他对奥巴马政绩的批评，这些批评并非一无是处，有些甚至是一针见血的。所以，仅罗姆尼对奥巴马的批评就说明，美国从危机中复原并不像美国对世界所宣称得那么动听。

从“后霸权”之争认识美国

我要指出的研究中美关系方法论的第二点是，我们要从美国学术界“后霸权”争论的角度思考问题。

美国霸权一度在20世纪70-80年代遭遇到很大的挑战，于是美国学界出现了“霸权衰落”的争论，产生了诸如《大国的兴衰》那样的名著（保罗•肯尼迪著），和反驳美国霸权衰落的“软实力”论（约瑟夫•奈著）。

当前关于“霸权衰落”的争论与当年不同，主张者言之凿凿，反驳者理由不足。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霸权正在走向衰落或者终结，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学术假设，并根据此种假设制定对外政策。

美国居霸权之位的（1979-2009年），中国如同处在同一国际体系的其他非霸国家一样，按照常规和逻辑，不得不与美国建立一种霸权和非霸权之间的关系。中国为此还提出了著名的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说法，对美国诱之以利，而且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可以保证对美经济关系是公认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剂”。

如今，“重中之重”难以持续。

第一，中国国内压力持续。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西方经济衰退下的严重下滑，而且在民意越来越介入外交的情况下，官方的中美关系，不得不受到民间中美关系的制约。2010年，从中国官方郑重否定美国高层战略家主张的“两国集团”——即“中美国”提议（G2）就能看出这一点。

第二，中国面临国际压力。如果中国与美国成立排他性质的“两国集团”，不管是中国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会有异议。所以，G2提议一出来，国际上反对声音为主，赞同为少。

第三，中国继续“让利”，等于“惯坏”了华盛顿和华尔街。利之所在，美国自然得寸进尺。得寸进尺是人的“理性”行为，但国际关系中这一“理性”行为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处在“后霸权”时代的美国，主要任务是“恢复”其正在流失的霸权和既得的世界秩序，防止中国挑战这一霸权。所以，一些怪现象发生了：比如，中国越是告诉美国人中国无意于霸权，继续推行“不挑战”、“不称霸”的策略，美国越是把中国当做“头号挑战者”；中国越是满足美国的得寸进尺，美国越是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进而中国越是不解和不满。

要听奥巴马对选民怎么说

观察中美关系的第三个方法论，是要听美国向其国内听众，而不是国际听众，尤其是中国听众发表的言论。美国向中国听众发表的言论，类似美国向巴勒斯坦人发表的言论，多数不可信。例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明明针对中国，美国政客却在外交场合一再向中国听众声明，“不是针对中国”。

有的国人，尤其是学习英语的国人，对美国官方的国内言论和对外言辞不做区别，这是一个致命的方法论错误。如同其他国家，由于政治尚未全球化（美国人投票选总统和议员，其他国家的公民只有看热闹的份），美国把国内和国际仍然定义为“我们”和“他们”之别。人们可以数一数美国总统竞选中候选人双方都用了多少个“我们”。有的时候，外国人在美国的活动中听美国人讲不包括外国人的“我们”，深感美国并不是外交宣传中宣称的那么包容大度。

“我们”起源于“部落”。在“我们”（国内）讲的是一套话语，针对“他们”（国外）讲的则是另一套话语。这在中国叫做内外有别。我看重的是美国总统和国会领导人向其国内选民说什么，而不是美国领导人向其国外朋友、敌人说什么。前者颇有学术研究价值，因为这些领导人要再三地用“我们”来拉近他们与选民的距离，害怕失去选民手里的选票，所以，必须确认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人的关系，同一个部落的，自己是打算做“部落”首领的。

奥巴马的“我们”话语，而非其外交辞令，对研究中美关系更有价值。可惜，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人计算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或者其他重要讲话，到底用了多少次“我们”。

奥巴马最大的“我们”话语，即是要对美国进行改革。这印证了美国真的处在转变之中，即从霸权到后霸权。奥巴马是美国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代表着美国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奥巴马是美国“后霸权”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如今这位总统的任期延长了四年。八年的时间作为“过渡时期”，在信息时代已经足够了，因为如果有心人用心做，八年确实能改变许多。小布什做了八年美国总统，从两场战争开始到金融危机爆发结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奥巴马的八年，许诺给美国国内普通人的是“复苏”，许诺给美国统治层的是“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不仅要评论2012年，而且要提前预知2016年，届时的美国是否会变得更加面目全非？我相信，2016年，世界将能更清楚地看到、承认处在“后霸权”时代的美国。

奥巴马将放手一搏耕耘海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除非爆发世界大战，奥巴马绝没有做第三个任期的可能，所以，四年后即他的总统任期的终点。现在，他不用再为选举而拼搏，这意味着若从个人历史定位和政治遗产的角度，奥巴马打算放手一搏。这是我们观察美国的一个变数。

放手一搏，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生态下，即共和党控制着美国国会半壁江山的背景下并不容易。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很可能控制整个国会，所以，奥巴马放手一搏的时间只能是在未来2年，因为从2014至2016年，他可能全部“跛脚”，一事无成。

奥巴马的一搏，国内战场即使搏了，也不容易成功。因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烂摊子如同飓风过后的纽约，非常棘手、难以改变。既然如此，还不如耕耘国外。因为美国的国外战场极其容易成功，国外有着众多美国的信徒和同盟，即支持力量。一般美国总统，在国内成不了气候，往往在国际上能成气候，正是因为许多外国人仍然痴迷美国。这一点，是中国要密切注意的。

奥巴马会加紧推行其得意的“再平衡”战略。最近奥巴马高调访问了缅甸。缅甸是奥巴马的金秋收获季，是其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炫耀的资本，这不仅是因为缅甸，而是因为缅甸代表了奥巴马“再平衡”战略的轻易成功。

除了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奥巴马还会在其他外交问题上出其不意，轻松收获成功。

例如，奥巴马启用驻联合国大使赖斯做他的国务卿，在政治上重视非洲和中东，甚至在2013年1月的第二任期大典一结束，就思考着如何“衣锦还乡”。不过，我猜测，奥巴马衣锦还乡之旅的第一站未必是肯尼亚，因为那儿毕竟仅仅是其父辈的家乡，更可能的选择是印尼，即他儿时的故乡。

2013年，印尼要高调主办APEC峰会，奥巴马会再次高调“重返”雅加达，届时，将是庆祝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成功的时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已经发表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