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熊猫下锦江背后的科研“寂寞”-岑少宇

11月21号，成都居民有幸目睹了一件奇事，两万只熊猫玩偶被丢入锦江。这不是什么富二代向熊猫求爱，而是一次公益募款活动。

事情一出，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质疑：熊猫难道是活在水里的？玩偶丢在河里难道不会造成污染？丢那么多玩偶难道不是浪费？在质疑者中，还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驻华代表朱春全，北大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等专业人士。

不过，我倒要为活动主办方鸣不平了。

首先，主办方并非把熊猫玩偶“放生”到水里，而是举办“游泳比赛”。不得不承认主办方非常专业，他们居然知道熊猫会游泳，居然还知道什么样的玩偶不会沉。

朱春全和吕植的相关微博

其次，这些玩偶并不会造成污染。主办方明确表示，已经拦网回收了所有玩偶。虽然没有见到回收现场的照片，但我还是很相信的。至少，冠军“舒畅女士”（不知是不是那位明星）和亚军、季军都在公证部门见证下被捞起来了。

最后，浪费之说也不足取。这次活动本身确实引发了人们对熊猫玩偶的关注。而且，锦江水质很差，比赛后需要办“清洁熊猫”活动；洗完总要弄干，就得办“晒爱心，晒熊猫”活动；晒干之后，还可以送给希望小学。认购一次，却能表达至少四次爱心，不能算浪费。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组织能举办如此“成功”的活动，便作了一番考证，没想到居然是专业科研机构。

玩偶纷纷“跃”入水中积极参赛

“寂寞”的学者

专业科研机构搞这样的活动，总是令人惋惜的。我疑心或许是临时工所为吧，可一番搜索后，竟搜出个洋博士。

这位洋博士是该机构科普教育部主管。她是很多美国学会、协会、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她在成都开发教材，设计活动，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过，阔别家乡3年，有点寂寞也情有可原。于是，2009年9月至今，博士成了丹佛大学访问学者，同时继续兼任科教部主管。2010年3月至今，她还任教于人道社会大学（Humane Society University）。

洋博士身兼三职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难免忙中出错；加之她培养的“一批专职的保护教育人才”经验欠缺，于是就弄出这样广受质疑的活动。

我善意地猜测，她当时并不在中国，如果在的话，这位儿童早期教育博士、自然人类学硕士、科学教育硕士，断不会批准这样的活动。现在该机构和合作伙伴的网站对游泳比赛保持沉默，或许正是她干预的结果吧。

衷心希望已经不再“寂寞”的博士，能够把中国人民的环保事业当作她自己的事业，为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把好关。也希望洋博士及其培养的人才，再次走近公众时，能把握好分寸，把诸般“寂寞”藏在心里，而不是扔到河里。

“寂寞”的专项资金

或许我太“怒其不争”，对该机构和洋专家过于苛责了。不少人认为搞活动可以筹集科研经费，出发点还是好的。但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系统工程还是靠政府拨款、大团体赞助为主，公众活动再怎么“雷”，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比如，这次活动为了给“野外放归大熊猫研究专项资金”募款，共用两万只熊猫玩偶，每只认购价10元，共计20万元。成都商报社还捐了10万元。如果不计成本，恰好等于放归研究的预算30万元。

11月5号的熊猫玩偶认购活动

活动虽然圆满、精确地解决了该项研究的经费问题，但对于整个机构的预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因为组织方所列的其他科研项目至少有1000多万元，要是靠这样的“群众运动”来满足预算，就只能“百万熊猫滚大江”了。

因此，这次募款注定是预算表中“寂寞”的孤例，无法复制。

“寂寞”的机构

当然，科研人员也是人，在当今娱乐化的社会里，寂寞难耐想搞点夸张的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该机构并不寂寞。这倒不是说它离成都的花花世界不远，而是指它有另一家研究机构作“伙伴”。

两家在学术上多有合作。例如，以该机构为主建立了重点实验室，“伙伴”也参与其中，都取得了国家级科技成果。汶川大地震时，该机构接收了“伙伴”转移出的部分大熊猫，还捐赠了6罐用于保存大熊猫精液的液氮。同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要著作《大熊猫生物学、兽医学与管理》，两家的主任都是主编。

有趣的是，多有合作的两家机构，搞起热热闹闹的公益活动，倒甘愿寂寞，互不相干。甚至其他外宣工作也是如此：官网上几乎没有对方的蛛丝马迹，友情链接也没有交集。

比如，单看该机构的官网，仿佛那所重点实验室是它一家建的。“伙伴”的做法也差不多，在其官网上翻了两年的存档，也只有一条关于交换熊猫的新闻提到了对方。同时，两家却总不忘突出自己在哪些方面是第一，是最大。

如此“寂寞”为哪般

有人猜测，搞玩偶游泳比赛，在官网上大玩“寂寞”，无非是要把名气弄响点，搞来更多研究经费。这么说似乎有理，不过，大熊猫研究的圈子小，政府和大的赞助机构一般都有学术眼光，仅靠社会名气就想多拿经费恐怕很难。

还有人思忖，提高知名度可以大大提高旅游收入。这么说更有道理，然而，该机构已是成都头牌景点，提高知名度的边际效用很小，再增加游客，只怕要瘫痪了。

更有人挖出两家老底，发现该机构由成都市财政拨款，还有基金会支持，基金会的主管单位在2004年由市园林局改为省建设厅；而另一家则一直属于省部级林业系统。可就凭这些历史，要说两家间有什么琼瑶剧般的爱恨情仇，未免偏得太远。

在我看来，它们在外宣上如此追求“寂寞”的原因，以及搞玩偶游泳比赛的动力，在根子上是相通的，都不幸与环保相关领域的特性有关。

毕竟，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事。放眼全球，学术界的山头不稀罕，但在学术上有合作的，未必会在外宣上这么“寂寞”；科普教育，别的学科也搞，也不至于弄成“群众运动”。

如果没有环保运动，生态学现在大概不得不缩在科学大殿的某个角落里，环境科学、保护生物学等恐怕也难以成形。而环保运动正是公众广泛参与的，环境问题也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些学科自复苏或诞生之时起，就有了鼓动民众、寻求民众支持的“基因”。只不过由于学术界的“寂寞”传统，“基因”才没有立刻猛烈地表达出来。

随着环保运动的发展，以及实践需求的增长，学术界的思想渐渐转变。进入21世纪，推广科普教育，开展公益活动，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要是不搞点这类活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如果少与公众打交道，甘当寂寞者，自然就不会那么介意公众形象。可一旦介入，科学工作者就会拿出只争第一、锐意创新的职业劲头，大干一场。

这种科研精神迁移到外宣工作，难免异化成对知名度的追求，因为名气的提升是评判的简便指标。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寂寞”的网站，会看到数不清的“第一”和“最大”，会看到种种自顾自的公益活动。

更不幸的是，公益活动原本还可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但科学工作者是以创新为生命的，怎会满足于海选这种被娱乐圈玩烂的把戏呢？只可惜，创新时走偏了些，最终搞出个玩偶游泳比赛来。

安于“寂寞”不是倒退

那么让学术界安于“寂寞”是不是倒退呢？有人认为，搞点活动可以让公众了解相关领域的进展，提高环境意识，就算偶尔过头，也不是什么坏事。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例如，1990年是地球日20周年，世界各地都积极举行纪念活动，参与人数、活动经费都是空前的，但其“战斗性”大不如前，强调个体责任，但在立法约束企业等关键问题上几乎完全空白。所以那次全球活动颇受企业的欢迎，给了不少赞助。

1990年地球日的盛况

更为极端的例子是阿尔·戈尔。他在全球各地发表演讲，还制作环保纪录片，似乎充满了环保意识。结果却被曝享受着高能耗的奢侈生活，其豪宅每月的电费竟比当地家庭平均一年的电费还高。

可见，通过活动和宣传倾泻环保意识，未必能真正帮助环保事业的发展。而像玩偶游泳比赛这样的活动，更可能加速意识与行为的分离，甚至失去人们对环保事业的支持。

因此，如果环境保护蜕化成一件时髦的外套，一枚昂贵的标签，一种小资style；如果公益活动成了玩偶的运动场，成了明星们的派对，成了优越感的高地，学术界不妨也收收心，让自己冷静冷静，“寂寞”一点或许更能做好手头的事情。

安于“寂寞”，当然不等于走“不闻窗外事”的“老路”。学术界欢迎民间捐赠，也愿意开展环保教育，但这不等于走媚俗的“邪路”，更不等于把低俗的意识水平加于公众，再去迎合自己的这种臆想。

所谓“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真到需要“媚俗”的时候，也有大堆的NGO去操心，学术界还是多点“寂寞”为好吧。

（作者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观察者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