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张维为

中国： 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中国模式虽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问题，必须认真着手解决，否则我们可能会前功尽弃，最终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但是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所以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沉着应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简言之，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如果中国自己乱了方寸，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了，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三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二是腐败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横向比较中，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把握，并争取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夯实一个牢固的基础。

贫富差距： 一些国际比较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容争议的事实，需要我们冷静应对、认真处理。处理得好，我们的发展就能比较顺利与和谐，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经历挫折甚至危机。从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但后来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改良政策的实施、中产阶级壮大、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等，问题得到了缓解。就中国而言，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印度，成了亚洲之最。甚至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引来不少严峻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上述观点与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大的差异，我愿在此谈谈自己的观察，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比较。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去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去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去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过肯尼亚的内罗毕，去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过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去过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这些地方的实地观察告诉我：这些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们的大城市贫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指的是一种成片的甚至一望无际的，非常拥挤、肮脏、人居条件极端恶劣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买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贫民窟。那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窝棚大都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人挤人每天排长队上厕所、排长队等候供水车的到达。阴沟是开放的臭水沟，充满各种秽物，苍蝇蚊子满天飞，各种传染病频发。印度城市中还有大量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点多坐飞机抵达加尔各答的，从机场到市中心饭店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印度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你若给了其中一人一点钱，一下子就围上来十几个，有的可以一直跟着你到旅馆，甚至明天还来旅馆门口等你。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过去20年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也看过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基贝拉（Kibera） 的贫民窟。内罗毕5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司机只带我在贫民窟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两辆警车开道，否则你给我1000美金我也不进去，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车和钱都抢走，命也保不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的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光这个贫民区的人口就有75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50%的家庭拥有收音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春运”现象：我们每年春节期间会有上亿农民工回乡探亲，然后再返回城市。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要返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现象？人家也有自己的节日，但没有这样的返乡情况。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家乡除了有亲人之外，还有自己或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巴西、肯尼亚，大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或社会革命，或者经过了某种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剥夺了，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贫。他们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市，就绝对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钱返乡。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说我们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0.40。这些数字本身可能还大致靠得住，但问题是基尼系数计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及这些财产的价值。有没有土地和私宅，对于一个农民，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百姓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天地之别。我想有志于研究国际贫富差距比较的学者，应该把土地和私宅这些相关因素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国际比较，其结果才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发挥原创力，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对中国和世界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全面的评判，从而纠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标准可能带来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这么一个粗粗的比较：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说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外，我国2007年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令人震惊，惊动了总书记和总理，惊动了全国所有的媒体，不少人以此推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大危机。黑砖窑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同时我们也要对这种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还是以印度为例，根据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印度至少有1000万到1500万（有人甚至估计6000万左右）的“儿童抵债奴隶”，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7天，家长把他们卖给雇主终日劳作以偿还所欠债务，而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区区几十美元。这些本是读书年龄的孩子只能为买断他们命运的雇主奴隶般地干十来年，他们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处理等行业。在印度，“儿童抵债奴隶”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印度宪法明确禁止这种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体似乎对这类事情已经相当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责众；二是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睁一眼闭一眼；三是这些孩子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第四，各级政府腐败成风，被雇主收买的不少。

英国广播公司之前拍了个《印度儿童奴隶》（Child Slave of India）的纪录片，采访印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他们对这个问题，要么否认，要么搪塞，但英国记者抓住事实不放，他仅仅访问了一个镇，就了解到该镇有15000个这样的儿童奴隶，但是各级官员还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里，有多少政府官员真正关心上千万的这种低种姓出身的儿童奴隶？像印度这样一个此类问题的严重程度比中国至少超过百倍的国家，自我感觉却很好，对前途甚为乐观，而我们不少国人则认为黑砖窑这类事件预示着天要塌下来了。这类事件固然严重和恶劣，我们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并顺藤摸瓜，把类似的问题一个个解决，让坏事变好事。但天塌不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远远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数发展中的前面，去实现我们自己确定的现代化目标。

至于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特别是“农村像非洲”，则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无知。我不知道持这些观点的人有没有去非洲农村实地考察过。我去过18个非洲国家，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树枝在泥地上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盖的房顶或者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大都没有电。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而中国多数农民在过去30多年里都盖了砖房，许多还翻盖了不止一次，彩电都普及了，农村的网民数也早已过亿。

这只是个浅层次的比较。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非洲面临着一些中国农村所没有的特大问题，如战乱、社会解体、瘟疫规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战火最多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消逝于战火的生命恐怕超过1000万。仅于20世纪90年代，刚果民主共和国从1998年开始的战争，又被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9个国家卷入，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万。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三个月内就有100多万人丧生，苏丹1983年爆发的内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超过190万。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最新统计，非洲现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个人染上艾滋病。现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是2500万人，2005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人数达200万。我曾去过斯威士兰，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艾滋病人数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业成了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供不应求。一个斯威士兰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亲戚和朋友的追悼会，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壮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根本无力对付艾滋病，药品都发不到基层。

非洲发展最快的另一个产业是保安业，因为恶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趋势发展，在非洲许多城市，白天的行凶抢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险。原因是什么？一是贫困，穷则思变。二是家庭和社会的解体，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这些孤儿现在已长大成人，以赞比亚为例，孤儿人数据说已超过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从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反映这一切问题的综合指标就是非洲人均寿命普遍才50来岁。卢旺达的公务员则强烈要求：应该从45岁就开始发放退休金，因为卢旺达今天的人均寿命才40来岁，公务员的退休金按老规定是60岁才发，已不合时宜。

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人均寿命怎么也在65岁以上啊。以我的观察来看，非洲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明显低于文革时候中国农村的水平。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大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但把今天的中国农村比作非洲，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们农村的局部地区可能和非洲农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区还要差，但总体上，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村，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联合国曾经通过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要把自己的极端贫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中国于2003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但对多数非洲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该目标再过几十年都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个比方进行比较，你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20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开两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当然非洲很多国家也在认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比方说，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肯尼亚的人均寿命才55岁，乌干达的人均寿命也才45岁，两国在经济等各个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但他们也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另外，这几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加很快，带动了不少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石油等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涨也使不少非洲国家受益。但总体上看，非洲发展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评论，力求使我们在观察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一种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有一种更为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中国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