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与张维为、宋鲁郑商榷 -刘学伟
有一个著名的段子说：“毛泽东让中国人免于挨打。邓小平让中国人免于挨饿。而现在中国领袖的任务则是让中国人免于挨骂。”
说来也真有些意外，这免于挨骂的任务，现在看来似乎比免于挨打和挨饿都难于完成得多。而且这个挨骂还不仅仅是挨外国人的骂，同时还挨中国人自己的骂。
对这个问题，著名学者，邓小平的前翻译，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先生，以及和我们很熟悉的居住巴黎的中国春秋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郑先生等一派的意见似乎是：“中国崛起是很精彩的故事，但我们还没有讲好”而已。
对他们的这个基本意见，本人并不能苟同。简单地说，笔者的看法是：34年来的成功，说明中国自己走的这一条路，的确有很多道理。但一路走来，尤其是现在遇到的许多困难也说明，我们这一条路还没有真正走通。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和政制理念方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独创，现行的理论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确实无法真正实施口头上承认的许多理念（比如“人民主权”）。
在意识形态和宪政体制上，我们还需要实质性的革新，才能满足中国真正崛起所需要的理论和政制建构。这个未来的意识形态和宪政体制，应当从西方的现行意识形态、政制架构和中国的传统中吸取足够的营养，再加上足够的创新去建立。
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走过半途。最多再要20年，就可以基本完成。（标志是G2成为现实，中国真正与美国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在这之前，中国必须完成自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独立建树。
“软实力”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由于其独到的解释力，迅速风靡世界。根据约瑟夫•奈的说法，硬实力是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软实力则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论语》季氏篇夫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文德”即是软实力。
近年来，西方的硬实力由于连串经济金融危机，已经大为下降。而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的西方软实力自然也是相当受损。但实事求是地说，西方那一套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以“多党普选轮替”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依然占据着号称普世价值的道德高地。
其实在这两个方面，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都有着许多的破绽，我们必须清醒地把这些破绽识别出来，并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覆辙。当然中国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着许多的缺陷，所以才需要努力发展，“革故鼎新”。
本人相关思考限于篇幅（点击阅读更多刘学伟观点），今次仅择要公布六款大意：
一、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的均衡=公平
大家都知道，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几个概念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与对抗。这里一篇短文，实在不可能全面论述，只想提示其实这些号称普世的价值都还有许多的破绽，亟须加以完善补充。
这里先说人权。这个通行的概念的基本意思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一长串的权利，比如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工作、受教育、养老、罢工、言论、选举与被选举等等。
首先，笔者不同意这些权利是天赋的自然权利。在笔者看来，人的权利的确是存在的，但它既不是上帝所赋予，也不是理念中的先定，并不与每一个人的生命俱来，也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诞生一起诞生，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权利，历史的权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权利。
其次，这个概念的最大破绽是它完全没有提到为了实施这一系列据说是天赋的权利，人类必须事先或至少是同时履行相应的一系列义务。比如与社会再分配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养老、受教育……）都必须以相应的税收为前提而税收则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一些人的”少劳多获”必须以另一些人的”多劳少获”为前提。
权利的旗帜举得太高，在西方已经造成了一些列的严重后果。比如罢工：在西方的许多地方，罢工者要求并实施的不仅仅是自己不工作的权利，而且包括罢工者阻塞交通不让其他愿意上班的人上班的权利。最严重的莫过于享受福利的权利过度扩张造成了国家财政的不堪重负、养成心安理得坐吃社会主义的大批懒汉和富裕人口逃离高税率国家的后果。
西方500年来领先世界，不停地在创造一些新的模式引领世界。很可惜这其中有许多效果极其糟糕。比如在家庭领域，在一夫一妻制之后，他们还创造了同居不婚、不育子女、自由离婚、性自由、同性恋乃至艾滋病、吸毒等一系列违反自然的新权利。但是他们却不想，那些病人由谁出钱照顾？不生孩子的人老了又由谁生的孩子来尽义务照顾？有人会说他们积攒了钱可以雇人。但是如果大家都像他们不养育子女，他们的钱又可以雇到谁？这么多的权利如果没有与之平衡的义务又如何可能存在？
建议我们国家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把义务和权利放到同等的地位，提倡先尽义务，再享权利。仅就财务方面而言，要建立纳税光荣的概念。对尽义务多过享权利的人群，一定要让他们得到适当的回报。不仅是荣誉，还应当有一定的实际权力。比如对福利开支，或者一般而言的国家开支，拥有比社会福利的净享受（就是所获福利-纳税额>0）者更大的决定权（比如表决权）。这才是限制福利过度的釜底抽薪之策。
当然现在中国的福利并不过度。但如果未雨绸缪，先行建立类似的机制，自然可以免除重蹈覆辙之忧。
如果中国能把人义（人的义务）的旗帜与人权的旗帜举到同样的高度，这会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革新。我们还可以把它概括成一个词，就是公平（所得与所付相当）。（本节内容受赵汀阳先生相关理论很多启发，特此声明。）
二、人民主权应当接受足够的约束制衡
西方政治理论的最基本核心就是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论。这个理论与宪政、法治和分权制衡构成西方政治大厦的四根梁柱。与其它三根梁柱相比，这个人民主权之柱似乎日益甚至过度地变得粗壮。以此为意识形态依据，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直接的普选制度。但是这个直接普选制度，在近年甚至在大多数主要的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严重的运行窒碍。
其最明显表现是：一方面制度始终受到权贵集团太多的私下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权益通过多数的选票也还是得到稍嫌过度的表达。两边一起向掌权者施压，最后结果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软弱的政府既不敢多征税，也不敢削减福利，那就只有积累债务一条出路了。这条借债之路西方已经走了三十年。眼下看已经显然是走不下去。
在地球上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过度抬高。人民成了当然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西式的以普选多党轮替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也成了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这两个迷思必须被击破。
事实上，人民在太多的时候都不能当家做主。他们经常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后还帮着数钱。（比如1950年代中国的土改和紧接其后的合作化与统购统销—此句仅供编辑参看。发表时敬请删除。）当然这类情形多数出现在落后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时候，又经常做不出好主。比如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的后果。
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先把一切官员都假设成坏蛋，设计种种牢笼，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作恶。但同时又有另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全体的人民假设成道德上毫无瑕疵，能清醒地识破谎言，看透当下历史迷雾的神祗。
从前一条出发，在重重的限制下，西方的政府总是偏于过度弱势。然而事实上那些呆在牢笼中的权力既扛不住金钱的侵蚀，也抵不住民众的贪欲，还经常犯下一些激情短视的错误。
而后一条则完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明显的天生的无法免除的人性的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比如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比如躲避责任自欺欺人等等。
西方政治哲学总是假设他们的制度，包括这个制度的主人—公众，不是不犯错，而是一定知错能改，而且改得迅速。这叫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但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个制度犯下的错误改起来非常困难。比如由公众贪欲导致的过度福利。还有些错误，大概根本就没法改。比如由直接普选导致的民粹泛滥，或称过度民主。
其实，如果没有直接普选制度，天生就有的公众贪欲并不可能对西方的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压力，也就很可能不至于导致现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西方的制度设计到处都在讲究分权制衡。可是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忘记了设计足够的制衡。
简要地说：任何权力权利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制衡，都会自动地被滥用。民权也不例外。所以民权、政权和资本的权力都必须被放进笼子。问题是这个能把三者都关起来的笼子得用什么材料制造？又应由谁来管理？我们找不到全知全能的神，还是只有自己来想办法。笔者觉得，唯一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分权制衡。这三项权力（利）中，还得有一项必须至少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让政治权力略强，弊端还能最少。因为资本专制和民众专制会比政府专制更可怕。政府站在资本和民众中间，地位也天然地更适合于去协调节制两方。
（本节文字源自本人今年7月在法国卢浮宫举行的“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目标针对西方。中国的政治权力过度强大和民权不彰的问题，限于篇幅，本节未能涉及。先行致歉。）
三、对人类政治发展终极模式的一个新哲学设想
西方的政治哲学简称民主主义—人民被称为国家的主人。东方的政治哲学则可概括为民本主义—人民被视作国家的根本。从目标而言，都是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至少是很高的位置上的。这点没有区别。区别就在于保障民众权利的方式。西方的制度的核心是通过选举让治理者得到民众的明确授权。东方的制度则通过一些相对模糊的程式去感知必须顺应的民心。
事实上，西方的主义失之于太过明确。似乎把艺术简化成了算术。而东方的主义则失之太过笼统，给一些不良的统治者图谋私利留下了太大的缺口。
西方的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有近乎绝对的合法性。即使把事情搞得很糟糕了（比如像现在的希腊），人们能想到的也只是换政府，而绝想不到修改制度。第二个优点是程序明确，照章办事，总有一个总统可以选出来。缺点就是极易造成社会分裂、选民的短期诉求和政治家的短期行为。
这里得到的民心授权似乎很明白无争议。其实认真深入探讨哪会没争议。比如今天在投票箱或民意测验中得到的民心，过些日子还能是同样的民心吗？比如打不打伊拉克，打之时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民意。比如搞不搞某项借债而来的福利？发放福利的时候，民心自然拥护。但到了连本带息必须还债的时候，这个民心就不太会拥护了。在通常情况下，公众总是希望政府举新债换旧债。最好再多借一点再搞一点新的福利。总之，民众关注的核心就是福利。至于债务，那是政府需要操心的事，不要来烦老百姓就好。
说句实话，选举表达的直接的民意和人民真正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之间，经常是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要弥合这个距离，是一件复杂的工程。
中国现行的主要以自上而下选拔的方式来抽取执政精英的方式，如果与西式的自下而上的选举进行某种创造性的融合，很可能可以更好地完成那个有名的“三个代表”的任务。这里限于篇幅，无法细述。
或许，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
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的至少理论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算术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上述的表达，为了帮助记忆，笔者要取一个名称，想了很久，取不好，只能暂时叫做，相对（不）均衡状态，或低山浅水状态。若是谁能帮笔者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本人不胜感谢。
所幸财产的绝对均平的理想，已经被人类彻底放弃，迄今不过23年。但政治权利的至少理论上前景上应然上的绝对均平，依然是今天的普世价值，虽然它在过去的也包括未来的任何时候，都做不到。笔者想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迷思，纠正过来。
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真的太过理想主义。笔者倡导的理论是没有那样的道德光环，但笔者希望它更符合可能是有些严酷的社会真实。
四、作为施政的目标，良治应当远重于民主
民主这个概念，现在在世界上唱得太响。其实其中隐藏着极多的陷阱和破绽。笔者想提出另一个周延得多的概念，顶替民主，作为政治政制发展追求的最高标杆，那就是良治。
顾名思义，良治就是良好的治理。简化起来，其实用富裕一个标准，就可以把拥有良治的政体与其它政体划分开来。很抱歉民主并不是良治的必要条件。否则笔者无法把新加坡香港和富裕石油君主国划入良治。所有的西方发达富裕国家，笔者都姑且算他们有良治。比如希腊或泛言之的欧洲病猪五国，要也算拥有良治，还真让笔者有些不心甘。
除非你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任何国家拥有良治，对发展中国家的良治标准而言，就必须把富裕这个条件去掉而改成发展迅速。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迅速就是拥有良治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所有（尤其长时段保持）发展迅速的国家，同样都拥有良治。
这样，印度至少在近些年中由于发展迅速也应当算拥有良治。这也让笔者有些不甘心，因为印度的良治，从几乎一切方面来看，与中国相比，还显有差距。
拥有至少基本安定的社会环境，是这两类良治国家的共同特征。安定就是有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没有严重的动乱。比如英国前一会的动乱笔者并不认为这个国家就不安定了。同理，中国的群体事件蜂起也还没有到严重破坏安定的程度。比如你还能国内国外到处旅游，经济还在继续快速发展就是安定仍在的证据。总之中国肯定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良治的最重要范例。当然很遗憾，中国的民主还太少。所以笔者主张中国现在应当可以力行初级或加权限权民主。
西方主导的世界话语界有一个迷思，就是把民主与富裕，与良治等量齐观。认为这三者必然共存，互为充分必要条件。以为高度民主必然带来高度富裕和良治，反之亦然。这其实大谬不然。在除了那三十来个西方富裕民主政体之外，其实还存在至少两个政体群不符合这个高端规律。第一是东亚的两个城邦政体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无疑具有富裕和良治，但民主的水平则西方显不认可。还有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那七八个富裕的石油君主政体。这里就更不要谈民主了。
问题更复杂的是在这三十来个高端民主国家以外。根据任何一份西方人开出来的民主程度列表，这些国家的民主分数和富裕水平良治水平都太不齐一，画在一个直角坐标上，就是满天星，相关性非常弱。尤其是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些政体的长期发展速度，发展明星们与其民主分数就更联系不起来了。民主分数很低的国家比如中国、越南发展得最快而且是长期。
相反，良治善治与发展的相关性可就好的太多。简言之，一个政体如果有三十年良治，必能从贫穷发展到小康，或有小康发展到初步发达。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有五十年良治，无论它的起点有多低，则一定可以步入至少初步发达。希望中国能是这种情形。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良治与长期持续的快速发展，才是互为充要条件。有长期良治就会有长期的快速发展。有长期的快速发展也必有良治。没有良治不可能有快速发展。没有快速发展的良治则不可能是真正的良治。
发展中国家，顾名思义，发展是它们的第一要务。只要有了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一切，包括真正的（富裕的）民主都会到来。否则，始终贫穷的民主，永远不会成真。
而民主则并无此功能。数不胜数的国家有远超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二百年的民主共和历史，但依然贫穷落后如故。
总之，富裕的民主才有意思，总是贫穷的民主，没有意思。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开始搞低度民主或加权民主。发展足够以后，就可以搞适度民主或中级民主。西方现在的民主如果是高级民主，那就是过度民主，不可以照搬。
五、政治领袖的最恰当职称应当是领路人而不是公仆
在中国的传统中，天子是“代天牧民”。人民被称为“苍生”“黎民”。虽然从未把人民视作国家的主权者，但传统的正统的儒家政治理论对苍生黎民充满了关爱与尊重。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也。“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所表达的道德重压依然是也。政府的确是永远在人民之上，但为人民提供秩序，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永远是政府的根本职责。
国家真的就是家庭的放大。天子就是最大的家长，他必须为整个天下负责。如果天子不负责，那么中央政府就必须代他负责。如果中央政府也负不起这个责，那就只有改朝换代了。当官“为民做主”“为民父母”就是最高的境界。说句心里话，至少在中国，大多数人民究竟是希望政府更像父母还是更像仆人呀？
西方制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把政府视作类似敌人，一切必须由人民-主人严加看管。
而东方制度的基本精神则是把人民视作子女，政府-家长必须全面加以管顾。西方的制度精神真的相当冰冷，而东方的则温情脉脉得多。笔者的意思当然还是一贯的折中，政府与人民的基本关系，既不应比配为父母与子女，也不必比配为主人和仆人，而应比配为共建公司的平等的合伙人，股东。
西方的公仆理论真的有虚伪的一面。因为无论是考出来的还是选出来的官员，都是远比公民整体的平均值高得多的精英人才。他们任高官享厚禄，拥有各种特权，管理着无数的庞大的公共事务，哪里真的像有钱人家里的仆人。这个公众主人保有的具体权力仅限于每隔数年，可以通过选举炒不满意的议会政党或议员或主要官员的鱿鱼而已。不过必须承认，这个权利的威力也不小，正是通过这个选举再加上街头运动，公众把他们无从节制的贪欲一点一点一次一次地加到了政府和制度的头上，最后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笔者看来，西方的政府为了摆脱危机，真的必须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权威。这种独立性和权威，可以来自有魅力的领袖，也可以来自更集权的制度。但制度的改变必须通过有魅力的政治领袖的发起，然后通过他的努力去说服大众接受。一个好的政治领袖真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好公仆。他必须高瞻远瞩，为一个国家的未来作出长远的规划。或者能在陷于困境，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为国家民族找到一条出路，并真正的领着大家从这条路走出去。他的正确职称不应当是公仆而应当是领路人。
比如《旧约圣经》中的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摆脱了法老王的奴役。比如法国的戴高乐在二战初期法国战败信心崩溃的时刻，以一个区区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扛起抗战的大旗，为法兰西民族保住了尊严。比如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据说隐瞒了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最后成功地把本来孤立主义情绪极重的美国带入了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这样的领袖当然不世出，但以公仆来要求政治领袖实在也是标准太低。比如现在的西方的公众-主人不愿意勒紧裤腰带削减政府赤字，还希望有更多的福利，政府-公仆你是照办还是不照办？
当然我们也必须时时警惕希特勒那样的人把人民领入灾难深重的歧途。我们中国也有大救星的历史教训斑斑在目。这个领袖、精英与人民三者之间如何互动才能效果最好，是一个人类至今未能完善解决的难题。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深入探讨。
六、关于未来的一个设想
作为本文的结束，下面笔者想放言一个相当不确定的预测，等着未来历史的证实或证否。
国际共产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第一大迷途。所幸已被完全放弃。但也有可贵的遗产留下，那就是社会福利主义。不过就是这个遗产似乎也被过度使用。但是退却很难。
国际民主运动（定义是多党普选轮替）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第二大迷途。现在正处进退两难之际。如果西方终于战胜危机，赢回活力，继续长期引领世界，笔者的话算没说。如果危机迁延不愈，在至多数十年后，终至整体崩盘，那也绝不是人类的末日。我们还可以继承民主的遗产，那就是共和制度（各类加权折中低度中级民主）和大众参与。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希腊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笔者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笔者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或许，笔者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笔者觉得，中国，或者东方联盟，很有机会，主导或者参与主导这个新时代。
结语：
硬实力的增长，当然比软实力更重要。软实力的确必须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但如果硬实力增长快而软实力增长过慢，这里就会成为限制水箱容积的短板，限制水库容积的矮堤。
借用张维为先生的措辞，我们不仅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把现有的故事讲好，而且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创造出真正的可以震烁人心的崭新软故事。我们应当承认，光凭现有的无论是硬还是软的故事，我们都还夺不到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我们不能仅仅是等着新扩大的硬实力为我们提供新的软实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领域，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有效的独创。这个独创，任重道远。舍此，中国和东方的崛起，并不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