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勤劳革命”与小平的“共同富裕”-罗岗

用“勤劳革命”这个描述来解读中国崛起模式，以区别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描述，这个方法的兴起与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的复兴密切相关，许多论者都用“勤劳革命”来解释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的持续的经济复兴现象，日本学者杉原熏也不例外。

“勤劳革命”是指东亚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道路，一般特点表现为，相对廉价但熟练的劳动力，在相对小规模的单位工作，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崇勤劳致富的工作伦理。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但随着东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一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关注，其内在意义逐渐被重新阐发和发掘。

杉原熏强调东亚经济复兴并不是由于向资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西方道路趋同，而是由于这条道路与东亚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道路融合了。这种融合对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杉原熏看来，开辟了西方道路的工业革命是一个“生产奇迹”，它大大提高了世界一小部分人口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开辟了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是一个“分配奇迹”，它通过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工业化，使“生产奇迹”带来的好处有可能扩散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中去。【1】

在这个意义上，挪用“勤劳革命”来解释“中国改革”就具有了双重作用：首先，把“勤劳革命”作为一个“理想范型”，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扎根于东亚各民族共同体相互扶持、互帮互助的传统以及经过中国革命转化的集体主义，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它的未来指向也是关涉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勤劳革命”也是一种“现实描述”，由它所引导的现代化导致的“混合型经济”不仅在时间上把农村的劳动密集技术、传统工业化和后现代高科技并列在一起，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进而创造出“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支持、相互依赖而非相互冲突的可能；【2】而且在空间上也将“多种经济成分”投射到广阔的国土上，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中部腹地、再到西部边陲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同时也创造了产业转移、相互转化、彼此支撑的回旋空间。

在一般经济学家看来，和“勤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或许是一种权宜之计，譬如可以缓解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村的收入水平、解决教育和卫生问题的压力；或者伴随着2008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就业率下降，需要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如果将“勤劳革命”的“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这条发展道路的意义就不止于应付目前的危机，而是指向“共同富裕”这一根本战略性的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3】

很显然，在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中，“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是“现实状况”，“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理想范型”；“ 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 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是“现实状况”，“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是“理想范型”……关键在于如何将“现实状况”与“理想范型”结合起来，或者是把“理想范型”贯彻到“现实状况”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目的是“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因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邓小平的构想中，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但至今这还仍然是一个难题，原因在于“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中国改革的深刻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孔雀东南飞”，即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的领头羊，相对而言，内地和内陆则步子较慢，发展滞后。然而，由于外向型、加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度，中国在“后改革”的时代面临着深刻的发展转型问题，目前的状况并非如某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发展转型成败，系于改革的进展；而是应该反过来，更准确地表述为：改革成败，系于发展是否能够成功转型。

所谓转型，首先就意味着发展的重点必须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但从沿海向内地的转移，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上的转化，也即从两头在外，低薪资劳动与出口贸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向面向内地、扩大内需与关注民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转型。这一转型带来的变化既深刻，又非常广泛：首先在城乡关系上，沿海地区强调城市化，基本上不考虑农村问题，而内地则必须重视城乡统筹的问题，兼顾城市的发展与农村的前景。对于“三农问题”依然严重的中国来说，内地的发展方向显然更具有示范性；其次在文化想象上，沿海大多数地区以单一汉民族为主，基本上无需处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民族共存与融合”问题，而内地如以西南地区为例，这一地区生活着的少数民族种类最多，必须在社会现实和文化想象两个层面，切实处理好“多元共存、多元一体”的民族问题。

很显然，内地在文化上的这一特色对于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来说，同样更具有典型性；还有在历史记忆上，因为沿海地区的发展始终是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某些沿海大城市在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带”中想象自己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它所力图唤起的历史记忆，往往和近代国门被迫打开后兴起的“口岸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譬如“怀旧热”、“上海梦”等等；而内地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得益于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统筹规划，如“大三线”和“小三线”的建设，无论在区域面貌还是产业基础以及人员构成上，内地如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再发展，必然要唤起更多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而思考这些经验的当代转化；最后则是在世界图景上，由于沿海地区的发展高度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这就必然导致它的世界图景是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主导，对“非西方”、“欠发达”和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缺乏认同；而内地由于地缘的因素，无论是西南地区可以和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建立密切的联系，还是西北地区能够与中亚以及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都意味着以这些区域为中心，开始生产出某些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另类世界图景。

如果把邓小平的构想放到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那么可以能很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考虑“重新分配”，虽然它确实和“分配”与“再分配”密切相关，但中国不可能重新走欧洲福利国家的老路，因为福利国家自身存在了许多问题，这次欧债危机暴露得更加清楚。所以，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不应该只停留在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的争论上，而应该把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构想看作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

就像毛泽东当年常常充满危机感地告诫他的同志，我们的事业不仅面临胜利的考验，而且要经受失败的危险，邓小平在他的晚年同样频频提醒他的继任者，假如不坚持“共同富裕”的构想，贫富分化就会扩大，社会矛盾必然加剧；倘若不强化“共同富裕”的构想，地区差距将会拉大，区域矛盾、民族矛盾一定激化；如果不贯彻“共同富裕”的构想，人民势必离心离德，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不可避免……作为贯穿“社会”、“国家”和“人民”的整体性政治方案，“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的共同致富。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将是继“勤劳革命”之后所创造的一个更伟大的“分配奇迹”。

【1】杉原熏:《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的视角》，《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页143。

【2】在这种视野下，就不是简单地讨论“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问题了，而是需要深入思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在相互联系的背景下发挥各自积极的作用，譬如可以关注的是“国资增值”之后，所增加的这部分怎样用于社会福利与社会公益，甚至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分红”。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73。

【4】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