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更需要理论探索-文扬

“十八大”如期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以“坚定不移…”为题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的道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他本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明确这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用“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突显了坚持这条道路决不动摇的决心。

习近平在随后的讨论中进一步解释说，党的十八大“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

无论从哪个角度、以何种立场解读，其结论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当前的“中国道路”，有着越来越强的自信、越来越硬的决心。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信和决心，主要来自于成功的实践，近三十多年一直在进行的一种既成就了中国的崛起、又随着中国崛起而不断扩展的、全面且深入的政治经济实践。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当今时代，没有理论也是一种理论。特别是在否定那种一味追求宏大、追求体系、追求完整的“现代主义”理论的意义上，“没有理论”、“拒绝理论”甚至是更为明智、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做法。

回溯历史，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正是黑格尔·马克思这一脉“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者和践行者，从那个时代的“与时俱进”，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与时俱进”，的确也暗合了世界精神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

然而，这并不能作为思想探索和理论建设上少有作为的现成托词。尤其是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其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思想、建构理论，而不应只是顺着实用主义权宜变通和解构主义语言狂欢的大潮随波逐流、得过且过。

十八大召开前夕，我的好友寒竹发表的《中国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一文，犹如一道闪电，再次尝试打破目前关于中国道路政治理论上的混沌状态。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中国政治学界近年来罕见的一次突破，文中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中一些理论创见甚至可视为“寒竹定理”的理论要素，不仅可以应用于解释中国社会，甚至可以扩展成对整个人类社会作出解释、具有一般社会学意义的“定理”。

其原创理论可以简述为：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化运动、析产继承制度形成、以及郡县制建立这三次重大历史变革后，导致了贵族政治制度基础的瓦解，提前进入了扁平化的平民主义社会。

扁平化社会结构，失去了靠血缘继承维系的贵族阶层，平民主义盛行，于是，如何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成为最大的难题。中国古代社会通过“察举”“征辟”，并最终形成了科举制度以选拔人才，人为制造出基于贤能的管理者阶层。而儒学的产生，给贵族制度已经崩溃的平民社会提供了一套软性的等级观念，起到防止社会发生混乱和崩溃的作用。

在我看来，这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之所以大大不同于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关键。而仅仅因为儒教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学说就将极为平民主义的中国视为等级制社会，同时基于发生在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分权运动就将血缘等级制度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尊崇为平等自由的故乡，用寒竹的话说，“对中西方文明差异的误解莫过于此！”

更重要的，从这个理论中，不难推导出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平民主义建国和平民主义经济体的相应理论，也可望探索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一政治表述的深层理论诠释。

将中国近现代历史看成是中国原本就自成体系的平民主义社会，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发生的，从平民主义政治体到平民主义经济体的宏大过渡过程。那么，上述这些政治理论，无非是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分别或多或少适用于实践指导、应对各种具体历史环境的一些理论。

之所以完全不同于西方且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中国平民主义社会以及从平民主义政治体到平民主义经济体这一历史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且独一无二。

而一旦发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理论与中国平民主义社会近现代历史运动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理解了这些理论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感谢寒竹的开拓性思想探索，十八大之后的中国社会，将越来越需要新的理论解释。从扁平化平民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假设出发，中国的原创政治理论建设，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附：寒竹文章链接《中国社会的扁平化结构》、《平民主义与近现代中国》

2012年11月9日

作者文扬，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新西兰联合报》社长兼总编。与寒竹先生合著《中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