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的“沉没”-刘元海

来自日本的“中国通”加藤嘉一，曾经为中国许多大媒体的座上宾，荣宠一时。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从加藤嘉一今年5月20日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发表了立场不正确的言论之后，他那看似青云直上的势头顿时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则是来自中国各界的批判和质疑。这一颇具戏剧性的转折，也促使加藤匆匆结束了其在中国长达9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日本。

返回日本之后，加藤一如其在中国时那样地活跃于媒体和各类社会活动之中，甚至还在朝日电视频道的电视剧节目中登场客串了一把。在这些活动中，加藤每每都像《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日文版所渲染的那样，顶着“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的名号登台亮相。

至于加藤本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机会来向日本公众传播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他在最近在日本出版的新书《脱•中国论》中对自己的同胞大声疾呼道：“大家所认知的中国已经不是现在的中国啦！”，言下之意，要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他加藤嘉一是一个最佳的窗口。而最近中日之间就钓鱼岛爆发争议后，他更急不可耐地在《朝日新闻》中文网上发表专栏，指出当下“日中缺乏成为沟通桥梁的人才”，这又无疑是一次堂而皇之的毛遂自荐。

然而，曾经是长跑运动员的加藤似乎并不愿意就此在日本安居下来。就在2个多月以前，他又一次踏上了新的旅途，在波士顿开始了自己游学美国的新生活。当然，即便身处美国，加藤嘉一的视线仍然须臾不会离开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正如他在写给日本钻石在线（diamond online）的专栏中所说的：“为了能够将毕生贡献给日中关系的长期发展，现在我必须全力以赴地积蓄力量。我离开中国，同时和自己的祖国保持距离，从第三国的美国转身眺望太平洋的彼岸，反而能让我冷静地解读‘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加藤这里所说的“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指的正是“钓鱼岛‘国有化’危机”爆发以来日渐恶化的中日两国关系。正当加藤嘉一准备在美国继续他“中国问题观察家和评论家”的事业时，10月31日上市的《周刊文春》上的一篇文章却给了他出道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篇题为《对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履历欺诈的告发》的文章中，作者安田峰俊从质疑《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月号报道加藤嘉一考入北京大学之前从东京大学法学部退学开始，对加藤历年来对传媒，尤其是中文传媒所披露的个人经历的真实性进行了深入仔细的调查和分析。为了查清加藤是否考入过东大，安田甚至特意前往加藤的高中母校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高等学校，向他的高中老师了解情况，确认了在加藤毕业的2003年，该校考进东大的是理科班的两名学生，而不是在文科班的加藤。

接着，安田又对加藤在其官方主页上个人简历的内容做了逐一调查，并揭露了其中存在着的四个明显的疑点。第一、加藤在中国一直说自己是享受日本国家奖学金的公费留学生，但他在日本却说自己拿的是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奖学金；第二、加藤从2011年起宣称自己是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但深圳电视台旗下的网上栏目“中国时刻”在今年5月证实了加藤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第三、加藤在他用中文撰写的《中国的逻辑》一书中，称自己是庆应大学SFC研究所的上席研究员，而经安田的核实，加藤在该研究所的身份只是访问研究员；第四、加藤在其中文版自传《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吹嘘自己在小学3年级时，仅练了3个月的柔道就打入了同年龄段的全国四强，而他在日文著述内则称自己打入过全国八强。除了个人简历当中的诸多自相矛盾之外，安田更引用与加藤合著《常识以外的日中论》一书的旅日华人作家李小牧在写给他的公开信中所作的言辞辛辣的批评：“在中国说日本的坏话，在日本说中国的坏话”，以此对加藤嘉一一贯的言行不一致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安田峰俊的文章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过加藤嘉一的中文媒体的反响。首先将这件事情见诸报端的是日本新华侨报网的主笔蒋丰，他在11月1日发表的《日本“中国通”加藤嘉一履历造假》一文中对安田峰俊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摘译，并对加藤嘉一学历造假将会给他个人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接着，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人民网和钱江晚报等知名媒体以及不少博客评论，纷纷就此事发表了意见。不仅内地的媒体，就连中国台湾的《旺报》也就这一事件做了专题评论。

总的来说，上述媒体评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为什么伪造个人经历的加藤可以在中国如此顺风顺水的发展；第二个是为何他在向自己在日中两国的读者和道歉的时候，会如此的厚此薄彼。这里所说的厚此薄彼，说的是加藤在其日文官网上道歉6小时之后，才在新浪博客上致歉。这一点，诚如《旺报》所说的，“早已于今年7月离开中国的加藤，中国这个市场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精心呵护了”。这正是一针见血的结论，回顾自2005年涉足中文媒体以来，加藤所发表的各种言论，许多都是在刻意迎合国人的口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专拣你爱听的说。尽管，他曾经在凤凰网上说“我要为中国献出生命”，然而，以他在道歉时先日本后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引起国人的物议。

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这一事件仍然在中文媒体和中文网络之中继续发酵，传媒和评论关心的焦点已经从加藤嘉一的个人操守转向了质疑为何中国的大环境能够让一个涉嫌欺诈的人长期得逞？如《环球时报》11月2日刊登的乔布坚的署名文章《在中国造假，成本太低回报很高》一文，主要针砭的是国内对造假行为监督不力，处罚不严的问题。人民网教育版的评论文章，则将问责之声加诸北京大学之上。而《钱江晚报》于同日刊登的《加藤嘉一愚弄了谁》一文的评论则更为中肯一些。该文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问题：“在一个喧嚣与躁动的时代，又有多少媒介舍得放弃到嘴的粉丝文化肥肉，而去当一个吃力不得利、被人讥为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求真者呢？”的确，加藤嘉一在短时间内的爆红，恰恰因为他作为一个可以熟练运用中文并就中国的各种问题发表所谓“客观见解”的日本人所具有的新闻效应。那么，今天他的不端行为的东窗事发又何尝不是一个有新闻价值的好材料呢？

与国内的热烈关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除了安田峰俊的文章外，日本国内媒体对于加藤嘉一的学历造假一事其实并未给予什么关注。以笔者目前所见，几乎所有的报导都是在转载或介绍人民网和中新网等中文网络媒体的有关评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加藤上了几次朝日电视台或者TBS电视台的评论节目，并且时常顶着被他“注水”的头衔出现在日本几所大学的讲堂和会场之中。以笔者很直观的感觉而言，他在日本国内的知名度和他当初在中国红极一时那会儿的声势，那真的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国内有些论者颇有些为加藤嘉一那句“40岁以后从政”的豪言壮语所动，认为此人野心勃勃，似乎想以在中国所积攒的名气和人脉作为在日本政坛发展的资本。以笔者在日本期间的观察体会，可以断定加藤的豪言更多是一种造势宣传。尽管经历了战后的民主化，日本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世袭政治却至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以加藤嘉一的智商，他不会认识不清楚以自己的农家出身，是绝无可能在政治家族背景不可或缺的日本政坛出头的。况且，制约加藤从事政治活动的，还有一个不怎么为国内大众了解的因素。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地位的逆转，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很难保持过往基于明显优势的自满和矜持。在日本国民中形成了一股消极厌华的情绪，其主要特征是除了中国菜之外，对中国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此次钓鱼岛争端发生后，连中国菜都遭到了普通日本人一定程度上的抵制）。当笔者在京都大学访学时，京大的某位知名学者曾经不无自嘲的对我说：“我国的青年因为不喜欢中国，所以不再愿意研究中国史了，恐怕我们京大东洋史专业很快也会走到头了吧”。连作为日本中国研究的传统中心的京都大学的情况都是如此，可见加藤嘉一的在华经历实在不可能为他在日本的发展创造太多有利条件，相反倒很有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论加藤嘉一如何努力地两面逢源，最终都很难避免两面不讨好的结果。

日本国内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迫使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后，又转往美国等待新的机会。只是，他在向日本读者介绍美国之行的时候，再次习惯性地给自己的身份贴了金。他自称自己此次赴美的身份是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学院的研究员，然而，事实上他是在该学院下的罗阇瓦利基金会亚洲学院（Rajawali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Asia）自费访学。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待加藤本人给出新的答案。

从更大的背景看，日本经济在长期衰退后，社会层级日益固化，新的一代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加藤嘉一这样毫无背景的年轻人，不过是一朵朵漂泊着的浮萍。他们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社会的实质援助，要么沉沦在角落之中，要么就像加藤嘉一这样投机取巧。整整一代人都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这不仅是加藤嘉一的“沉没”，也是日本的“沉没”。

作者系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