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与我们：真传与花招-边芹
在《看世界少用“心态”多用“头脑”》一文中我已经回答过那些动不动如丧考妣的人：介绍一头肉食动物时，说老虎可能吃人并非仇视老虎。想在此再重申一遍，请勿将打破神话等同于反对西方，那样非黑即白地想问题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了。然而偏偏有人爱胡搅蛮缠，把两码事扯在一起吵个不停，好像不信神就罪大莫有。这些人不知是脑袋少根弦还是肩负使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过是历史真相出现前螳臂挡车、插科打浑而已。打破神话只是提醒国人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也并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时常是看到这一点而悲从心来：救亡，救亡，亡者愿去，强留亦不可复生！
在西方呆久了，眼睛尖的人首先发觉的一大不对味，就是传媒的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并非自由开放，而是唯意志论事，这么做又怕被人发现，故暗中做足手脚，极不诚实。如果未来有一天“组织”内部突变出异军翻出西媒几个世纪的老底（只怕这天很难到来，谁敢太岁头上动土），那精心蓄意作弊岂是自行车“七连冠”大骗子阿姆斯特朗能比？
我们以为的传媒应有了“米”才能“做饭”，不能做无“米”之饮。“米”是什么？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我们认为记者有别于小说家的关键一点，就是做活的基点源自客观事实而非主观意志。所以传媒是个被动的生产机制，永远都是发生的事在先，制作新闻在后，而且必须忠实于发生的事，有点像古代的史官，主动性至多来自有意回避或筛选，即便怀着操纵现实的鬼胎，也难有改变历史的奢望。
感觉不对味是西媒与之做的正相反，它是主观意志在先，事实在后，这么一搞历史绝对难有真实版本。我们长久以来看不透并被其牵着鼻子转，不是我们笨他们能干，也不是我们好他们坏，而正是由于对传媒基本概念的认识南辕北辙。基本点的截然不同是源自我们的传统，我们是历史上少见的一直保持信史的民族，这得利于我们没有一统天下的宗教信仰，由于没有绝不通融异教的信仰，至少时过境迁后我们并不逃避真实。
这一传统决定了我们对传媒运作的目的和方法有自己的概念，并且以为放之四海而兼准，即便实际操作中存在弄虚做假现象，但否认不了我们具有的基本概念。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想像和解释西媒，时常落入他们有意误导的陷阱。这与我们观察和模仿西方文明时犯的错误如出一辙，不但只仿效了皮毛，还乱了自己的阵脚。
由于在基点上的背反，我们总是把他们的蓄意误导当成客观事实，把花招当成真传，一而再再而三落入圈套。蓄意误导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贬低，一个是缴械。贬低是心理战，缴械则是实战，无论是贬低还是缴械，都从不正大光明，而是旁敲侧击。误导的切入点并不是胡说八道而是专挑优点背面的缺点，而多好的东西背面都有缺点。这个擦边球打得漂亮，以揪着缺点不放的方式解构优点，被算计的人不但不察，还颇生共鸣。
他们总是抓住一个点的事实，将其扩大为整体，以此抹掉真实，而且总能找到动一发毁全身的那个支点。近代以来他们细心研究对手的长处，甚至构成长处的文化和种族根脉都已探明，然后以这种声东击西的方式，将支撑大树的根筋一一剔解，不费一兵一卒缴掉对手的武器。
所以大致可以做出如下推理：他们说什么不好，多半这个缺点的另一面帮了我们而妨碍了他们。以此算式推演，你就能看清花招下面的意图。例如，他们时不时会充满“关爱”地提醒中国人缺乏创造性，注意这是个长久经营的调子，百多年来这堆柴火就没熄灭过，不断地有人添柴加火，隔一段就会抛出新的依据，还时常是以科学的名义。
为什么这么关心中国人的创造性？如果中国人不具创造性，总想着独霸天下的他们应该偷着乐才是，担心什么呢？比如在法国，中国从鼻尖到脚趾皆可指责，唯独对最不人道的一胎化从不吭气。这就叫偷着乐。怎么没见他们说非洲人或南亚人缺乏创造性？如果中国人真缺乏创造性，他们就会像对非洲人那样只字不提了。持久不断地“怜悯”中国人的创造性，不是中国人真的没有创造性，而恰恰是创造力之强让他们胆颤，才会从侧面进攻。
“关心”中国人的创造性是处心积虑的误导，利用中国工业化晚了一步，没有赶上工业革命头几波发明潮，便设计出这一指控真是一石数鸟：首先把中国人尊祖守统的长处废掉，因为这阻碍了他们要征服中国而实施的各种改造；其次解构中国文化，从文字到思想，以及手工艺的传承；接下去就是废中国教育的武功，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尊师苦学，别的文明坚守的是宗教，而我们锲而不舍的是文化。
中华文明没有被各种野蛮征服中断，不是偶然的，很大一部分靠的就是他们所说的“没有创造性”。他们几千年念一本经书，怎么没见有人说他们的文明缺乏创造性？！把工业化与文明混淆，也是一大陷阱，而我们居然真掉进去了。
其实有没有创造性只要不人云亦云，自己动动脑筋就能看到事实。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是世界各种技术发明的中心，除了四大发明，吃、穿、用、民间手工艺的小发明之多之慧更是举世无双，这个土地贫脊的农耕民族如果没有惊人的创造力怎么数千年绵延不断？所以说中国文化、文字阻滞了创造性是无稽之谈，甚至可说居心险恶。
在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大量科技人才被西方挖走，同时遭受技术封锁，但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难道不是深具创造力的表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科技人才像中国这样被放血，都会一蹶不振，更不要说能在落后情况下追赶上来。改开以后，工业化的速度加快，很多新技术领域中国已走到西方前面，申请专利的数量也已超西方。说中国文化和教育致使中国人缺乏创造性，为什么大学和实验室里收了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这些肥缺位子不留给“充满创造力”的西方人？
中国人不是缺乏创造性，而是缺乏自我意识，这才是症结所在！而这一点却从不见他们“关怀提醒”。
问题不在人家怎么设套，坐在“猴王”宝座上的人，自然要耍尽花招不让觊觎者靠近，所以出假牌实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我们耳提面命大信不移，人家巧使一鞭，我们就加快了自废武功的步伐，这都是上百年盲信的恶果。
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时常是看到这一点而悲从心来：救亡，救亡，亡者愿去，强留亦不可复生！而盲信的根源之一就是我们对传播这类误导的西媒太缺乏了解，以己之见度人之腹。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在人家那边没什么不该，谁叫你傻！所以破除迷信，就是为了找到人家藏起来的真“长”。
由于基本概念上的背道而驰，西媒的操作技巧和运作方式都与我们自身和我们以为的他们大相庭径。比如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学文学语言的青年写不了小说的多去了报社，电视记者更有选“艺人”的倾向；西方人挑记者却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重要条件。此处的血统并非我们中国人以为的小舅帮外甥这种狭窄的亲缘关系，而是上层加族群血统的自觉抱团。
这与中西的各自传统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挑文采飞扬的读书人进入士大夫阶层，欧洲古代挑信仰坚定的教徒进入教士阶层，一个挑才艺，一个挑思想，自古就思路不同。在此无意评说谁优谁劣，存在的就是本性的，怨不得天也怨不了人。
所以在西方选记者，文学语言专业写得一手美文的人不是想当然的被挑选对象，我们最大通讯社录人的考试语言文字是主项，曾发生过考常用字的不常用读音！在“民主”搞得“纰漏”少的那几个西方国家，政客与记者角色时常互换，作几年记者换一张明片又去作政客时有发生，反过来亦然。两个职业如此接近，是因为此乃金权卵翼下的一对孪兄弟，实为左右“门神”。
派往国外的记者，素质更是接近侦探而非文人。派往敌视国家（中、俄之类）的记者多是贼大胆的冒险家，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
派往国外的记者实为一支不带枪的“军队”，指哪打哪，向全世界推销“新闻自由”就是便于这支“军队”的行动和安全。而且这些“教士兼军人”若遇险皆有军人般的献身精神，可以跑到枪林弹雨的最前沿，我称他们“战士”意即在此。献身精神来自哪里？绝对不是笔墨激情，而是发自信仰，一如古代的教士。
教士的特点就是时刻不忘传教，战士的好处是指哪打哪，不似文人爱反思、发牢骚、追逐真理。古代西方的教士与中国的秀才也是在这点上相去甚远，古代欧洲鲜少王朝更迭，而华夏却屡见不鲜，此乃根源之一，即便外族入侵，若无内奸也难实现。
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不懂得这一微妙的实体差异的人，是永远也看不清世事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就如散沙！一群舞词弄札之人如何应对舞刀跃马的“兵”，“翰林院”与“海军陆战队”怎可逐鹿于同一战场！
世界统治者之所以几百年来所向披靡，从未被阵营内部的叛徒蛀空掀翻，三分之一是不懈的警觉，三分之一是胆大谋略，最关键一个法宝就是懂得挑人。不但在自家阵营中慎选擅挑，手还能伸到对手阵营中，挑到效力的卒子，其手法之精准，卒子都无须正式御批委任状，便已干得不亦乐乎。
挑人绝非选秀，我在《人与宠物》一文中写过挑选忠诚适用的猎犬和漂亮灵俐的哈巴狗的区别。我就是看到这一层，才惊悟毛泽东时代很多事是真学了西人所长的，之所以看起来不像而且做砸了是源自两点：
一，不懂得度及区分形式与内含。人家这里内含一套形式上另一套，内紧外松，内含是不让人看到的，用细节洗脑的办法搞意识形态一统，表面上不见一句标语口号，与中国人正相反，中国人表面上一堆口号，还到处张贴悬挂，开会讨论，搞形式的一统，内里却根本统一不了。结果是真具品质的人厌恶搞形式，而投其所好者则是有意投机之人。此外人家只在挑与不挑上做手脚，唯恐打压的那一面让人知道；我们却不懂适可而止，不挑还要大声宣告甚至去挽救，于是就搞批斗检讨，大大越过公人生与私人生的界。
二，受不了长久精神束缚。人家有两千年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在人家是正常状态，而我们除了真实没什么能绝对占据精神世界，以开国君主之威，统一意志的能量也过不了二三十年，“蜜月期”一过就钳制不住了。
明白了什么才是西方的真“长”，才能知道自己要不要学、能不能学、学什么以及学了的后果。操纵舆论最省力、别人多半察觉不到的做法，除了挑人还有派人。分派记者做什么、派到哪里从来不是平等的一刀切或照顾个人利益，而是精挑细选，然后用森严的等级分别利用每一个人的潜质。
经多年观察，社论记者（éditorialiste）、特派记者（envoyé spécial）和专题报道记者（grand reporter）是紧靠核心圈的心腹，对心腹都是宠爱有加，这一小把人（少而精）多有血统保障忠诚，经济和政治地位远非一般记者能比，可出入上流社会。他们是仅次于报刊主编和电视明星主持的次核心人员，制造舆论尤其到境外制造舆论主要靠这群心腹，他们的特点是需要他们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比如需要他们去支持叙利亚叛军，他们就会按事先定好的舆论口径制造“新闻”；需要他们去支持马里政府，尽管马里政府军与叙利亚政府军面对的是同样性质的武装力量，他们却可采编出完全不同的“新闻”。让他们作弊如同派精兵去埋地雷，谁都不会抱怨有没有说真话的自由。
而常驻记者“本事”就略逊一筹，他们在另一个等级里，不如上一个层圈的人那么接近权力核心并有血统保障，自然心领神会的能力也不如前者，所以一般都是以其性配其鞍，根据他们自身意识形态强弱和个性特点，派往不同的地方。
如意识形态狂热并爱挑刺的人会派往中、俄、伊之类敌对或对手国，他们到了那里自觉与当地反政权力量抱成一团，不但以记者的合法身份承担起培养他国反政府力量的艰巨任务，而且专做负面报道。
而那些意识形态淡化、喜欢说好话的记者，则会派到英、美、日之类友邦国家，派到英国的记者成天讴歌英王室，派去日本的不说一句坏话，去印度的从不见脏乱差，到泰国的可把妓女天堂描绘成桃花园，放到越南的则从不质疑越共，而派到伊朗的，不管怎么选举，都是专制独裁。
对每一国都有事先定好的调子，事实无足轻重。某个时期为配合新的战略，会局部改变战术，如在某次访问前，为了从中国手上多拿几份订单，会派几个“友善”的“特派”过去，远远地送回一点正面新闻。总之这只“乐队”是根据战略乐谱挑乐手，精心弹奏着事先谱好的曲目，一弦一音皆为精密安排。
问题是一天到晚向我们推销甚至强输“新闻自由”的西方，从不把这些“真传”告诉徒弟。常识告诉我们有意不把绝活教给徒弟、却拚命诱他逼他只学花招的师傅，一定别有用心，我就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他们的用心及后面隐藏的阴谋。世上但凡接受了“理念”又未学到“真传”的国度，结局只有一个：其传媒不可避免地成了“传声筒”。这正是“师傅”的目的所在。而拒绝“理念”则道德上又已无容身之地，看来看去唯一的出路是接过“理念”但实行“真传”，不过“真传”在中国恐怕百分百会水土不服。
上述各类“真传”是秘而不宣握于“核心集团”手里的，不要说传媒学校不会教，就是核心圈外的记者也无从知晓，他们被搅在这架机器里，不过一颗忠于职守的镙丝钉。这就是为什么局外人觉出不对味，却难找证据。为数极少的对传媒的揭露都出自圈外观察者和研究者，因而都是透过现象观察本质，而且一旦涉入这个禁区即被边缘化，边缘化意味着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没有声音、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没有钱。业内少有的几个不驯服者至多揭一揭涉及自身的孤立事件，若不想永远丢掉饭碗，多半只敢写成虚构，不写成虚构也无处发表。
由圈内人以揭短的方式全面具体地写出整个行业操作内幕的书你是找不到的，一是因为业内人有信仰和血统等多重控制，还有对下场的恐惧（没有上家不做去做下家的可能，一背叛就是自绝于整个行业）；二是因为对全局的把控集中在极少数核心人员手中，行内等级森严。这些“被挑中者”与传媒的金主究竟什么关系（血统的、利益的、秘密社团的）、他们如何、为何操纵舆论是严守秘密的。何况这是个“信仰组织”，对外的招牌就是“独立”、“自由”，因而除非少数背叛者，其余忠诚于组织的人，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并不自由更不独立。就像基督教信徒，除了叛教者，坚定的信徒永远都不会承认上帝其实不存在。
一般从业人员都是做东不知西，机构内部层圈结构，每个层圈之间皆有防水层阻隔，不像中国一个刚入行的记者都可把主编身边发生的事摸得一清二楚。有一天当国人终得“自由”之时，这份平等是肯定会收回的，没有森严等级则自由实乃无法无天，哪有不付代价的获取，不是横着规，就是竖着规。
本人观察戛纳电影节二十年，选片内幕始终如谜，一层一级皆有被严密封于层级内的秘密。比如组委会雇中国留学生为邀请来推销商品的中国明星作翻译，这些雇员只准呆在旅馆，无权进电影宫。这是一般最常见的“隔离法”。在中国这是难以想像的，雇个年轻人干十几天活，还不得“人性化”一点让人进一次电影宫看场电影？这样想恰恰是没有理解西方文明的精髓，“民主”社会得利于分权，而分权的社会切忌在层级间设直通车。
想以此文告诉读过或将读我文章的人两点：一，盯着西媒是因为有了核武和飞弹的中国仍未逃出亡国危险，而致命的子弹就是由这支军团输送。我们如果没有防弹衣反倒遍地里应外合的传递手，则命必不能保！二，针对西媒鲜少揭秘的书及揭秘的人，故需时漫长才看出大致的路径，由于是观察而非直接证据，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勿因此而一叶遮林。而且有一天他们发现你摸到套路，变换战术，也非不可能。韩非子说：“战阵之间，不厌诈伪。”2009年以后，西媒针对中国的战略未变，战术却做了调整，2011年以后更加明显，会继续朝哪个方向发展，尚难以判断，要看世界幕后统治者决定让中国在他们设置的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太能干又与西方文明缺乏共同语言的文明，让统治者们头疼了近两百年，拉进来她不懂规矩，继续打压还有没有效用而且会不会两败俱伤，总之是吞不进，又放心不下。
如果有一天西媒的枪炮全收起来了，也并非什么喜讯，绝不是中国人什么事都做得完美了，而是“野生动物”终于进围猎场了。到哪一天西媒就会自觉维护你，他们这种“自觉”运用起来连你的缺点都可视而不见。
（作者原拟标题：西媒与我们——挥去将蓄意误导当客观事实的阴霾岁月，本标题为观察者网编辑所加）
边芹，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旅法女作家，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和《红与黑》等，点击阅读更多边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