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女士的眼泪-邱士杰

近日，大陆刊物《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一个气味相投的“官员龙应台”专访。文中出现这样的叙述：“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女士的流泪，大概与她在本月上旬归还白色恐怖牺牲者遗书给家属有关。当时龙女士说：“有一些正义，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走这样的回头路！”

如果我们愿意记记帐，翻翻龙女士过往的相关言论，想必会对她此刻的眼泪感到不可思议。

1993年，台北六张犁发现了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枪决者的乱葬岗，引起社会关注。当时草草埋在六张犁的，不是中共地下党，就是无辜民众。为此，作家陈映真撰写了《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一文，颂扬台籍中共地下党人的斗争；陈映真将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匪谍”（“共匪间谍”）的地下党人与许多无辜牺牲者，称为“壮士”和“英灵”。那时，龙应台忽然跳出来反驳陈映真。龙应台认为：“官兵”就是“官兵”，“强盗”就是“强盗”，当年那些被国民党法西斯刑杀的台湾民众就是该死；对于“盖棺论定的忠奸”，不可以翻案；如果要翻案，就得海峡两岸一起翻。──官员龙应台的狂言如下：   “50年代的杀戮，究竟是伤天害理？还是光明正大？”

“陈映真在面对50年代白色恐怖时，试图把盖棺论定的忠奸倒过来写。黑的变白，白的变黑。”

“在我的价值表上，如果这些被杀的‘匪谍’能被称为‘壮士’和‘英灵’，那么那些在中国大陆被捕杀的‘美蒋国特’同样是‘壮士’和‘英灵’。”

“把黑白颠倒过来，把官兵和强盗调换角色，或许让受难者心里舒服一点，但是，我觉得，对透视历史，从而自历史中获得教训，并没有什么帮助。”（龙应台，〈谁是官兵？谁是强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4年7月18日）

十多年后流下虚伪之泪的龙女士，仍然在她的《大江大海》宣传上述观点，但龙女士此时的胆子更大了。当年她反驳陈映真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惧怕台湾社会对于六张犁死难者的普遍同情，因此骂完陈映真之后还以“p.s”的方式补充自己可能只是“世纪末”的“忠奸不分”心态在起作用。但到了她那本意图包山包海的《大江大海》，龙女士就干脆把当年自称“忠奸不分”的史观推而广之到国共内战的总体诠释上，把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简单解释成没有意义的成王败寇之争。与此同时，龙女士还以更暧昧的姿态表达她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态度。虽然官员龙应台为白色恐怖死难者的遗书而动情落泪，但她这种表演，仍然是以“官兵”的姿态，来为“强盗”掬一把廉价的眼泪。

加害者与受难者之间的位置不但没能得到翻转，反而让当年的“强盗”继续当“强盗”，而昔日的“官兵”仍然是“官兵”，谁都别想改变这个格局，这就是台湾的“转型正义”！

其实龙女士的态度变换并不意外。她之所以在反驳陈映真的时候主张平等看待死在大陆的“国特”与牺牲在台湾的“匪谍”，其实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大陆绝不可能平反“国特”。谁都知道，如果平反了“国特”，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当年胜利的历史正当性被解消，而国共内战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成王败寇，变成了一场意外。因此，龙女士当年的批评，其实只是借着批判陈映真而攻击大陆；至于台湾的“匪谍”究竟该不该平反，根本不是她的重点，这不过是她借此攻击大陆的媒介。但当岛内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平反运动越来越获认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价值体系危机，甚至出现“民国热”、“果粉”之类的逆反现象时，龙女士自然不会用她以前的手段去批判大陆。因为现在的她也不敢批判当年被称为“匪谍”的死难者及其二三代；至于死在大陆上的“国特”，也不需要她去平反──只需依靠当前大陆的“果粉”以及许多忠奸不分的电视剧就很充分了。于是，当前的官员龙应台大可摆出一副同情当年“匪谍”的姿态。反正，流几滴眼泪，摆拍一下，既不会少块肉，书也不会少卖。

当然，可悲之处即在于此：龙女士这种“通过革命对反革命的‘包容’以深化反革命”的态度，现在也成为大陆部分媒体借以推倒中国革命历史的价值体系的手段之一。最近大陆《新周刊》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专题中，一位大陆作者到台湾参观了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刑场马场町。他不但对国民党血腥屠杀的历史完全无感，甚至反过来认为：当前台湾可以公然合法悼念当时的左翼死难者，是“普世人权”在台湾的体现。从而用一种羞辱加消费的口吻说：“被称作英魂的左翼受难者的亡灵，在马场町受到了最大礼遇。只有生命，没有敌人。只有人道，没有仇恨。这就是今天马场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他还说：“‘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这就是台湾对当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的定位。这不是对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对所有反叛者、异端者的定位。就此来说，台湾社会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已经不在欧美之下。而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显然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自由、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上述言论不但证明台湾的反革命多么成功地消费了革命，更证明了大陆公知也亟欲通过同样的消费推倒现代中国革命史及其价值体系！而所谓马场町的“精神高度”，表现的不过是两岸部分人士共同“去历史”、“反历史”，而且看不到未来的“道德低度”。面对两岸公知联手消费内在于台湾的中国革命，有识者岂能蒙眼而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