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知识分子到底在琉球忙什么？-林凌

几年以前，笔者在上海参加过一次讲座沙龙。主讲人是台湾著名学者陈光兴教授，讲座内容大致是谈如何解决冲绳面临的困境。就在那次讲座前不久，陈教授刚去过冲绳访问，于是便介绍了亲历的所见所闻：冲绳社会的真实境况，冲绳民众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抗议美军基地的斗争。当时，新崎盛晖的《冲绳现代史》刚出版不久，理所当然地在那次沙龙中被反复介绍和提及。

数年之后，新崎盛晖先生又一次成为主角，在最近的亚洲思想界论坛上，他关于冲绳的讲座成为众人瞩目的热点。鉴于钓鱼岛的紧张局势，这也并不令人意外。相较于《冲绳现代史》中相对客观的历史叙述，新崎先生本次讲座则重点提出了“地域居民生活圈”这一核心概念，以期为冲绳悲剧性的命运找到一条出路。其要义是，能否走出近代欧美国家带来的领土概念，以及必然相伴随的无休止的争端，关键要把视点转移到包含着历史文化因素的“居民生活圈”，强调地域内居民长久以来的共同生活，以及在日常劳动中彼此交融的历史合法性，这才是摸索和平解决纷争的方法。于是，解决冲绳问题不仅是冲绳本身的事情，还具有了示范作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去解决今日东亚的钓鱼岛、独岛等领土争端。

话题回到几年前的那场沙龙，为何它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呢？

当时，陈光兴教授介绍了冲绳民众与美军基地展开的艰苦悲壮的对抗，介绍了冲绳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精神，当论及冲绳的命运及其出路时，他说，冲绳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不仅要把美军基地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还要通过这种斗争形成一种世界性的联合阵线，把美军从世界上每个角落里赶走，否则，倘若只有冲绳取得胜利，美军便要换一处地方驻扎，那岂不是害苦了别人吗？于是，冲绳民众与美帝国的斗争就不仅仅是一种地缘政治，并且具有了世界革命的性质；冲绳的斗争不再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斗争，同时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也许正契合了陈光兴教授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亚洲共同体”的构想（注意，此处所指并非国与国之间的联合，而正是基于对现代国家主权暴力的不信任，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居民本身的联合），他对冲绳人民的斗争精神赞赏有佳，并认为要对抗美帝国主义，寻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前提，就是东亚的事务应当由团结起来的东亚共同体、东亚人民自己来解决，倘若不躲开“现代主权国家”的暴力及其与生俱来的领土占有的执念，和平永无可能。

听完陈光兴教授的介绍，在场许多女同学无不动容，纷纷夸赞起冲绳人民的无私无畏与悲天悯人。仿佛古希腊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扮演歌队的海洋女神们初次见闻普罗米修斯的遭遇时，这群无知少女们也无不表露出同情和怜悯，咒骂宙斯的残暴。当然，事后朋友告诉我，男同学虽然没动容，但是内心一样为冲绳人民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动不已。讲座结束之后，我好奇地向其中几位打听，究竟哪里值得她们如此感动呢？即刻我就被视为怪物，她们纷纷表示，这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难道还不值得世界上每个爱好和平的人效仿吗？我随即追问，那么我们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你们知道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近年来在对外贸易、对外援助中我们频繁提及的，绝不把自己的获利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基础上，这些难道不更令人感动吗？于是立刻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一样的。

可见，在陈教授的叙述中，“国家”变成一个多不可爱的东西，只会增添暴力，不能带来和平。可是，我们的女同学潜意识里也承认：拥有大国的权力和实力，却能行王道，不称霸，不殖民，和平善待他人，这难道不比一个虚幻的梦想更感人吗？

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何要批评“生活圈”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空想，以及真实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与历史和理论都有关系。首先去看一看冲绳的困境究竟从何而来。

历史：中国与冲绳的关联

在这方面，《冲绳现代史》相对而言还算客观些。谈到冲绳今日之困局时，虽然为数极少，但新崎盛晖毕竟讲到冲绳现状中的中国因素。比如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了执政权力，冲绳在地缘政治上才会显得如此重要，才会最终成为美军基地，在此之前，冲绳不过是块鸡肋，美国人也仅把冲绳看做丢弃破损装备，暂时疗养伤兵的地方。缺少远见和政治决断力，目光狭隘，判断力幼稚的蒋介石则索性两度弃之不要。换句话说，所谓冲绳人担心美军被赶去别处祸害他人，只是多余的担心罢了。现实是，你既不可能靠社会运动赶走美军，因为中国崛起的关系，美军也绝不会去别处。在陈光兴教授的通篇讲座中，他索性完全割裂了冲绳与中国的历史关系，美军基地仿佛从天而降，于是我们只听闻可歌可泣的社会运动和非暴力抗争，完全忽略了冲绳与中国的联系。

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回看历史，冲绳的命运一直以来都与中国的兴衰紧密相联系。举例而言，琉球王国的黄金时代，是在中国主导的海洋朝贡体系下，成为亚洲海上贸易中心的时代，尤其是向明王朝提供马匹和硫磺，为琉球带来巨大的繁荣；琉球的衰落，则与中国新的海外贸易线路的形成，以及开始大量进口美洲白银有关；被日本吞并为冲绳县与中国国力的衰弱有关；是鸡肋还是地缘政治要地，则与中国选择走上何种政治道路有关。如此，我们便要问，冲绳所遭遇的每一次命运的颠沛流离，无不牢牢地与中国捆绑在一起，那么如今来谈论解决冲绳的困境，怎么竟能抛开中国而独论呢？这岂不等同于拽着自己的头发飞上天？

理论：“生活圈”能超越“国家”吗？

新崎盛晖先生提出的“生活圈”与陈光兴教授的东亚共同体，虽不完全相同，学理上却颇为接近，两人现在都可算是亚洲文化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们对于冲绳面临困境的诊断并不全错，换句话说，他们对“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思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对于领土占有的执念，还是“国家”本质上内含的“战争—国债制度”、军商一体的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确实可以看作是今天世界摩擦、冲突和战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爱好与追求和平的初衷，但由于他们受制于自身身份的局限和视野的狭隘，给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并不可行的药方。最简单地追问，和平的“生活圈”怎么对抗西方“国家”的宰制呢？善良的“社会”共同体能抵御邪恶的“国家”吗？我猜陈光兴教授这条解决之道大概也适合于拿来为两岸关系寻求出路，如果没有“国家”而只有共同“生活圈”，两岸关系不早就解决了！所以“国家”乃是暴力的根源，但凡听到“国家”就浑身不自在，一遇“国家”立场必反，知识分子更是绝不能站在“国家”一边，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拼命绕开“国家”之后，最终他们都失去了面对冲绳真实历史的勇气，而一旦他们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水中月，镜中花，他们唯一可以贯穿始终的就仅剩同情和怜悯，无论是对于历史，现实还是将来，同情和怜悯固然不坏，但距离解决问题则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这套叙述中被遗忘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历史上所有的反帝斗争中，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最可歌可泣，同时又是最具有现实出路的。和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不建立在柔软的同情心上，和平同时对权力提出了要求。与其设想遥遥无期的“生活圈”、共同体来克服冲绳的困境，不如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不远的未来必将再次改变冲绳的命运。幻想以“生活圈”为基础来克服“现代主权国家”与资本主义帝国带来的暴力是根本无效的，一味地警惕或者仅仅片面地看到“国家”暴力的一面，以为只有“生活圈”、共同体等构想才能克服“国家”带来的永不平息的争斗，也是对新中国主权的一种误识。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本来就蕴含着对“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一次扬弃，既保留了主权国家优越的一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了朝贡体系的古代外交智慧。其本质从来就是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同时创造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一种世界秩序的新局面。时至今日，谁敢说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种空想呢？冲绳的困境要得以解决，舍此还有其它依靠吗？

所谓东亚的问题应当由东亚共同解决，这样的论述看似在强调中国的幅员辽阔，内部的多样化，可追问下去，是否东南亚的问题应当由东南亚共同解决，中西亚的问题由中西亚共同解决呢？这说法无异于解构中国，难道解构中国就真能带来和平了吗？难道数个强大的社会“生活圈”就能抵抗西方“国家”了吗？超越“战争-国债制度”、军商一体的西方“国家”所带来的暴力，可不是一个学院理论游戏，中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全方面的能力和潜力，才真正为数百年来这种超越西方国家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脚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