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账”也是中方的责任-文扬

上周《中日之争背后的文化账》一文，提出了中日之间在近一百多年历史中遗留下来巨大的“文化账”问题。

然而，这笔账之所以就这么白白欠下，并不像日本欠下中国的财富账、领土账、战争账等那样被屡屡提起，更不闻“清算”之声，持平而论，日本方面固然是责任方，但中国自己这方面的责任也并不小，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更大。

之所以这样说，出于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日本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否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中国甲午战败之后，得到了中国众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文化领袖的认同和呼应。最典型者如梁启超和鲁迅等人，他们都是在游学日本期间，受到了这种中日对比学说的影响，甚至直接受到美国传教士Arthur H Smith那本1890年出版在日本影响甚巨的《支那人的气质》一书的影响，从而有了日后他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犀利且激烈的否定性剖析和批判。

虽然，这种剖析和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着将铁屋子里昏睡就死的人们喊起来的作用，有着重新振作自强精神、激励尚武气概的作用，但在不自觉之中，也成了贬抑中国、高扬日本这种“明治话语”的传播者，相当于是协助了日本文化战略的实施和完成。

再者，“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归根结底是中国自身的一种现代化努力。不用说，如果中国人自己非要“砸烂孔家店”，又凭什么阻止孔家店东渡被日本人奉为日本文化的正统？日本人曾经说过，甲午战争归根结底标志了“明治维新”对于“洋务运动”的胜利；其实，中国五四以来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也标志了日本的文化维新对于中国文化运动的胜利。这一个文化上的大败局，让中国直到今天仍饱尝苦果。君不见，八十多年之后今天的“国学复兴”，其实只是把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日本人自封为东方文化的正朔、儒家传统真正的继承者，中国人基本上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默认态度，即使不愿承认，也已无力争回。

回顾历史，一百多年前，大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以及第二任公使黎庶昌，随员杨守敬等，都是科第出身，儒学功底深厚，能诗能文，令日本的同僚和汉学爱好者们甚为仰慕。正是依仗着正统儒学的雄厚背景，中国的官员面对日本官员时至少还可保有一些文化优势，甚至道德优势；尽管不通日语，也缺乏职业外交官的训练，仅凭借其人品才学，也能在复杂的时局中纵横捭阖一番。

例如19世纪80年代两度出使日本的黎庶昌公使，年轻时为曾国藩幕府中的“曾门四弟子”之一，道德文章受曾的熏染极深。驻日期间，访求散落在日本的中国古籍秘本，倾其数年俸禄，编印《古逸丛书》二百卷，取得了被中日两国所公认的学术成就。由于其诗文和学术造诣，黎在日本博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离任时“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以至曾有后人评说，如果甲午期间是黎公使在任，交涉决裂的局面或可挽回，战争至少会推迟爆发。

然而，中国在学术和文化地位上相对于日本的优势，自甲午战争之后就开始江河日下。尤其是在经历了从“技术不如人”到“政制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这个被近代史论者广泛认同的三阶段“反省”过程之后，曾几何时还犹如精神世界擎天柱一般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越来越暴烈和激进的革命党人眼中，转眼间就成了必欲摧毁砸烂的革命对象。

鲁迅的一篇白话文小说，就敢把中华数千年的仁义道德论贴上“吃人”的标签。陈独秀的一本《新青年》杂志，就敢把革命的任务定为“于政治上应揭破贤人政治之真相，于教育上应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之宪条是也。”继“政治制度之革命”后，中国革命的洪流毫不犹豫地径直冲入了“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这个“深水区”。

但反观日本方面，这一次却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向中国遣使取经，跟着中国人一起搞文化革命。自明治时代即确定下来的“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技）术”的道路被坚持了下来，以儒家道德观、伦理观为思想核心的《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始终指导着日本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施政。就在中国人将本国传统文化推上革命的祭坛付之一炬的时候，日本国土上却仍然飘荡着“望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和，朋友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如是，不仅可为朕之忠臣良民，亦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焉”这样的圣乐。

一上一下的结果是什么，不难想象，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就轮到中国人向日本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了。中国的革命领袖蒋介石，在游历日本期间发现了一件令他惊讶不已的事情：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咖啡馆、公园里，到处都看到有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的书。受到触动的他，回国后找来这方面的书一读，才知道中国还有阳明学，还有如此精妙且实用的大学问。

从此以后，就到处可闻“阳明在中国，阳明学在日本”、“朱子在中国，朱子学在日本”、“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类的说法，而面对这样的耻辱，几十年来一直忙于“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中国人似乎并不在乎，一付听之任之、自甘堕落的态度。

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人很长时间并不摸底。1972年日本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田中首相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解释日本的行为不是“为形势迫、为利所诱而采取的所谓献媚北京的短视政策”，更重要的理由却还是文化感情，信中说，“（我国）自古与中国斯文之交深远，国民大众敬爱同中国大陆之社稷苍生之情非同寻常。”

据说，此信最后的定稿者正是日本著名的“阳明学者”、历届首相的导师安冈正笃。为了避免刺激台湾，他特意在结尾处将“外交关系将终结”一句删掉，而借用了《尚书》中的用语，改成了“（日本）将尽自靖自献之至诚而善处”。

从《尚书》到王阳明，这个伟大的文化关系，只在中日两国之间起着作用。

自那时起至今又四十年，这期间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有远比过去更为紧密的交往和沟通，其他暂且不提，若还论两国的“斯文之交”、“社稷苍生之情”，比四十年前是更深了还是更浅了？中日之间经贸关系越是发展，两国民众相互之间的反感、恶感反而日益加重，其中有没有中国方面将中华文化传统丢失殆尽、两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早已荡然无存这个深层因素？

刚刚访问过大陆回到台湾的谢长廷，口无遮拦大嘴放话， “大陆根本没什么中华文化，反而台湾保留比较多”，此话真是对现实状况的一语道破？也是替日本说出了一直未公开发出的心声？

随着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激化，中日关系中长期以来被人为遮掩和淡化的深层问题也都逐渐暴露了出来。两国百年来的这一笔文化账，以及中国人自己欠下自己的文化账，都绝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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