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在上涨，结构调整显初效-李稻葵

现在不管是媒体，还是学术界和国外同行的评价，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根本没有进展，甚至有人认为是开倒车。

经济失衡的两个表象，无非是贸易顺差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外贸顺差的顶点是8.8%，去年降到了2.53%。经常账户的顺差，最高点是10.13%，降到了去年的2.8%，明显低于4%，这是在当年的G20会议上提出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国政府没有敢承诺。资本账户的顺差同时下降，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的升值的趋势。

外贸顺差从2007年开始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6%，其原因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平均来看，2008年到2011年，每年下降的1.61%的外贸顺差，其中的0.56%是由消费率的上升带来的，1.05%是由投资比例的上升带来的，这恰恰组成了外贸顺差的下降。

统计局的数字表明消费率还在下降，每年继续下降，降到了去年的33%。但其实我们发现，统计局在居民消费的统计上面存在系统性的误差。

一是样本的挑选有一定问题，挑选的3万多家庭，可能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家庭。

第二是抽样家庭的记录恐怕也有一定误差。中国人在消费问题上比较谦虚，不太愿意多报自己的消费。所以必须要重新构建消费的数字。

李稻葵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演讲

那么，怎么构建新居民消费数据体系呢？从社会零售总额出发，加上居民服务类消费，再加上居民自产自用的消费，减去建材，再减去社会集团，包括央企、国企和政府在零售市场的采购额。这才是比较实际的居民消费数据。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平均每年上涨0.5-0.6%。

如果说居民消费上升了，是不是因为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完善了呢？是不是新农合推出以后，老百姓更敢消费了呢？假设新农合覆盖的家庭完全把自己的收入纳入消费了，会有什么影响？仅仅能解释0.13%的消费上涨，几乎是微不足道。我们认为消费的上升不能用社会福利的改善来解释。

是不是居民的储蓄率下降？是不是同样一笔钱，居民更愿意消费了呢？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发现从样本期间，2008年2011年，消费率确实在上涨，但上涨幅度有限。答案很简单，一定是老百姓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一定是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上升。2010年的消费刺激政策的影响，我们也做过计算，影响也是微乎其微，10%以下的影响。

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居民收入会上涨呢？劳动收入的上升，居民消费是上涨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逆转。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剩余劳动力将会出现枯竭，即将枯竭的时候，劳动工资将随着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居民的工资会上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上涨，一个U型的曲线将会出现。从2007年开始，到2009年，的确是上涨了。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停止了下滑，开始上涨。这个数字在2010年又下降了， 2010年出现了巨大的统计口径的变化，2010年开始，统计的对象将规模定义提高了，从以前的500万上升到2000万。以前是500万以上的企业开始调查。一些小规模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在样本之内。在我们看来这个统计口径的变化完全能够解释2010年的微弱下降。

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回归里面，将各个省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各个省的劳动份额和其他因素进行比较，最稳定的变量就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完全能够解释消费的上涨。这是基本的解释。

为什么劳动工资在上涨，工资率在上涨，到底发生了什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底剩多少？ 2004年蔡昉认为2004年我们国家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出发，将城市每年的人口和农村人口数字的变化，再按抚养比计算，套算每年进入城市打工人数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从1.5亿下降到2011年的2600万到4700万之间。我们一年产生的就业在1000万到1100万之间。这样一个数字，再过一两年就会消耗干净，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会消失，工资还会上涨，消费还会上升，外贸顺差还会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最基本的结论。

综上所述，结论有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调整的迹象和趋势。我们是非常精确定义结构调整的，一个是对外经济的再平衡，一个是国内消费的逐步上涨；

第二，核心证据是重新计算的，是居民真正的消费量，我们发现它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上升；

第三，调整的机制，2007年开始的居民消费上涨不能归咎于短期政策的发力，主要还是由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结束的市场机制，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工资率开始上涨，劳动成本上涨，企业对外竞争力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涨，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出现逆转。这一系列的结果都带来了消费上涨。

**注：**作者李稻葵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本文经《观察者网》编辑韦振勇整理自李稻葵于“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之演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