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诺贝尔握手新中国文学-林凌

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个绝对“古怪”的事情。古怪不是指拿奖本身，而是围绕着莫言拿奖的各种言论，以及如何诠释这一事件的莫衷一是。

按照一般经验，诺奖颁布，历来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莫言拿奖的特点是，似乎没有一方是完全满意的。说来也是，莫言是个体制内作家，党员，前不久还亲笔抄写过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崔卫平、艾未未们义愤填膺地跳起来说：“这个助纣为虐的世界啊！”“这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侮辱。”对于官方来说，也不是没有尴尬，莫言的写作标准堪称泥沙俱下，难道要说莫言拿奖是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伟大胜利”吗？政府毕竟不是作协那帮吃干饭的。小说家们倒是欢欣鼓舞了，仿佛从中看到了文学超越政治的神圣性，看到了“纯文学”复兴的希望，唯一的麻烦是，谁都说不清莫言的“文学性”到底是什么。政治正确者一时也没了方向，只好牵强空洞地表示“获奖也是诺贝尔委员会全球格局下的一个大战略，是对中国崛起的肯定。”

古怪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好事。依着黑格尔的说法，这意味着事件走到了人们理解力的前头，超出了当下人们理解的范畴，让这些个平时自以为手握真理的人们丧失了良好的自我感觉，被迫奋力去追赶真实的世界。

正所谓名正而言顺，莫言获奖的意义到底怎么讲出来？需要大历史观！

比如莫言作品责编叶开说，“莫言获奖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肯定”。这话几乎全错，因为莫言是个“当代文学”作家，是个标准的新中国作家。有人会说，新中国的建立是个政治事件，适合拿来切割文学史么？需要这么较真么，有区别么？这里面区别大了。让我把话稍微绕远些说。

莫言爱写长篇小说，其最大造诣在长篇小说的经营上，可谓才华横溢，有时更是下笔不加节制，汪洋恣肆。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当属鲁迅，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总有些奇谈怪论，认为鲁迅称不上伟大，因为鲁迅不会写长篇小说。我想这些人，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专家还是学者，对于鲁迅的理解大致上也就停留在高中生水准。鲁迅对于文学形式的自觉是中国作家们至今难以企及的，他写过论文，尝试过现代诗，创作过短篇小说，第一个发明抒情诗，并创造了自觉的杂文写作，在其写作历程中，鲁迅并不是无意识地随便选择文体，而至始至终是在选择一种最适合表达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学形式。鲁迅对于民国的绝望决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文学与这个时代一起“速朽”，所以才最终选择了“杂文”，长篇小说与生俱来的史诗性意味着，与其说是鲁迅不写长篇小说，不如说是那个只有果粉才会怀念的时代逼迫鲁迅拒绝了长篇小说这种写作形式。

鲁迅倒也不是没有动过写长篇小说的念头，在他晚年的杂文中，他常常提到“远方的人们”，想为长征的红军写一个长篇小说，鲁迅显然敏锐意识到了某种史诗性的存在已经出现，才会有此念想，可惜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由此可知，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的诞生，是与中国革命以及左翼思潮的介入密切相关的，更是集中出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因而视左翼为仇敌的民国本身根本不配享有好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莫言的写作风格继承了鲁迅、郭沫若等老一代作家写作的一贯作风”，此话颇有见地，可也只说对了一半。我们不妨说，莫言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上，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通三统”，因为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者不难发现，莫言身上既有现代文学的沉淀，也当然受到革命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深深扎根于民间与乡土，记录着历史的深沉与苦难，因而抄写《讲话》也绝对是心甘情愿、发自真心的；同样，莫言的小说也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所取得的新成就，特别是文学“八五新潮”之后，寻根文学和先锋派作家们在美学与形式上的不懈探索。

无论是否自觉，莫言都是在寻求以自己的表达风格和文学形式，来承担和背负起新中国社会及其文学的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沉重的命运。他未必那么执意于书写史诗，但在其作品的叙事构造中，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告别革命后的历史现实，都找到了自身的形式与道德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妨说，新中国文学也在历史条件的演变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存在形式，它曾经找到过赵树理，找到过柳青、丁玲，找到过浩然，找到过改革文学、现代派、寻根文学或者先锋派，一路裹挟着历史的沉重环节，在当下找到了莫言和许多其他优秀的作家。

莫言的写作风格是意义非凡的！与过去任何情况不同，莫言的获奖不是靠摇尾乞怜、讨好他人获得的，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即便在身份上有种种不利因素，莫言小说丰富而深刻的美学形式，彻底打破了陈腐而偏见的评奖标准，让西方人心悦臣服，不得不抛开了他们的政治偏狭，对小说本身顶礼膜拜起来，虽然他们也未必了解这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存在着一种文化意识的逆转，评奖者丧失了他的高傲和优越感，虽然他自己都并未意识到。莫言的小说一方面是新中国伟大文学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与可能。壮哉，新中国文学！

让我们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莫言获奖是件古怪的事情呢？因为这是一件全新的事件！难道仅仅是文学需要新的形式么？新中国的崛起在眼下不正需要在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新的政治形式、新的经济模式、新的文化意识么！新中国发展到今天不正在寻找自己的中国模式吗！倘若如此，那就绝不能削足适履，去迎合什么西方的标准和口味，也不能一味沿用旧有制度，不思进取。

莫言的成功，乃是新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自我创新的被认可，无论我们高估一些——说他继往开来，或者低估一些——说是一种通向更辉煌的过渡，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像莫言这样的“体制内”作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小国瑞典翻译得过来么？翻译以后理解得了么？是否理解对我们还重要么？问题不在于终于到了中国人拿奖的时间，正如我的一个朋友萧武说的，也是到了中国人来设奖、颁奖的时候了！文化自觉的中国，应当自己来评判什么是好文学；政治自觉的中国，也应当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好体制；就像中国模式一样，也该到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