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酒国”的诺贝尔之夜

题记：你说的一切诞语都将是莫言的素材

今晚，文学专业的人终于有事情做了。现当代文学，这个当代最脱离人民群众，最自娱自乐的专业，却因为姗姗来迟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总算有点奇货可居。文学家可以写文章、发评论、谈文学史、谈审美观……文学女们至少也可以给理工男友扫扫盲——你读过莫言吗？

可是，NO，上网一看，原来扫盲也轮不到文学系的。今晚网络上，人人都是文学评论家。莫言获奖对国人真是难得的方便，这大概是第一次，获奖者的作品大部分中国人都看过。没看过小说，还没看过电影吗？翻译家黄昱宁长舒一口气：“总算有一个诺贝尔之夜，我可以安稳吃完一顿饭，不用接一个电话提供哪位外国文学专家的联系方式了。”写评论的人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先介绍一通作者作品。过去我们听见诺贝尔颁奖，就好比听说远方有女姿色绝代，慕名前去观瞻，看不懂还着急，这回竟然是自家老婆上了台面，一时七嘴八舌，好不热闹。

我们都是莫言专家。何止专家，我们比评委还要评委。意见领袖们早就投了反对票——莫言你能和索尔仁尼琴相比吗？你蹲过小黑屋吗？你反对过体制吗？村上春树反对高墙，可你撞过墙吗？所以你肯定不能获奖。

然而现在莫言竟然获奖了，之前的反对者未免有些悻悻。脑袋转弯慢的如赵楚继续诅咒了一整夜，但更多意见领袖犹豫了，因为诺贝尔奖自身是不该被攻击的，就像美国大使一样，必须被维护。所以门户网站纷纷捧出莫言的小说《蛙》，强调这是反计划生育的小说，貌似在找公知的G点。著名如贺卫方教授，一边说对莫言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到遗憾，一边也只能暧昧地表示祝贺。这时的公知们反而没政府决然，后者我行我素，该反对时候反对，该支持时候支持，第一时间在新闻联播发消息。只有崔卫平教授算得上前后一致，在宣布获奖的同时于微博上愤然掷声：“这个助纣为虐的世界！”

话说崔教授与莫作家的梁子是几年前结下的。当时，崔教授在索尔仁尼琴式的自我想象之下，以令人钦佩的执拗精神给她认识的所有名人打电话，要他们一起签名声援《形而上学的迷雾》的作者。有人接受有人拒绝。小枫大师的理由是说自己眼睛不好所以不知道网上的新闻。莫言就直白多了，说有更急的事情要办。什么急事？那年下罕见大雪，农民家房子塌了，猪舍毁了，莫言说：有比这更急的事吗？要我看，崔老师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惜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只觉得自己关心的事情才急，别人的急事都是浮云。

莫言这个农民的儿子，正因为有农民的执拗，才能写出有特色的作品。张旭东教授去访问莫言，回来后说莫言真是懂农活、懂牲口，能从人身上看到猪性、马性、驴性，说起来头头是道，让张教授乐不可支。所以《生死疲劳》里，公猪窜到树上看月亮，这是莫言才有的荒诞抒情。

猪上柳梢头，我这样写会让没读过的人误以为莫言作品有几米漫画的轻盈范。不，这头猪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地主投胎而来，一路转世做驴做牛做猪做狗，历经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革、改革开放，死不完，活不够，厉尽中国村镇风雨。你看，我这是在给意见领袖们找安慰。你们现在可以称赞：莫言一直在批判土改、大跃进、文革等等等等，反正你们也看不懂别的。严锋副教授早就在帮他们找安慰了，严锋一遍遍呼喊：你们看过他小说没？他的反贪腐小说《酒国》，他的预见官民冲突骚动的《天堂蒜薹之歌》，哪一个不是批判现实？

好吧，我猜，以后公知们要么会要求莫言以诺贝尔身份继承“迷雾”中未尽的事业，整天玩批判；要么呢，如果莫言不从，他们就可以讲述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怎样被中国体制一步步毁掉的故事。我看多半是后者，因为看看莫言狡谲的眼睛就知道，知识分子一向拗不过这个农民式作家。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的农民，他是农村知识分子。出生中农家庭，文革时候辍学，1976年当兵。在军队学习深造工作，20年才转业。乡下孩子能走的路他都走过，他体验着世界的变化，他本身就是变化的世界的产物。他能够把刻在他身上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他自身就是文学身。文学是处理情感的活动，莫言这一身，不知要牵动多少时代情感。

获奖首先牵动的就是1980年代的那批文学人。那时中国打开国门，放开眼界，使我们获益至今。问题是，因为太长时间不见世面，就容易把世面捧上天去，一切都想着和世界接轨。文学尤其首当其冲。“世界”的姿态原本低落，有泱泱中国来崇拜，一下子就有了自我，高昂起头。从此有数亿儿女翘首以盼诺贝尔。1981年高行健写了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同代作家们拜倒在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等现代派小说面前，费尽心思雕磨炫技，拓展所谓内心想象力，确实拓展了我们的文学能力，可惜越来越不接地气。到1990年代，一群学院里出来的缺少艰苦工作经历的年轻人创造了先锋文学，一举占据文坛。莫言也不例外。《红高粱》的时代，正是马尔克斯横扫中国文坛的时代。不过莫言一代毕竟还有地气，和残雪们一样，借用新形式来处理历史经验。莫言不像韩少功、张承志一般理想主义情怀四射，却别有一番中国式中农魅力。

眷恋1980年代春天气氛的人们当然要为莫言获奖欢呼，仿佛这就确认了他们的时代不是泡沫。在1980年代上大学的严锋感叹：“在此激动人心的时刻，我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80年代，和那个时代星光灿烂的作家群体，莫言就是他们的一员。莫言的创作，一直坚持着从那个时代觉醒的人道意识，民间立场，悲天悯人的情怀。莫言的得奖，也是文革后重生的中国文学的光荣。”其实文革后的文学只重生到一半，脊梁骨一软，又瘫了。莫言偏偏手写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不受今天多数“高雅”知识分子的待见，也确实有自身问题。但恰恰是讲话中的精神，使得普罗大众也有了写作的权利，使得农民的子弟也能普遍接受教育。今天公知们的非议只能证明，《讲话》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磨灭的基因。

要是早10年，获奖一定会让更多人热泪盈眶——终于走向世界，终于登上缪斯巅峰！可是现在呢，环眼四周，大部分人真没那么激动。毕竟中国早不是“世界”的门外汉，中国自身成了外国人向往的“世界”。诺奖不给中国，貌似过不去。最重要的是，新一代的趣味毕竟不一样了。青年人的文化负担没上一辈那么重，也没必要去给1980年代上太多香。他们也为莫言获奖高兴，更爱用各类笑话来表达这个高兴。比如：记者问主席获奖者叫什么名字，主席用英文回答：“can’t say”。记者问：到底叫啥名字？主席回答：不是告诉你了吗，就叫“can’t say”？（原创：青年作家马伯庸）。再比如：莫言收到短信提示，“恭喜您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为100万瑞典欧元。为了办理领奖手续，请先汇人民币10万到农业银行福建分行。”后一个笑话莫言会非常喜欢。他的小说《酒国》以魔幻的手法描绘了风云变换、如梦如癫的90年代中国城乡大地。而生活可以比他的小说更诡谲。微博今天的搜索词第一名竟然不是“莫言”，而是一桩淫照事件。所以严峰们或许还是有些胸闷。如果明天“莫言”变成第一，他们会不会再欢呼一次？

莫言会很喜欢现在这一幕，这就是他眼中的厚重的荒诞，就是他可以敷衍编派的写作素材。几位公知因为莫言参与手写《讲话》却不参与攻击体制而愤怒不已喋喋不休，我想这也会成为莫言的素材。莫言与大江健三郎对话时候曾说过，作家应该像这样一个角色：“我是唯一一个出来向你报信的。”而今天，我猜测，你所说的每一句奇话都将被莫言记录。莫言的国度里已经为你留下了位置。

文学奖毕竟比和平奖有操守。和平奖评委都跟张艺谋《英雄》里的秦王一样，盯着一个斗大的“剑”字半天，然后顿悟说：“我看明白了剑的真谛，剑就是和平！”然后就把和平奖发给持剑的奥巴马、藏刀的大喇嘛以及一切能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欺骗的人。获文学奖则必须有文学类作品。哲学家罗素获奖也得凭籍《婚姻与道德》这样的带感作品。仅仅凭借一部《形而上学的迷雾》这样的文人式哲学著作，无论如何得不了文学奖。

度过欢乐之夜，览过舆论众生相，我必须得说，真正严肃的声音还在后面，在寂寞处。莫言自己还没有发言，他的同路人还没有发言。今晚的短暂采访中，莫言只说明晚要在家煮顿饺子做庆祝，这个回答体现了他的平淡心。同路人们有力而稳重地向他道贺。获奖的意义只在于重新引起讨论，不是把莫言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陈列品，而是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莫言去年时候说的对，获得奖项也不算什么，没获奖的作家也可能很优秀。（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就果断认为莫言不如韩寒，这是我今晚听到的最大微博笑话。）而我呢，想起了莫言的老乡张承志。

不知道这些天张承志还在不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一个月前他把10万美金稿费悉数捐给被以色列高墙压迫的巴勒斯坦人并对衣衫褴褛的难民们做兄弟般的演讲。对这种事，媒体和公知恐怕连骂的兴趣都没有。公知们一起追捧村上春树的一段演讲：“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要知道，村上这段演讲恰恰是跑到以色列领奖时候做的，就站在以色列人建立的高墙下。张承志真正站在了鸡蛋一边，站在被以色列高墙肆意切割封锁的巴勒斯坦难民一边。

莫言、韩少功、张承志们共同构造出文学的大地与火山，共同恢复着真正文学的力量。至于诺贝尔奖，“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2012年10月12日凌晨

作者余亮，文理双学历，资深情怀党。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更多余亮的文章请访问   余亮专栏